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1918年11月—1997年11月10日），原名项德崇，福建省连城县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早年随父亲项与年从事闽浙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开辟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为抗日救国，几经辗转，于1941年春，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1941年9月18日，出任建阳县政府首任财经科科长，为创建抗日新政权，开展敌后根据地的财政建设，打破日伪经济封锁作出重大贡献。1942年2月，先后任阜东县县委秘书、县委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盐阜五分区、十一分区财经处处长。1949年2月，赴皖中开辟新区。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共青团华东局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党的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项南（1918-1997），原名项德崇，福建连城人。从小受革命家庭的熏陶和中央苏区环境的影响，11岁任文坊少年先锋队队长。1930年起，随做中共地下工作活动的父母先后在南京和上海半工半读。其间发生的“九一八”、“一二·九”等重大事件及父母的被捕、生活的贫困，强烈地震撼着少年项南的心灵，激发他阅读进步书籍、积极寻求革命真理。1937年，在福建长乐县组织“明天剧咏团”，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在顺昌县发起组织“顺昌抗敌剧团”并任团长。1939年1月，在闽清县政府任战时民教工作队队长，开办农村夜校和街头讲座，运用戏剧宣传抗日救亡。1939年10月，任广西桂林苗圃主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理事、成达师范教员。1941年3月，由香港几经辗转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由中共华中局分配工作。1942年至1945年，先后任阜东县政府秘书，中共阜东九区区委书记，阜东县委宣传部部长，苏北第五分区专员公署建设处处长等职。1947年至1950年，先后任苏北第十一分区专员公署财经处处长，中共东南县委副书记兼东南县支队政委，青年团皖北区工委副书记、青委书记等职。

1951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中共安徽大学支部书记。1952年，任共青团华东工委第二副书记。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57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为团的建设和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血，在努力培养青年高尚道德品德、提高文化素质、动员青年向科学进军和增进与各国青年友好了解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为推动团的建设与青年工作提出了许多有胆识、有价值的改革意见。由于在团中央三届三次全会上提出过“改进青年工作的十点建议”被诬为“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点名批判，错误处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得知此事，觉得对项南处理不公，据理说“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闻悉此事，也与谭同感，于是出面表态：保留党籍，调农场劳动。邓当时的巧妙表态，既绕过了政治“暗礁”，又挽救了项南的政治生命。1961年，调任八机部办公厅副主任，后任农机局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0年5月恢复工作后，历任一机部农机局局长，一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1979年2月，任农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把自己的专长学识和全部精力致力于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技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机化的战略性意见和发展村镇“五小工业”为农机积累资金的思路。参与组织第二、三次全国农机化工作会议，为农机工业的发展、农机化体系的建立、落实农业机械化的方针和农机行业的国际交流、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农业机械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80年，项南调福建省工作，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福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项南在主持福建省委工作期间，团结带领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结合省里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开拓性思路。亲自动笔撰写理论文章和省报社论，宣传改革开放，更新观念；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针对福建山多海多地少的特点，果断地提出改变福建落后面貌，必须利用山地以发展果木及经济作物、利用海水和滩涂以发展捕捞及养殖的“山海经”战略；提出和组织实施了修建厦门国际机场和水口水电站、引进全自动程控电话等改变投资环境的“十大建设”，支持和鼓励为国有企业“松绑放权”，为福建改革开放、经济的崛起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针对全省底子薄、基础差的状况，大胆提出“乡镇企业打头阵”，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植乡镇企业，热情赞颂“乡镇企业一枝花”，使乡镇企业在短时间内得到蓬勃发展，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和排头兵；强调智力开发，以智取胜，推进山区和沿海两条线建设；针对福建侨乡特色，十分重视落实华侨政策，大力加强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关系与合作，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形成了侨胞踊跃到闽投资办厂、办学的大好局面；十分重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1984年，邓小平到福建视察，项南建议把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建议将沿海城市全面开放。邓小平回京后，中央很快作出了决定。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厦门特区扩大为全岛。项南还十分注重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亲自总结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努力建设文明窗口、文明城市；热爱群众，深入基层体察民情，足迹遍布八闽的山山水水，深受福建人民的爱戴。在为促进全省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在福建任职期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福建省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为福建各项事业的发展及厦门特区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退居二线以后，仍积极投身于扶贫济困、职业教育和老区建设事业。1989年后，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席顾问等职。矢志于中国的扶贫事业，经常深入冀、鲁、闽、皖、苏、赣、陕、甘、宁等老、少、边、穷地区调查研究，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脱贫致富方案，为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作出了贡献；由他参与发起的《发达地区干部支援贫困地区》的倡议，为扶贫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为贫困地区引进开发项目、开办扶贫开发培训中心和职业学校及培养技术骨干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争取港澳台友好人士的资金和物资扶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受到中央的表扬和各省的欢迎。

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项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被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1997年，列席中共十五大。

1997年11月10日，在北京逝世。

项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忠诚党的事业，忠于人民。一生坚持真理，为人坦率正直，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宽容大度，生活节俭朴素，不搞特殊，严格要求子女和亲属，处处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道德风范，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

项南一生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光明磊落，清正廉洁，宽容大度，生活节俭朴素，不搞特殊，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他严格要求子女和亲属，处处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位共产党人、一位人民公仆的真实榜样。（《中国纪检监察报》评）

项南平易近人，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搞特殊化。他到福建上任时，为了不惊动省里同志，以先派秘书去为借口，自己悄悄坐上南下福建的列车。当省委办公厅一名接待处长去接项南秘书时，没料想接到的却是项南本人。项南到福建后，每次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与随行人员、新闻记者和当地领导一起乘坐一辆中巴车，边走边看边听汇报。到基层调研考察，他提出“约法三章”：一、不允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二、不允许摆宴席；三、不允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个规定到他离开福建时也没有打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