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是人们对某个特定风险的特征和严重性所做出的主观判断，是测量公众心理恐慌的重要指标。一个基本的认知过程可以抽象为感知觉、认知加工、思维与应用三大部分，即个体根据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所获得的经验，根据环境刺激、信息进行纪录、筛选、凝聚成知识与记忆，来做出主观风险的判定，并以此作为逃避、改变、接受风险的态度及行为决策的判断依据。

感知是人类对外界事物反映的最后一个关键性链接，是人们对外界环境和事物的刺激所产生一系列的情绪变化、认知等心理过程的关键因素。风险感知的定义具有复杂的交叉性，它是由人的心理而引发的对外界风险事件的一系列的认识过程所构成的，最终能够指引人的决策行为。如图1可以清晰地展示出心理、认知和风险感知之间的网络连接关系。

保罗斯洛维奇发现人们对风险的概率估计与实际事故率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 而另一方面，不同的公众群体的估计风险之间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他通过因素分析，得出风险认知的两个基本因素: ①忧虑风险( Dread Risk) ，该因素是与风险的灾难性与不可控程度相联系的; ②未知风险( Unknown Risk) ，代表风险的可知性程度。

风险感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Sowby设计了一整套的风险对比方法，该方法的本质是与风险沟通相关联。Start发现风险可接受性并不仅仅关系到风险本身的收益评估，更要考虑到人们的主观尺度，如自愿性等，他的理论为今后的风险感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Slovic等人利用心理测量范式模型对风险感知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测量，他主要依据2个基原则：①感知风险是可以定量化并可以预测的；②“风险”对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特含义，是因人而异的。

Langford等人描述了一个概念性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多种因子用于说明风险感知的变化。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得到风险感知的大众测试结果。该模型的提出是基于2点假设：

1)风险感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每个人心中都存在几种不同的风险评估标准，一些极端事件会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操纵人对风险感知的结果。

2)在人的深层认知结构和外部事件中存在一系列的联系。其中心智过程、外部观察产物、重要的思想与图像信息、周边环境等因素会对感知风险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Langfbrd建立了一个动态的风险感知多维模型，模型包含4个维度，涵盖了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地理学和信息科学等内容。该动态结构如图2所示。

风险感知研究的策略是建立一个灾害分类体系以便了解和预测人们面对风险时的反应。分类框架能够被解释为人们为何对一些灾害所造成的风险极度的厌恶，而对一些风险则表现的相对冷漠，还可以反映出专家的观点与真实反应之间的差异。要完成这一目标，最为普遍的方法就是心理测量范式。该方法使用心理缩放和多元分析技术来完成人对待风险的态度和感知的定量化。利用心理范式，人们能够定量地判断多种不同灾害的当前风险和期望风险与风险的调节期望水平。这些判断与风险的其他属性相关联，例如：①用于假设风险感知与态度的风险特点情况(如自愿、恐惧、了解、可控性等)；②每种灾害带给社会的收益；③每一年由于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④灾害年由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

Slovic将心理测量范式运用于风险认知的测量，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数据，成为探讨个体风险认知状况的重要基础。其中，多维风险特征的测量方法是对心理测量原理最具独特色的发展。风险特征评价维度的形成完全是基于风险问题的特异性而设计的，对界定和分析风险事件的性质有独到作用。风险特征维度是2级评价指标，被试在各个风险特征上评价多个风险因素，在此基础上可形成风险认知地图(cognitivemap)，如图3所示。依靠风险认知地图能够相当直观地标识出风险因素的位置与性质，为学者提供了一个有效评价风险认知状态的工具。

风险感知概念模型是依据社会认知心理学的个体对突发事件的风险认知过程而提出的概念性社会认知模型。该理论模型是一个有关深层认知结构与表层产物之间的路径链接，是结合行为规划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及认知产物理论的理论概述的概念性表述，是最终数学模型建立的基础，如图4所示。其中的路径链接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模型通过对世界观、认知产物、事件知识背景以及自我效能等关键问题的研究完成对风险感知的定性和定避测量。

风险感知的社会放大效应通常导致不良的后果，它可以放大或缩小一个事故、一次污染、一次爆发的疫情而形成未知风险、忽视风险和一系列潜在的威胁。风险感知的放大过程导致的影响有些时候超过灾害本身的直接影响。风险的放大是由多种机制造成的。这些机制产生于将不幸事件或灾难视作一个线索或信号，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信号，一个灾难信号是否能够转化为更大的危机，一方面取决于灾难事件的本身特征，看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多种放大机制，例如：政府的态度、反应、沟通、信任、媒体、态度、导向，以及社会其他群体和机构的反应等。事故信号化的方法有助于解释人们对一些突发事件的强烈反应(如恐怖主义事件)，因为人们对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了解很少，对这样事件发生的机制、发生地点等都无法作出判断。因此，会造成重大的心理、社会经济及政治上的影响。

根据危机的放大机制和原理以及Slovic的研究成果，可以建立相应的风险感知危机事件冲击影响理论模型，如图5所示。

风险感知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个体特征、期望水平、风险沟通、风险的可控程度、风险的性质、知识结构、成就动机、事件风险度等。在针对具体的灾害风险进行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时，个体特征、风险沟通、风险的性质和知识结构一般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由于个体特征、知识经验的差异，导致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风险感知的特点。例如: 年龄、性别、职业等个体差异会导致对风险不同的感知特点，以往对风险事件的经验也会影响个体对风险的感知和反应。

主要是指风险相关信息的传播情况。斯洛维奇指出公共风险事件具有涟漪效应，如同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石头后，环形水波会一层一层地由中心扩散开来。公共风险事件所产生的涟漪水波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受风险事件本身的危害程度、危害方式和性质等的影响，也与涟漪波及的过程中，公众获取、感知和解释相关信息的方式有关。不当的风险沟通可能导致公众风险感知的偏差。

研究表明，人们对概率小而死亡率大的事件风险估计过高，而对概率大而死亡率小的事件风险估计过低; 对迅即发生、一次性破坏大的风险估计过高，对长期的、潜伏性的风险估计过低。斯洛维奇的一项实验中，普通民众对风险事件的可怕程度和后果严重性的排序与他们的风险感知紧密相关，他们所感知的核能风险远大于其他风险事件。

公众对特定风险事件的相关知识如果了解得比较全面，对该事件结果的认知能够客观地知觉，或者能够接受多个而不是单一方面的信息，并能够辩证地看待和评价风险事件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有适当的行为反应，那么，这样的个体能够更理性地对待风险事件。个体的知识结构与其受教育程度和个人经验具有相关性，在研究中其影响往往归于个体因素。

情感的影响和人的感情被认为是理解风险感知的重要影响因子。其中对这一观点的支持有一部分来自于对于“恐惧”这一概念的传统表述，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对“启发式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这一点是基于态度和风险感知之间关系的坚实基础。具有积极态度的人群面对风险时会趋向于感觉到相对较低的风险。通过这个桥梁连接将“恐惧”的概念不断扩宽，其中包含了态度和制造混乱之间的关联。图6是情绪与风险可接受性的总结性表达。为了能够更好地对情绪进行判断，lzard针对核安全风险将人们的情绪分为10种不同情绪状态。

情绪因子是人在风险感知过程中对整体知识库影响最为重要的因子之一，紧随其后的是认知信任因子，而社会信任因子在整个感知的模式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其他的影响因子如灾害的新类型或恐惧等因子都对模型的影响较小。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解释性变量。通过持续观察研究，可以发现态度反映出一个基本的图像，其表征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情绪响应模式而反映出态度上的差异，通过对10种不同的情绪类型并结合风险感知的研究发现，影响风险感知最为重要的情绪是“愤怒”而不是“恐惧”，而“恐惧”与“满意”的作用相似，具有几乎相等的影响并明显小于“愤怒”。由分析得出，全部的情绪因子共造成了63%人在态度上波动与差异。

总结起来，情绪是人群态度和风险感知的关键性解释因子，但是如何测量情绪的量，将其定量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当人们对风险进行估计时，他们对风险估计值的大小通常会因为所选取的风险中暴露目标的不同而得到差异很大的结果，目标可以是自己、家人或者普通大众。人们对风险的评估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可以发现，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不仅仅是风险本身或者是调查问题所涉及的尺度而造成的，形成这样风险等级的排位其主要原因更多的是由于风险目标差异而造成的。

另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解释为什么自己会感觉到经历的风险小于其他人，但在事实上却是这样。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面临的风险小于其他人，这一点被称作“风险拒绝或忽视”，“风险拒绝”是风险感知中的一个重要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被称为“非现实乐观主义”。当然，真正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由于不同风险目标而形成的风险感知差异是十分关键的。为了这一点，对被测试者进行了灾害的控制感评估(对于该事件所造成的风险人们感觉到能够保护自己并脱离险境)。最终，得到了公众风险和个人风险的风险拒绝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关系，如图7所示。

结果所示，风险控制感是非常明显的重要变量用于解释风险拒绝现象。然而，对于分离式的数据分析，这种关系则十分微弱。

通过风险目标的区分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个人风险感知与公众风险感知是具有很大差别的。而在一般情况下，个人风险感知都小于公众风险感知，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一般主要受到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而不是个人风险感知。

公众风险感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1960 年代Start 的研究，并在斯洛维奇和舍贝里等著名心理学家的引领下得到了快速发展。最初的风险感知研究大都是由心理学家开展的，研究的视角也多集中于公众的风险认知过程及方式等本质特征。自1980 年代以后，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繁、环境问题恶化等一系列危机事件，使得风险感知领域引起很多学科专家的关注，学术界出现了有关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和危险行为等多视角的风险感知研究。

在公众对自然灾害整体的风险感知方面，Axelrod使用心理测量范式确定了公众对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感知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公众感知到的自然灾害风险与其它人为的环境风险不同。被访者认为自然灾害对环境产生中等程度的风险，自然灾害的风险感知特征为对人类没有益处、完全不可避免、对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影响较小和较容易理解。

国内的风险感知研究开始较晚，实例研究工作也比较少。近一段时间由于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学者们开始关注公众对灾害的风险感知与面对灾害的适应行为，因而涌现了一批灾害风险感知方面的研究。

在公众卫生事件领域，时勘建立了中国民众在SARS 疫情下风险感知的心理行为预测模型。结果表明，随着疫情程度的增加，民众更加关注治愈信息和患病信息。负性疫情信息，特别是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信息，更易引起民众的高风险评价，

导致非理性的紧张或恐慌。治愈信息、政府的防范措施等正性信息更能降低个体风险认知水平，使民众保持理性的应对行为，增进心理健康。在地震灾害领域，苏桂武和苏筠分别在四川德阳和新疆喀什、乌鲁木齐两个地震多发区进行了震灾风险感知的研究，研究发现震灾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房屋结构、居住区危险性等，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显著影响着其震时及震后的响应行为和态度。

在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中，钟景鼐基于岳阳洞庭湖区和开封沿黄地区公众的调查数据，发现工程的信赖效应对公众的灾害心理认知影响明显。有近80% 的公众承认由于存在防洪工程的保护，自己对洪灾的担心程度减少、对控制灾害的信心增加。这样的风险感知对于减灾行为倾向，一方面具有诸如公众自我防御意识下降等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具有愿意分担对工程的部分投入等积极影响。苏筠通过在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开展问卷调查，统计、比较公众对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态度及水灾风险感知状况，发现公众对于水灾风险的感知度偏低，特别是下游地区公众，表现为风险度判断、担心程度均低，受灾经历对公众的风险判断有影响。

风险感知研究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如今已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灾害学等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分析风险感知在灾害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可以发现灾害风险感知研究具有以下发展趋势。

( 1) 研究方法的完善与规范。伴随着风险感知研究的迅速发展，多种研究工具和方法在灾害风险感知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由于灾害风险的感知过程较为复杂，不同研究方法在应用时缺乏一定的规范，研究者在解释研究工具和研究过程时不够详细，影响了研究实验的可重复性和可靠性。未来的灾害风险感知研究在方法上将会针对不同灾害现象发展出几种规范可重复的研究模式，研究者在研究中提供更为全面详细的方法描述，以便其他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进行研究结果之间的比较。

( 2) 多视角联合。目前风险感知研究已经从着眼于公众和专家的认知特征逐渐拓展到分析个体及其所处的社会的风险感知特征。人的认知过程的影响因素众多，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不可忽视。因此，未来的灾害风险感知研究必将趋向于从社会、个体、文化、经济等多重视角综合分析公众对灾害的风险感知，整合个体水平和社会水平上多种研究方法，寻找个体认知与社会因素的交互机制，建立更加符合心理学、社会学、灾害学规律的研究范式。

( 3) 研究领域的拓宽。目前国内外风险感知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学领域，国内外学者多着眼于风险感知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研究方法的设计，而对具体的灾害事件风险感知的研究较少。同时现有研究多着眼于公众的风险感知情况，而少有研究分析风险感知于风险适应行为的关系。随着风险感知研究不断深入与灾害事件结合，灾害风险感知研究的范围将集中在更具体的领域如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特定的灾害事件等，并进一步探寻风险感知对风险适应行为的影响，从而使灾害风险感知研究对风险管理政策的制定具有更切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