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济纳汉简》是2005年3月由广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由魏坚主编，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整理而成。

额济纳汉简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9年至2002年间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清理时出土的，共采获五百余枚，简牍之释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谢桂华先生、中国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先生、内蒙古师范大学白音查干先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先生合作完成。这是继1930年至1931年间发现第一批居延汉简及1972年至1982年间发现第二批居延汉简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发现。其形制有简、两行、牍、柧、楬、封检等，存二件较完整册书，其一尚系有编绳，保存了册书的原貌，尤为可贵。

经过我国文物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近一年的整理，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出土的一批汉简研究最近获得许多重大发现。

这批额济纳汉简是1999年至2002年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额济纳旗汉代居延遗址发掘出来的，总数达500多枚。

据参与整理的白音查干、特日格勒等介绍，收入《额济纳汉简》的简牍，大致分为书檄、簿籍、律令、检、其他等5大类，各类下又细分数小类：书檄包括诏书、上行文书、下行文书、视事书、病书、府记、官记、私记等10小类；簿籍包括被兵簿、钱财出入簿、日迹簿、计簿、吏奉赋名籍等12小类；律令包括烽火品约、士吏行政规范等3小类；检包括实物检、文书检等3小类；其他包括历谱检、术数检、人面像等。

由于《额籍纳汉简》和居延《旧简》、《新简》，均是从汉代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所以，无论就文书的内涵，或者简牍的形制，总的来说，基本相类，或互相印证，或互为补充。《额济纳汉简》以行政文书居多，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尽管《额济纳汉简》和居延《旧简》、《新简》在宏观上具有基本相类的一面，但在微观上又能推陈出新，不仅内涵颇为丰富和精彩，且在简牍形制上亦有新的突破，亦不乏新史料，如王莽登基诏书、分封单于诏书、行政条例等皆属首见；涉及历史地理的从泾阳到高平等地的驿置里程簿可与前此所出居延汉简驿置里程相比对；有关名籍、债券契约等亦多异于旧简。《额济纳汉简》的出版，为研究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特别是新莽时期的政治、军事、法律、汉匈关系和居延边塞屯戍、社会生活等方面，均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或者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或者补载籍之阙，极具研究价值。此外尚见《晏子》、《田章》及《苍颉》、医方、日方等残简，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亦具有参考价值。

其形制有简、两行、牍、[木瓜]、楬、封检等，存二件较完整册书，其一尚系有编绳，尤为可贵。其时代以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者居多，最早纪年见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晚者见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若从字体考察或有极少东汉中期物。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甲渠候官第十六隧发现的一完整册书，共有八枚简，保存了册书的原貌。

此外尚见《晏子》、《田章》及《苍颉》、医方、日方等残简。

《额济纳汉简》是继1930至1931年间发现的第一批居延汉简、1972至1982年间发现的第二批居延汉简之后，居延汉简的第三次重大发现，共有汉简500余枚，极具研究价值。居延遗址是我国重要的大型考古遗址之一，属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背景使该地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

“居延”在匈奴语中是“天池”的意思，《尚书·禹贡》又道：“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这里所说的弱水上源自今甘肃山丹河，后与黑河合流，至入内蒙古境乃称额济纳河，最后流入居延海—古称居延泽。

额济纳汉简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9年至2002年间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清理时出土的，共采获五百余枚，这是继1930年至1931年间发现第一批居延汉简及1972年至1982年间发现第二批居延汉简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发现。

简牍的释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谢桂华先生、中国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先生、内蒙古师范大学白音查干先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先生合作完成。这一课题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第一批居延汉简

即著名的“居延汉简”。这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要成果。考察团团长由中瑞双方共同出任，考察团成员由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考察成果由双方发表。考察团的考古学家有瑞典的贝格曼和中国的黄文弼。黄文弼先生曾在楼兰土垠遗址发现汉简72枚，而贝格曼则在居延地区掘得汉简10200多枚，是有史以来出土数量最多且内容十分重要的一次重大发现。

第二批居延汉简

又称“居延新简”。为了与上世纪30年代发现的“居延汉简”相区别，我们把1949年以后在该地区发现的汉简统称为居延新简。居延新简的大宗是1972―1974年间在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关三个地点发掘的。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出简7944枚，第四隧出简262枚，肩水金关出简11000多枚，总共20000多枚。这是居延汉简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数量相当于上世纪30年代出土的两倍，而且内容丰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就有70多个。

第三批居延汉简

1999、2000、2002 三年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发掘，地点分别是沿额济纳河流域、从金塔到额济纳河下游居延海大约250千米的地段的第七隧、第九隧、第十四隧、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隧和察干川吉烽隧7处，掘获汉简500余枚，其中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称“额济纳汉简”。

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在王莽秉政及统治时期出现急剧的恶化。新莽在发兵徼讨匈奴知单于的同时，施以分匈奴为十五单于的政策。这段史实很重要，但史籍中记载约略。额济纳汉简第九燧十二枚简文，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信息，包括分封史事的工作细节等，印证了王莽实施徼讨匈奴知单于方略是彻底失败的。

序——李学勤

《居延考古的新里程》代序——林澐

《额济纳旗汉代居延遗址调查与发掘述要》——魏坚

《额济纳汉简概述》——白音查干等人

《初读额济纳汉简》——谢桂华

《额济纳汉简法制史考》——李均明

额济纳旗出土汉简图版及释文

额济纳汉简综合索引

参见附图。

额济纳汉简中发现有纪年简27枚，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到建武四年（公元28年），时间跨度87年，为额济纳汉简的年代范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额济纳汉简》以行政文书居多，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尽管额济纳汉简和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在宏观上具有基本相类的一面，但在微观上又有自己的特点，不仅内涵颇为丰富和精彩，且在简牍形制上亦有新的突破，亦不乏新史料，如王莽登基诏书、分封单于诏书、行政条例等皆属首见；涉及历史地理的，从泾阳到高平等地的驿置里程簿，可与前此所出居延汉简驿置里程相比对；有关名籍、债券契约等，亦多异于旧简。

《额济纳汉简》的出版，为研究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特别是新莽时期的政治、军事、法律、汉匈关系和居延边塞屯戍、社会生活等方面，均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或者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或者补载籍之阙，极具研究价值。此外，额济纳汉简中又见《晏子》、《田章》及《苍颉》、医方、日方等残简，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具有参考价值。

据著名汉简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谢桂华介绍，多年来，由于史料记载有限，有关新莽朝（公元9年－公元23年）的史料一直受史学家关注。这批额济纳汉简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共发现新莽朝下达的赦令册书简12枚。其中有一枚记载王莽登基诏书的残简。经整理确认如下：“……父母为天下至，定号为新，普天莫匪新土，率土之宾，莫匪新臣……”残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改为“普天莫匪新土”，将“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改为“率土之宾莫匪新臣”。这与王莽以改革自居，为自己篡汉建立新朝，寻找儒家经典作为历史根据有密切的关系，王莽在位16年，建国号“新”。史籍中提到新莽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很紧张，但缺乏详尽记载。

孙家洲先生著有《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第九燧十二枚简文的前五简。

校尉苞度远郡益寿塞徼召余十亖人当为单手(于)者。

苞上书谨为单手(于)者十亖人，其一人葆塞稽朝侯威妻子家属及与同郡虏智之将业。

下旦居蒲妻子人众凡万余人皆降。览喜拜之符蒲等，

其质修待子入余入居……伋奏辩，诏命宣扬威安杂

边竟(境)永宁，厥功伋焉。已鼓苞爵宣公，即拜为虎耳将军，封伋为扬威公，即拜为虎

贲将军，使究其业。今诏将军典五将军五道并出，或渎虏智皆匈腹，或断绝其两胁、拔抽

两胁。谒发兵之郡，虽当校，均受重当(赏)，亦应其大尹。大恶及吏民诸有罪大逆不

道、不孝子，绞，蒙壹功〔无〕治其罪，因徙迁，皆以此诏书到大尹府日，以

者之罪恶深臧，发之，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封稽侯珊子孙十五人皆为单手(于)，

在致卢儿候山，见在常安朝郎南，为单手(于)郎将作士大夫朗南手苞副，有书。

这一部分大致是分封十五单于事项的往返文书等。其中谈到同意对降者蒲等人的安置意见。所提“伋” ，乃是戴级, 是奉命赴边地执行分封十五单于使命的另一位命官。他对上述处置意见有强烈的不同意见，似也有申辩奏文上达。但上面以诏命方式肯定了前者意见。前者，恐即是蔺苞, 该简与前一简之间在事脉上相系，但从公文形式上看，似是由上达下的回复。《汉书·王莽传》载诏书，“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罚于知之身”，即是指第三简记之事。又始建国四年王莽再度提起这次讨伐时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抽其两胁。”可与第四简简文下半段参读。第五简似为讨知单于及进一步落实分匈奴为十五单于之事进展的呈报文。王莽有好大喜铺排的个人风格。上行则下效，臣属仿效溢现于呈文中。

魏坚，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典志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1955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下乡务农，曾被命名为知青标兵。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学士学位。自1982年以来，一直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工作。2004年6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历史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受聘为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典志组专家。

1985年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资格，1989年被国家文物局选拔参加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理论研讨班”的学习，同年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评为副研究员，1997年评为研究员。2004年获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