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云，女，汉族，是鲁迅的儿媳、周海婴的妻子。婚后有长子周令飞（定居台湾），次子周亦斐、三子周令一，小女周宁。

1945年马新云家搬到上海霞飞坊62号，与住在64号的周海婴是邻居，并经常在一块玩耍。对于与马新云的婚姻，周海婴先生有过自己的介绍。

我与妻子马新云从相识、相恋到结为夫妻，其过程实在很平凡，既没有我“死皮赖脸”的追求，也不曾有过“海枯石烂不变心”一类的山盟海誓。倒像是两股不同方向流来的山泉，很自然地汇合在一起了。

最初的情形有如我在前面所述，由于长年疾病的折磨，使我变得消瘦而苍白，加之我又长得高，看起来像个那年代最可怕的“少年痨”。因此周围有些邻居就告诫他们的子女，“别跟这个痨病鬼白相，当心传染上，那可一辈子倒大霉了。”为此愿意跟我玩的人实在不多，这使我感到寂寞和孤单。再说母亲又常常外出，并不总能与我同行，每当这时，我就被一个人“扔”在家里（当然那都是发病不能上学校的时候），这“度时如年”，看着钟点等妈妈的滋味真是不好受！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这处境才有了一些改变。

那一年，隔壁62号新搬来一家人。这家人口众多，除了大人，孩子有七八个，令我高兴的是这家的孩子并不回避我，特别是二女儿马新云，脾气随和常常愿意与我交往。他们家的大人，不知道是不是晓得我们家属于“危险分子”，从不阻拦。这样我们就渐渐要好起来了，一起做功课玩耍，有时去霞飞路逛马路，或到弄堂斜对面的“国泰”或朝东稍远一点的“巴黎”电影院去看好莱坞影片。这样，我渐渐晓得她家何以会搬来霞飞坊。原来她家先前住在霞飞路西头的上方花园里。那可是个“高等华人”住的地方，弄堂挺宽，里边都是一幢幢漂亮的小洋房，有些人家是坐小汽车进出的。可是她家却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日子还过得蛮拮据。原来这里面有个缘故。

在好多年前，小马的爷爷曾是上海滩上珠宝界有名气的老板，只要提起“马瑞芝”这三个字，可说是无人不晓。不但如此，人家还晓得他马瑞芝是如何发的家。说是有一回他去云南某地操办宝石材料，偶然发现一块石头，被人不在意地冷落在一边，问问卖价很便宜，就不动声色地买了下来。运回上海剖开一看，果然如他所预料的，是块品质极佳的翡翠。这一来，马瑞芝突然“发”了也出名了，同行业都知道他手里拥有令人眼热的宝贝——上品翡翠。谁知祸福无常，她爷爷竟被压死在法巡捕房的车轮下。马家的公子，也就是马新云的爸爸是个老实而又不大管事的人，如今当家人马瑞芝突然撒手而去，这个家也就此败落下来。好在她爷爷在世时帮过一位朋友的忙，这人在浦东开家天章纸厂，有一回“头寸”掉不过来，急得几乎要关厂，是她爷爷扶了他一把，使他在银行里贷得一笔款子，才度过了难关。这位老板知恩图报，在马家惨遭败落的情况下，也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他们做三件事：一是让出上方花园一部分房子供马家老小栖身；二是送他们一部分天章纸厂的“干股”（占了整个厂股份的十八分之一），再是安排她爸爸到厂里当个行政管理方面的副科长。当然，马家表面上是败落了，实际上手里还捏着一部分宝贝——翡翠，而且业内的人都晓得，并非是什么秘密。不过无论再苦再穷，马家都不肯将之出手换钱。谁知抗战胜利后，不知道这位天章厂老板与日伪有些什么牵连，被当作汉奸，工厂家产一律被“接收”。过了一个时期，这位老板本人坐穿，家产也收不回来了。在倒霉之前，这位老板仍不忘旧恩，给马家几根金条，让他们去另找住处。这样，马家就用这笔钱，“顶”下霞飞坊62号一楼一底住了下来。不过，由于马新云父亲在厂里只是个小小副科长，收入有限，手里的宝贝又怎么也不肯出手，而吃饭的人口倒不少，这使得他们在旁人眼里，只不过是一家空壳富人。

这种家庭的兴衰，当然并不影响我与马新云之间的关系。我不管她家的穷，她也不在乎我家“危险”的政治色彩。且随着年纪的增长，相互间不知不觉地萌生出另一种感情来。至于母亲，并非不晓得我与小马越来越热和，但她本着父亲“任其自然发展”的原则，听任我们往来，丝毫不予干涉，也不嫌她家庭“出身门户”。当有一天，我大胆向母亲提出，要带小马到我们家里来见面，母亲似乎即意识此事关系之重大，竟爽快地回答我，“那就请她来我家吃饭”。为了这顿饭，母亲做了认真的准备，结果弄出一顿不中不西的晚餐，她是想好好招待一下儿子的女朋友，我终于体会到母亲当时的心理，她一定挺高兴，只可惜这顿饭小马吃了并不受用。这当然是她事后才敢对我说的。原来她家出身南京，南京人的饮食习惯是吃饭要兼喝汤，而那天的主食却是西式面包片，不免让她觉得干干的难以下咽。不过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又进了一步。

1948年冬天，我和母亲悄悄离开上海，转道香港、沈阳，到达北京，并在那里定居。这时新中国刚成立，廖承志舅舅有让我们去苏联留学的动机，于是我和夏衍、廖梦醒的子女分头找教师抓紧补习功课，为出国做准备。这样，回到上海我与小马重又联络上了。按当时的习惯，也到了该考虑婚嫁的时候。好在我们两家隔邻而居多年，相互都是知根知底的，因此母亲和小马的父母都赞成我们今后的婚姻。母亲还表示她挺喜欢小马，要把她当作自己女儿看待。就这样，我们就趁机明确关系——订了婚。

我们正在补习功课之际，廖承志又传来新的意见：让我们在国内读书。这样，我们得马上返回北京去考大学。由于已经订婚，又征得双方大人的同意，索性让小马也一起到北京去读书。这样，我们双双到了北京，小马继续读她的高中，我考进了辅仁大学，读的是社会学。

那时母亲已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住在机关宿舍里。这是当年满清贵族住的地方，有一进进富丽堂皇的四合院，母亲和另三位副秘书长同住一个四合院，各人分得其中一大间。母亲一个人在那里的生活极其简单，除了早点自己解决，午、晚两餐都在食堂打饭。请了位女佣料理家务，但她也是“上班制”，过8小时才能来干活。我俩到了北京，也参与进这种简单的生活方法，只是将大房间做了些调整，当中挂个布帘，算是两间，母亲与小马住“一间”，我住另“一间”。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刚到北京时，母亲招待我们的那顿早餐。清早起来，她到伙房打一壶开水，将几个鸡蛋洗净，扔进水壶，开始“煮”；同时在炉子上烤馒头片。待馒头片烤香，又从壶中捞出鸡蛋来，每人分一、两个，就着馒头片吃。试想，一壶开水能有多少热量？因此这泡出来的鸡蛋，蛋黄倒像熟了，而蛋白仍跟鼻涕一般，透明地直往下淌。至于滋味更说不得了，反正怪怪的，分不清是香是腥。好在半年后，我们买了大石作的房子，这样的日子才告结束。

有了自己的房子，母亲看看我俩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就张罗着要为我们完婚，为此小马父母也双双从上海赶来。结婚的准备完全“革命化”：买了一只衣柜放置衣物，又从上海运来旧铁架子的棕绷床，再有建人叔叔和顾均正夫妇合送的一只茶几和一只吊灯，这就是新房里的陈设。也不举行什么仪式，到民政部门领张结婚证书，用自己的相机拍了几张黑白照片，然后两亲家一道在家里吃了一顿较丰盛的饭。这结婚的过程就算完成了。这之前，岳母要为我们的婚事增添些喜气，特意在大栅栏绒线铺买了几朵红绒花，让我们这对新郎新娘佩戴起来。可我那时也已经满脑子新思想，将这玩意视之为“四旧”（按“文革”时的说法），趁她老人家不防，甩手扔进了炉灶，转眼就化作了烟尘，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啥也没说。

岳父对北京的风味小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个儿出去，总到大栅栏的门框胡同吃“馅饼周”的羊肉锅饼和杂豆粥，他夸这家店的饼皮薄而馅多。有时还顺便带回同是那个胡同的“酱羊肉”给大家共尝。我们有时也陪着他一道出去，吃“都一处”的三鲜烧麦，喝信远斋的酸梅汤。

不久我和小马的学习生活发生了变化。一是她高中毕业，考进了北大俄罗斯文学系。再是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我就读的辅仁大学取消，学生被分流出去。按我本人意愿想去清华，读我自小就迷恋的无线电专业。但我是调干生，组织上却要我去北大的物理系，理由是无线电与物理是相通的。

之后才知道，这个系正另筹建一个系属于绝密单位，对外只叫代号“五四六信箱”（后来公开了，称“技术物理系”）。原来那时我们国家已在为研制“两弹”培养人才，为此北大、清华都设了这种系科，不过我去时，“技物系”的大楼刚刚落成，还是个空壳壳。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朱光亚和虞福春两位教授带领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干了起来。除了朱、虞两位教授，还有张至善和吴季兰（他们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随后又陆续调进来一些人，都是这方面的尖子，其中就有后来当了北大校长的陈佳洱（当时他还只是个助教）。现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夫人庆成瑞，那时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也调入我们这个系。因为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因此我那时的具体工作，是在张至善同志领导之下制作实验室的仪器和各种设备。因为外国绝对禁止向我们出口这类器材，我们只有自力更生一条路。为了完成任务，有时我得拿了二机部的介绍信到处跑，寻觅稀缺的材料。好在无论到哪里，也不管多高的保密级别，都能够敞开仓库大门，任凭我随意挑选，要啥给啥，决无二话。当时还曾听到一个传闻，说是钱三强教授有意调我去他主持的物理研究所。协商结果，本单位不予放行。要不然，我今后将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了。北大之所以不肯让我走，大概与我当时的表现有关。我在前面说过，奇怪得很，到了北方之后，那一直折磨我的哮喘竟然无形中消失了。又正值青春年华，心里满怀革命理想，干劲十足，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并被吸收入党，那是1956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