韩爱晶（1945年9月14日—）江苏涟水县人，原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韩爱晶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曾于1967年7月9日组织、参与揪斗、殴打彭德怀；1979年，因反革命等罪行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韩爱晶出狱之后在湖南省株洲市某兵工厂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该厂驻广东省深圳市办事处，后入一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2003年内退。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要求严格而不失疼爱；但韩爱晶却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求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后又成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同其他几位“学生领袖”一样，韩爱晶在1968年7月以后的派性武斗中，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后，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强制实行联合复课闹革命；从此，韩爱晶走下了政治舞台，同年底，他被羁押，交待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

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1987年，韩爱晶在狱中接到“通知”：他仍然按照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并要求单位对其“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中要妥善安排”；出狱之后的韩爱晶被分配至湖南株洲兵工厂工作，后调至深圳，入某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2003年内退，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 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他一夜之间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同志；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总理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1967年3月31日和4月初，叶群、戚本禹先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授意他‘打倒“几位老帅。戚本禹还给了韩爱晶一首语言隐晦的反动诗，诗中有所谓：“黑魔”、“白虎”等字眼。韩爱晶自然是心领神会：“黑魔”是指谭震林，“白虎”是指陈毅。于是就开始了“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反革命行动。他说：“几个副总理问题，北航落后了，被动，在这个问题上要抢在前面。”

为此，他一方面指使北航“红旗战斗队红一连”和专门成立的“尖刀连”，负责搜罗、编造、印制诬陷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的材料；一方面于4月4日、12日以“北航红旗”名义连续发表所谓《严正声明》，并大肆散发，煽动“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为自己的历史记录下了最肮脏的一笔：在一个所谓的小型“审斗会”上，他们一伙批斗功勋卓著、身陷囹圄的元帅彭德怀同志（1966年，彭德怀同志担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被王大宾等非法强行揪回北京）。

韩爱晶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恩来总理传达的“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亲自带头对彭德怀进行逼供和殴打！

他们逼迫彭德怀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正不阿的彭德怀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等人竟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5、10根肋骨骨折，肺部受严重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继续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1990年，韩爱晶对当年“围攻、批斗、毒打彭德怀元帅”的行为表示所谓“悔恨”，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截至1967年8月份，“红一连”和“尖刀连”先后罗织编造、印制了题为《打倒徐向前》、《叶剑英罪状》、《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等大批传单和文章达56万多份，在全市、全国散发。在这些《声明》、传达的文章中，分别诬陷陈毅“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徐向前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当了“叛徒、逃兵”；叶剑英“是个逃兵”，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刽子手”，从而把“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推向社会。

1967年10月以后，随着“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各地红卫兵陷于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中。为了控制北航，韩爱晶对中共北航委员会副书记周天行进行了有预谋的诬陷和迫害。他说：“不打倒周天行，北航的历史没法写”，“周天行挡不住，有大半干部都要上来，第一把手谁当，解决不好不放心。”

为此，1967年12月16日，韩爱晶下令将周天行“隔离审查”，并由自己亲自主管周天行专案组。在“隔离审查”中，诬陷周天行是“政治骗子”、“叛徒”、“特嫌”；又罚站、毒打、“连轴审”，致使周天行身心受到严重折磨，与此同受诬陷的还有北航党委副书记程九柯。

此后，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又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同志，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领导同志；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随着高校造反红卫兵中各派别的崛起，红卫兵组织之间开始打起了派仗，派仗发展为武斗，许多地方发生流血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高校里的正常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动荡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想稳定局势，而稳定局势，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高校中造反的红卫兵有所约束。

毛泽东稳定高校的办法，是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做打派仗和武斗的红卫兵两派的工作。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抵制，在清华大学甚至发生了红卫兵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决定找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韩爱晶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自然是被通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人。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

这次谈话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都战战兢兢，知道自己闯祸了。

但是，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手下留情的。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些20多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还是十分爱护的，认为他们是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批评他们应该，但不必过分追究。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之后，就把话题转了。

韩爱晶是有心人，知道毛泽东、林彪等人这次谈话对自己今后命运十分关键，因此他边听边记，拼全力把谈话主要内容记下来。由于韩爱晶用心最多，因此，他也是参加谈话者中，记录最多最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次谈话后，包括韩爱晶在内的红卫兵领袖开始逐渐被冷落了。毛泽东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在北航传开了，与“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红旗”派首领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散，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反对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噪声中，他不再多露面了。

当时，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蒯大富最受人注目，因此，在此时也最招风。这样反而使韩爱晶减轻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盯住他的，只有北航那些同他对立的人、一些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另一方面，“中央文革”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力保的，在方方面面替他们说好话。这就使惹了大祸的他，在短时间内毫发未伤。

但事情是变化的。就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以为躲过一劫之时，在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个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他们想借“文革”之机“揪军内一小撮”，这引发了极大矛盾，在武汉也发生了大的动荡。这个事件引起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毛泽东也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员起草的八一社论，提出：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话传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们赶紧“丢卒保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抛了出来。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五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开始被注意了。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这些向他们发难的造反组织又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小爬虫”的代名词。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把他们揪了出来，不光进行批斗，还把他们关押起来。他们被勒令交待问题。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

韩爱晶也被揪了出来。他多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随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纷纷提出要追究那些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的责任。红卫兵五大领袖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他们是作为反面人物进入人们视野的。

韩爱晶自然不能避免。在1977年，就有许多人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要重新审查韩爱晶在“文革”中的问题，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此后，陆续有许多人向中央和北京市委提出这类问题。中央和北京市委对韩爱晶进行了重新审查。1979年，韩爱晶被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3月16日，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经三十大几岁了。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他并没有结婚。可是，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韩爱晶却收获了爱情。在这里，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这个四川姑娘给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爱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唐格木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唐格木的朋友、难友们，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些北航老同学们一起请韩爱晶吃饭。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就南下到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工作单位去了。

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