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之，1966年7月毕业于
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后人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1980年至1987年5月曾参与创办并主持编辑《文史知识》(月刊)。
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教科文卫委员。任大型英汉对照丛书《大中华文库》总编辑。主要作品有：《编辑艺术》、《出版论稿》，散文《
佛罗伦萨在哪里》、《
火车带来的乡愁》，以及“诗经风俗谈丛”、《晏子的故事》、 《春秋的故事》、《隋唐的故事》、《辛弃疾》等多种。摄影集《远方的回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散文集，是对我的鼓励。我的书名叫《香格里拉的追寻》，这种追寻是我今天的渴望。我曾经给我拍的一幅“雪景”照片题过几句诗，诗是这样写的：
我是做编辑出身的，编辑当然要写文章，但应该说主要工作不是自己写文章，而是编辑别人的文章。我一九六六年在北京大学毕业，一九六七年进入中华书局，从那时算起，到一九八七年离开，整整二十年。那二十年，我是一名专职编辑。
那二十年，我是一名专职编辑，特别是主持编辑《文史知识》(月刊)的六七年时间里，策划选题、组稿、编稿、校对文稿，一心一意编辑刊物，很少自己写什么。只是在约定的稿子没到，才自己动手，夜以继日地赶写四五千字，多是急就章。后来到新闻出版署做出版管理工作，情况就更不同了。出版管理，基本上是行政工作，动手写的主要是公文，诸如制定法规，起草管理条例，起草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等等。这些工作很具体，是另外一种风格，从某种角度上看，它有它的要求和难度。我想，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不一定会做，也不一定能做好。
我在我的另一本书的“后记”中曾谈过这样一种体会：“我从一九八七年起由中华书局调到新闻出版署来做出版管理工作。由一名编辑转为一名出版管理人员，虽然都是出版工作，但这个转变却并不容易，因为它是两种业务、两种思维方法，甚至写文章所用的文字、写法、风格也完全不同。在出版管理岗位上处理什么事情都要设法理出来龙去脉，找出前因后果，定出一、二、三、四，时间久了，好像自己的脑子是一格一格的，一条一条的，追求的是准确和严密。逻辑挺周密，形象却枯燥，慢慢地，好像连人的性格都变了……”我真担心照这样下去一个人会变得很单调，看起来对出版管理好像很专业、很懂行了，实际上由于关注点过于单一，涉猎面越来越窄，知识可能会越来越贫乏，其结果恐怕管理工作也做不好。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开始思考改变状况，决心写一点随笔，拍一点照片，记录一下自己的感受，留下一些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
由于我的写作是这样一个动机，就产生了一些我自己的写作特点。最主要的是写完了之后，不急于发表。因为我的目的是记录自己的感受，是宣泄自己的情怀，所以写完了，宣泄完了，似乎目的就达到了，顶多给三五好友看看，作为“奇文共欣赏”的意思，喝茶谈天时也是一个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