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祥麟（1913年--1994年），戏曲编导。直隶（今河北）高阳人。幼年随父学昆剧。工旦。十三岁登台。后在京津一带演出。1928年赴日本演出。建国后，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教员、编导、副院长。擅演剧目有《牡丹亭》、《文成公主》。编导民间舞《生产大歌舞》、《荷花舞》等。

北昆，是指河北省中部各县的昆曲艺术流派，北昆多在农村里演唱。农村的野台子，剧场不扰音，更因为受高腔的影响，所以北昆在表演上，那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粗犷气派很浓重。另外，北昆演员多是冀中人，在吐字发音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河北农村语音，这也是北昆的一个特色。

清末昆曲从宫廷流入农村 ，冀中各县昆班崛起 。昆曲的形成，原这些在冀中各县崛起的班社由於流行农村，受当地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和民间艺术的影响，形成了北方昆曲的特色。在演出中散发著朴实、粗犷、浓郁的乡土气息，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冀中平原是北方昆曲艺术的摇篮。

当时在农村组织的昆弋班社，我不完全知道，仅就所了解的介绍一点情况：徐廷壁在京东玉田创办益和社。演员有唐益贵、李益重、李益广、侯益才（侯永奎父亲）、侯益太（侯永奎叔父）、王益荣、王益龙等。

清末民初，昆弋在冀中各县流行极广。农民不但爱看昆曲，还在农闲和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遇到接亲送友、过寿日、办满月、娶媳聘女、买房置地、邻里解和、求神还愿等等，动不动就唱几台戏。有时请来专业班社，更多的是请票会或子弟会。

1913我出生於直隶省高阳县河西村。高阳县旧时是属保定府管辖，是以演唱北方昆弋出名的地方。这里曾涌现出好几辈北昆艺人，如。。被誉为“昆曲大王”的韩世昌先生，侯玉山先生等，都是高阳县河西村人，村是姓侯的占大多数。我还没出生时，父亲就学戏唱戏了。他是学唱武旦和小生的，早年同侯玉山、魏庆林等参加过庆长社昆腔班。庆长社是我们高阳县河西村早年一个财主侯家创立，由化起凤、侯成章承办一切事务。後由李宝珍成班，改名宝立社。李宝珍没有儿子，让他的徒弟刘庆云管事，班名改为宝庆合。最後又组织了荣庆社。父亲演戏比韩世昌早，他是跟班学艺，边学边演，有著坚实的武功基础，随著流动性的戏班，成年累月出演冀中各乡县镇，按季分些钱，维持家中生计。

大概是1919年吧，荣庆社韩世昌等到天津演唱，地点在南市第一台。当时我六岁，随父来到天津，仍是经常随父亲去园子看戏。回到北京，跟我一起练功的高祥誉、侯永奎、侯书田和侯益隆的徒弟大秃子。我父亲和侯益隆教我们练功。

当时韩世昌参加的荣庆社昆班，正在保定演出，那次应徵去日本演出的，并非荣庆社的全体人员，而是根据需要临时经过选择组成的，演员除了韩世昌以外，有小生马凤彩、耿斌福，旦角马祥麟、庞世奇，老生兼唱老旦、小丑和花脸的小奎官，武生侯永奎，小花脸张荣秀和侯书田等人。场面有吹笛的侯瑞春和田瑞亭，吹笙的侯瑞春的学生赵淡秋，二胡王玉山，打鼓侯建亭和唐春明等，共计二十几个人。在中秋节後由天津出发，先乘船到大连，然後到日本东京、大阪、西京几个城市，往返四十天。演出的剧目，全是折子戏，有《思凡》《琴挑》《闹学》《胖姑学舌》《游园惊梦》《佳期》《拷红》各剧。

据我了解，当时日本帝国大学和东京大学，全设有昆曲课，有的讲《牡丹亭》，有的讲《长生殿》，从是昆曲的研究工作。由日本回来以後，我又得到吴子通和黄叔伟两位老先生的指点。这两位老先生全是广东人，吴先生常参加天津城南诗社的唱和，给我编写过二本《马郎集》，他还经常给我讲我国的诗词歌赋文章等古典文学。黄叔伟先生，供职於北京铁路局，他教过我写魏碑，我还常接触爱好昆曲的张季鸾、马诗瞿、孟定生、王西澄、童曼秋诸位老先生。有的是在北京，有的是在天津，他们都不断地帮助我提高技艺水平。王西澄先生，曾任北大教授，跟吴梅先生学过昆曲，童曼秋先生教过我《折柳阳关》昆曲名家徐惠如，晚年在天津以吹笛和教曲为生。他曾教过我《小宴》《扫花》《埋玉》《定情赐盒》和《鹊桥密誓》等折。

荣庆社的分裂

荣庆社进入北京後，经过近二十年的光景，发生了荣庆社在北京的分裂。一部份人留在荣庆社，保持原来的班牌；一部份人另组祥庆社。两个班分庭抗礼，全没有得到好结果。

荣庆社分裂的经过是这样的：1917年直隶闹大水，荣庆社从农村进入北京，当时仍沿袭著传统的制度：在生活上，睡大炕、吃大锅饭，每日收入大伙平分；在演出上，按戏码轻重与内容，排定开场戏、中轴戏和大轴戏；演员没有名次先後，大伙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老先生们讲究传帮带，培养後进，青年们刻苦学习，钻研业务，表现出互尊互爱、互学互让的团结精神。後来因为收入渐多，有的主要演员搬出集体住宿地点，戏份要求多分，演戏争头牌，导致了1935年荣庆社的分家。荣庆社的班牌，分到我和侯永奎手里。这时侯瑞春把侯炳文的祥庆社昆曲班，从束鹿县找来，韩世昌、白云生、魏庆林、侯玉山等就参加这个祥庆社。从此以後，两方人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1943年12月，张文娟在济南搭班，出演大观园，每天两场，当时没有小生。从春节开始，我就开始演京剧小生了。连演三个月，她嗓子突然坏了，辞了班，我也要走。戏班留我不让走，我在原班演戏教戏，教张美玲、孔婉华、李凌云、安艳秋等。後来，崔盛斌来到济南搭班，他知道我是唱昆曲的，又能教戏，让我教他的女儿崔丽蓉，还有徐玉川。那时济南正在敌伪统治下，崔盛斌给张美玲编排了一出《刘海与嫦娥》，抗战胜利后，济南戏院营业较盛。我最后在芜湖搭班，一共住了四年。

北昆的新天地

1949年，我到了镇江，想回天津。这时我接到韩世昌、侯永奎、白云生的信，他们在北京已参加人民艺术剧院，教舞蹈，叫我回去也参加。我在人民艺术剧院担任教舞蹈，指导练腿功，练腰功，练身段。1951年三反运动後，人民艺术剧院改为专演话剧，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老院长，指名要我和侯永奎到中央戏剧学院去教课（教话剧演员身段），这中间，吴晓邦成立舞训班，也请我和侯永奎参加培养舞蹈教师。

当时我们所以做了这样一些民间戏曲的导演和古代乐舞的教学工作，而没有发挥我们昆曲本行的作用，主要原因是昆曲艺术在初期还没有得到和其他和剧种同样的发展。

1956 年，浙江昆苏剧团的《十五贯》在北京演出，满城听唱，盛极一时。这一出戏，救活了走向没落的昆曲这一剧种，从此昆曲才开始被人们再度重视起来，紧接著上海筹办南北昆曲会演，我们一部分北昆剧人们，组成了一个北方昆曲代表团，南下参加会演，由金紫光任团长，韩世昌任副团长。当时我同侯永奎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侯玉山在总政文工团，孟祥生、侯炳武在武汉，景和顺在天津，还有其他一些人，约共四十多人。於10 月25日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参加从11月3日首先在上海长江剧场举行的会演。会演的剧目，有韩世昌的《游园惊梦》、白云生的《拾画叫画》、侯永奎的《林冲夜奔》、侯玉山的《锺馗嫁妹》和我的《昭君出塞》。又继续去到杭州、苏州、南京，举行巡回演出，并会见了许多昆曲专业演员和业馀爱好者，起到互相交流观摩的作用。经历了两个多月，在四个城市共演出38场，於10月29日返回北京。

我们北方昆曲代表团回到首都後，没有解散，就著这个代表团的基础，商议筹办北方昆曲剧院。由韩世昌任院长，金紫光、白云生任副院长，我和侯永奎为艺委会主任。在举行建院盛典当日晚会上，梅、韩两先生曾同到“老夫子”陈德霖门　，後来梅被誉为『剧界大王』，韩被誉为『昆曲大王』，那次具有四十多年交谊的老朋友同台演出，传为艺坛佳话。此外，还有李淑君的《出塞》，侯永奎与魏庆林、白玉珍的《刀会》和我的《闹学》。

文化大革命勒令撤消了北方昆曲剧院，把韩世昌、白云生和我一律调到北京市文化局戏曲研究所。从1968年开始，我被下放干校。1969年勒令退休。1970年，让我在自己居住处－－－北京西城区後海翔风胡同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看管电话。1971年让我当居委会副主任。一直把我折腾了十年。粉碎四人帮後，先从北京市京剧团分出一个昆曲小分队，1979年正式恢复休克了十年的北方昆曲剧院的建制，我被任为副院长。

当年主持筹建北方昆曲剧院的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等均已相继谢世，健在的侯玉山、吴祥珍已退居顾问。我所依赖的北昆老先生的第二代有侯玉山儿子侯广有〔架子花〕、侯永奎儿子侯少奎〔武生〕、白玉珍儿子白士林〔武生〕、女儿白小华〔武旦〕、韩世昌儿子韩鸿林〔吹笛〕和侯炳武儿子侯宝珠〔武生兼剧务〕、侯宝江〔花脸〕等。

时间：1999年11月8日，农历己卯年十月初一日

北方昆曲剧院、日本昆剧之友社、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举办著名昆剧艺术家马祥麟逝世五周年纪念活动，包括在人民剧场和湖广会馆进行纪念演出。在湖广会馆进行艺术研讨会，出版《马祥麟演出剧目集》和马祥麟昆曲剧曲精选光盘，此次活动中、日两国昆曲艺术家，曲友合作，中、青、幼三代同堂演出，朴实无华，重在办些实事，自始至终突出一个情字，体现了国际情、师生情、友谊情、爱艺情、感人至深，昆曲界专家傅雪漪、朱家溍、名票朱复、京昆协会会长李筠、副会长张晓晨、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汪宝琪、副院长杨风一、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协会野田先生均到场讲话，并观看了几场演出，大家对前田尚香为代表的日本昆剧之友社的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原汁原味高水平的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十年求艺，终成大器。对在本次活动中起到纽带关键作用的北昆著名表演艺术家马祥麟杰出弟子张毓文，十几年如一日，诚以结友，勤以治业，使一批批留学生和青少年在她的教授下卓有成就，无私奉献，弘扬昆曲艺术的挚着精神给予颂扬。

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