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一个由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于20世纪中期提出的概念，其名称来源于《圣经》中的《马太福音》。它描述了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即优势往往会产生更多的优势。老子的《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也有类似的表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马太效应的名称出自《马太福音》第13章第12节：

For whosoever hath, to him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more abundance: but whosoever hath not, from him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he hath.

（译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于1968年提出。默顿在回顾诺贝尔奖得主的访谈时发现，在对科学贡献的分配上，荣誉和认可总是倾向于给予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样地，在同一个项目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例如，一个奖项几乎总是授予最资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是一个研究生完成的。”事实上，许多诺贝尔奖得主承认，他们在与不那么知名的同事合作时获得了与自身贡献不相匹配的非常高的认可；有些人有时甚至拒绝给合作作品署名以便将荣誉重新分配给他们的同行。

马太效应随后也被用于概括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相关社会现象，即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会因此而获得更多的优势，而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体则会因此变得更加劣势。

在教育领域，马太效应表现为学生在学校中取得的成绩与他们先前的学业水平和背景密切相关。优秀的学生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成绩，而相对较弱的学生可能会陷入学业困境，因为他们得到的资源和支持较少。

心理学家基思·斯塔诺威克(Keith Stanowick)在1986年指出阅读领域的马太效应：早期成功获取阅读能力的儿童能经历积极的反馈循环，而儿童在早期阅读能力上的落后，将增加他们与同龄人之间的差距。在后续发展中，他们的阅读困难会进一步造成长期的、其他科目上的学习困难，并导致在学业上的进一步落后。这种发展序列持续的时间越长，差异就会变得越普遍，并渗透到越来越多的认知和行为领域。

马太效应也表现在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获益上。一项元分析发现，原本条件较好的参与者（如中产阶级、较年长的母亲）从干预项目中获益更多，而原本条件较差的参与者（如低收入、较年轻的母亲）获益较少。

在经济领域，马太效应表现为拥有财富的个体可以利用其资源来获取更多投资和机会，而贫困个体可能会因缺乏起步资本而更加难以脱离贫困，即“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可以用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结合来解释，即“贫穷是一种恶性循环，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例如富人可以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包括私立学校、辅导班等，这使得他们的子女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从而增加了未来成功的机会。富人通常拥有更广泛的社交网络和资源，可以更轻易地获得高层管理和高薪职位，而穷人可能因为缺乏这些资源而难以进入高薪职业领域。富人可以更容易地获取贷款和投资，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信用和资产作为担保。相反，穷人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利率和更严格的贷款条件，这使得他们难以积累财富。富人拥有更多的资本和投资，可以通过投资获得更多收入，而穷人则很难积累足够的资本来获得相似的回报。这些都导致了收入不均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增加。同样的恶性循环在更大范围内适用于整个贫穷国家，这些国家在争取经济优势的斗争中往往越来越落后于富裕国家。

除此之外，在营销领域，突出的营销展示能促进销售增加，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宣传，最终刺激销售的进一步增加。常见的“品牌效应”也正是马太效应在销售领域的表现。

在市场竞争中，大公司庞大的规模和资源通常使它们能够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单位成本生产或购买商品，并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产品，必要时甚至可以亏本出售，从而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并接管他们的市场份额。

在金融市场中，拥有更多资金的个人或机构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投资，并获得更高的回报。这种情况会导致资金不断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他人则难以享受到相似的投资回报。

在税收领域，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的累退税和减税至少在短期内具有向上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的效果，造成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引发了相对的马太效应。例如1997 年长期资本收益税率的降低使富人受益，而工资税率的调整使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加重，这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

在政治领域中，马太效应表现为权力倾向于产生更多的权力。在选举过程中，具有更多的资源、名声或支持的候选人或政党更容易获得选民的关注和支持，从而更可能在选举中取得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可能来源于之前的选举成功、名人效应、财政资助等因素。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曾分析了选举中的马太效应，“民意调查和媒体报道给某些候选人带来了马太效应，从而改变了选民的偏好和忠诚度，就像超市里的许多品牌一样，并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拥有大量媒体的候选人变得更加富有”。

马太效应也存在于司法系统中。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拥有大量资源的个人和组织可以负担得起远超出普通公民负担能力的昂贵的法律顾问。杰弗里·雷曼(Jeffrey Reiman)曾描述了“白领犯罪比非暴力街头犯罪被起诉的频率更低、处理结果也更宽大”的现象，其结果是监狱系统中的囚犯绝大多数来自最低经济阶层。“对于同样的犯罪行为，穷人更有可能被捕；如果被逮捕，他们更有可能被起诉；如果被起诉，更有可能被定罪；如果罪名成立，更有可能被判入狱；如果被判刑，他们比中上层阶级的人更有可能被判更长刑期。”

自然主义者，例如戴尔·丹内弗(Dale Dannefer)和林恩·甘农(Lynn Gannon)认为，马太效应是“一种足够普遍、顽固和不可抑制的社会趋势，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学规律”。建构主义者则倾向于将马太效应视为人类所创造的人为规则的结果，这些规则可能会导致极不平等的结果，但它们可以被改变。丹尼尔·里尼(Daniel Rigney)中和了这两种观点，他既考虑了支持马太效应的条件，也考虑了导致其失败的环境。他认为虽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但人类仍然可以选择干预自然过程，对社会中允许存在的累积优势和不平等的程度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

马太效应提供了一个简洁而有效的框架，可以解释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它强调了累积效应和正反馈循环的重要性。

认识到马太效应存在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从而提供了制定针对性政策的基础。

一定程度上，马太效应可以鼓励个体积极努力，因为成功的人将获得更多的回报，这也可以为经济体系的发展提供动力。

提醒社会关注不平等问题：马太效应的存在可以引起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关注，从而推动公共舆论、研究和讨论，促使人们更加关心社会正义和公平。

马太效应过于概化，忽视了个体差异。并非所有富人都能够继续保持财富增长，也并非所有贫困者都无法脱离困境。

该理论可能会忽视一些外部因素对个体经济地位的影响，比如偶然事件、政策干预等。

马太效应假设社会结构和制度基本保持不变，但实际上，社会和经济环境是动态变化的，这会对效应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总的来说，马太效应是一个有用的理论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演变，但在实际分析中应结合具体情况，避免过度概括。此外，马太效应提示我们，由于现实中存在初始状态的不平等，仅仅保证机会公平是不够的，政策制定者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应当结合个体和群体差异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如为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提供更多资源，以避免因先天条件的不平等造成后天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