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为疏通马颊河河道，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向庆云县拨治河款3万元。庆云县当局却将此款贪污，要就地筹款治河。1934年4月15日夜，庆云县委在西安务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领导全县人民罢河工、抗暴政斗争。会上确定用传鸡毛文书的办法发动群众。4月20日，县委按原定计划举行群众大会，反动当局早已派遣便衣特务夹杂在群众中。刘格平、胡林晓、胡恒熙等8名共产党员和9名群众被捕。

马颊河是冀鲁平原上的黄河故道，自西向东流入渤海。数百里长的河道，大部分流经山东省鲁北地区，只有二三十里的河段经过当时隶属河北省的庆云县境南部。旧社会对治理黄河有很大开支，但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把治理黄河的款项全部装入腰包，造成河道失修。1933年，河北省政府就下令，要求庆云县政府疏浚境内河段。而庆云县政府以工程量大，本县无力施工为由再三拖延，一直到把省里下拨的8万元修河公款私吞花光，也没有启动这项工程。

1934年春，正值麦苗返青，农村送肥整地、准备春播的大忙季节，国民党庆云县政府在河北省政府的一再催促下，决定就地筹款筹工，勒令农民去挖河。为此发布挖河命令：要求每户必须出一名壮劳力，如不去人，每户每日必须交一元钱（有的资料是每亩地捐一元现大洋）。加之挖河要加宽加深河道，不但要毁掉大片麦田，而且要毁坏相当大的一部分河滩好地，使得连年遭受灾荒，无粮糊口，生活十分困难的穷苦百姓们，更是雪上加霜，叫苦不迭。各村群众怨声载道，愤怒至极。有的群众提出：国家治理黄河的经费哪里去了？！我们不能干。但反动政府毫不体察民情，天天派警察催夫逼款。有的地方，如板打营公安分局局长孙长荣，带领警察，拿着皮鞭，下乡催工，见到下地干活的农民，就逼着去挖河，不去就打。这样，从阴历正月拖到二月底，全县各乡村都舆论罢河工，抗暴政。庆云县政府也传出了镇压群众的办法：谁反抗就把谁抓起来押大狱。在县城南，顶不住的村有的就被迫到马颊河去挑河。在城北，一区（玉皇崔区）区委书记胡林晓和一区及周围几个村子的共产党员进行了商讨，决定为对抗反动政府的镇压，在邻近村子进行宣传鼓动，说县城南反抗河工，如县政府去抓人，我们就成立“后援会”，谁要是被抓，我们就去援助他。因为这不是为自己的事，我们不能看着不管，我们要组织起来。随即，胡林晓带着一些党员和热心群众到各村串联，进行宣传鼓动。马刘家、龙王庙、孙良广、徐波锣、耿家、杨家等村很快都串联起来了。有的村庄在党员带领下，晚上打锣敲鼓，成立“河工后援会”，并作出参加后援会的人员花名册。庆云二区也有同样的举动。面对国民党县政府的暴政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群情激奋的广大百姓，庆云县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团结一心，搞一场抗暴政、抗河工、反对反动当局的斗争。这一决定，得到了津南特委的批准和支持，中共津南特委委员刘格平、津南特委交通邸玉栋等都赶到庆云坐镇指挥。

4月15日晚，刘格平、邸玉栋和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在庆云县城东区西安务村范廷俊家，组织召开了庆云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领导全县人民罢河工、抗暴政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庆云县委副书记兼庄科村党支部书记萧佐芝、庆云县委宣传委员范廷俊、军事委员胡泮河、县委委员兼城南区委书记张笃骞、县团委书记兼城西区委书记杨德然、城北（一区）区委书记胡林晓、城东区委书记张云峰（张玉峰）、城东南区委书记武大风等30多人。会议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日军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发动侵略上海战争，在北面则步步逼近平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抗日怒涛席卷中国大地。就在靠近津南地区的冀中高阳、蠡县先后发生农民暴动，同年，保定第二师范发生学生暴动。在大江南北、西南、西北的苏区根据地，英勇的红军在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今天在庆云，国民党县政府把人民逼上梁山，眼看一次大的反抗运动就要爆发。现在群众反抗情绪高昂，似如干材，只要我们因势利导，一点儿火星就着。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形成了如下决议：第一，马颊河大部分在山东境内，挖河主要对山东有利，山东省应该拿钱赔偿河北省河段被毁掉的两岸麦田和土地的损失，并花钱雇佣劳动力挖河；第二，如果河北省同意挖河，应该由省里拿钱；第三，要问庆云县老百姓要不要挖河，那只有很简单的一个答复：“不挖！”会议最后决定：4月18日上午11点，在庆云县城东北东林庙会上召开全县群众大会，要求每户一人，风雨无阻，各区委通知党员都带头去；以“抗河工后援会”的名义，向全县人民广泛散发《告庆云人民书》、《抗河工的若干理由》和传单标语；联络办法是采用传鸡毛信的方式，即在信上面粘上一根鸡毛，每个接信人见到就另多写几封信，用同样方法散发出去，进行联络。会议还草拟了宣传提纲，研究了具体分工：胡恒熙主持大会；萧佐芝负责会前筹备；刘格平拟定传单标语和书信内容，其他同志到各区散发鸡毛信，宣传发动群众，并负责会议的组织联络工作。会议一直开到天发亮才散会。

一年一度的东林庙会（清初称北临会，当时有明代所建的王母庙，有僧人数名。在南临沂还有南临会。），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庙会，是一个群众唱戏祭神、交易和集会的地方。也有叫西林、南林、北林的，附近各村的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叫法也不同。其位置距庆云县城二十来华里，距庄科村一二华里，在庄科村东一片大漫洼里。原来的王母庙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古坟丘，但规模很大，赶会的人很多。每年赶庙会的时间为阴历三月初三至三月初五，有当地的头面人物担任会首，组织班子管理秩序，并提前搭戏台，联络客商等，四邻八乡的群众到时都来赶会，各种买卖都有，很是热闹。

这一年的庙会时间按阳历是4月16日至4月18日。县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各区委就动员党员写了鸡毛信往外传，并利用商人给传，没用一天的工夫，就在全县传开了。广大群众奔走相告，斗争情绪越来越激昂，斗争气氛越来越浓厚。同时也惊动了庆云县反动当局，反动政府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密谋对策，开始了镇压。4月17日晚上，在城南板打营村附近逮捕了张笃骞。4月18日拂晓，又在城北龙王庙村抓走了胡恒熙，并把他们两人关进了城里监狱。18日早上，刘格平、邸玉栋、胡林晓等已经得知胡恒熙、张笃骞被捕的消息，上午便在庙会的一个卖包子棚里，召集区以上负责人开了一个临时紧急会议，决定首先组织发动群众到城里去请愿，把胡恒熙、张笃骞二同志要出来，要求取消挖河，取消苛捐杂税等；以刘格平的名义写通知，派邸玉栋通知津浦铁路以东各县委、工委要做武装暴动的准备。根据各地的力量，如果庆云县发展成暴动，收缴了全县民团、警察的武器，就可有300多支枪，再加上盐山县委、沧县县委，很快会有上千支枪。如果隐蔽活动，就在胶济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东活动起来，让敌人摸不清底细。为了开好大会发动群众，会议又决定派庄科村党的负责人萧佐芝去和庙会会首交涉商量，临时把戏停下来，利用戏台召开群众大会。

此时，庙会上已有100多个民团队员，在团长胡振国指挥下，将会场团团包围起来。刘格平、胡林晓等见状立即布置了一个反包围，对每一个民团设3至5人围住监视，谁要敢动，就立即下他们的枪，缴他们的械，同时，又在戏台下组织了20多个大小伙子。此时，已经到了11点多钟，刘格平让胡林晓先上台讲几句话，然后他再讲。胡林晓刚上台讲了几句话，带着十几个兵围在戏台下的胡振国就提着枪跳上了戏台，进行阻挠，不让胡林晓讲，抢着说：“挑河是国家的命令······”在戏台右边的刘格平同志和几名共产党员也跟着上了戏台。刘格平同志快步走到胡振国身边，一膀子就把胡振国扛到了一边，“我来讲几句话”，他说：“挑河应有国家筹款，不能让老百姓筹款出夫来挑河······”胡振国扭过头来一看刘格平，见他头罩白毛巾，身穿小夹袄，脚蹬一双农民粗布鞋，便问：“你是什么人？”“我是全县的代表。”刘格平面对台下的群众问：“大家承认吗？”台下群众异口同声沉雷般的一声：“承认呀！”胡振国又一看刘格平周围不少人，在虎视眈眈地保着他演讲，就把手枪收起，无可奈何地走下戏台。这时台下的群众蜂拥不透，有一两万人。庆云各基层党组织和盐山、宁津两县来参加会的党代表就有400多人。刘格平的演讲慷慨激昂，鼓动性很大，他说：“治河国家有这笔经费，这么大工程更不应在哪县境内，就有哪县农民负担。为排泄河的上游之水，叫下游各县负担工款不合理。县政府为河工上不去，而逮捕胡恒熙、张笃骞，我们不能不管。我们要援救他们，要求县政府马上将他们二人释放。他二人是为全县老百姓的利益而说话，而被捕的。连在场的军警、老总们，你们大多数是本县人，也在眼看着本县的农民被迫去挖河，家中的地没人种，籴吃缺烧，叫苦连天，连你们的家庭也不例外。而被捕的这两位代表，他们是为叫苦连天的农民说话的，是为贫苦农民被捕的，各位老总，你们就不同情吗？希望当军警的穷兄弟们，也要支持河工斗争！”他的演讲博得了台下一阵阵的掌声和欢呼声。他从不该挖河的理由，讲到要来开群众大会的两位代表胡恒熙、张笃骞被国民党县政府的无理逮捕，以及武装民团包围会场，企图阻止开会的反动行径等等，群众越听越气愤，群情激奋，齐声高喊：“把人给我们放出来！要他们放出人来！”刘格平看到群众已被初步发动起来了，便又进一步进行号召：“除去做买卖的留下外，其余人都到县府去请愿，把人要出来好不好？”台下群众异口同声地说：“好！”随着台上一声“走！”真是一呼百应，台下群众满腔愤怒如火山爆发，再也压制不住，众人高喊着“走啊！走啊！”浪潮般向着县城方向涌去。

看着黑压压怒不可遏的人群，胡振国所带的100多民团，被吓得不知所措，谁也顾不得谁，都拖着枪拼命向县城鼠窜而逃。接着，刘格平又组织了几十辆自行车，到去县城沿路附近的各村继续动员群众进城。在事先布置好的党员的组织引导下，与会的群众饭没吃、水没喝，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向10公里远的庆云城进发。沿途村庄的群众在党组织的发动下，亦积极参加，队伍达到二三万人。

庆云县城只有东西两个城门，东林庙会的地点在庆云县城的东北方向，请愿的群众应进东城门。在路上，群众议论着东城门较坚固，如果军警关了城门，不容易打开。而西城门曾被军阀张宗昌的部队烧过，重修的城门略容易打开一点儿，因而游行队伍直接从城后奔到了县城西门外。这时，逃进城的民团早已把城门关得紧紧的，包着铁板的厚厚的城门推也推不动，游行群众几万人被阻在门外。先到的党员和群众一起吆喝开城门，胡振国在城门楼上说：“你们先派代表进城，不派代表，我们是不开城门的。”城下的党员群众说：“我们都是代表呀！”大伙已识破了胡振国的伎俩，派进代表再扣起来就上当了。刘格平等党员干部一看民团不给开门，便组织了约300多人的敢死队，一边维持秩序，一边一起推门。地下党员王仲兴派人找来一根大梁，指挥20来个小伙子抬着，喊了个“一、二、三”向城门撞去，只听咔嚓一声，城门被撞开了。愤怒的人们缴了几个阻挡前进的民团的枪，如决了堤的江河，蜂拥而进，势不可挡，直奔县政府而去。

进城后，他们在两个门各派20个大汉把守，并且在各家各户找来木棒作武器，只准进不准出。另外，在警察局、民团总部都派了四五十个大汉把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余大部分人都涌向县政府所在地老庆云县衙，将县政府三面包围起来，并进入县衙院内。这时，院子里大堂门口仍有几十个警察守着，大批的小伙子就都紧贴他们身边，使他们想动也动不了。刘格平等带领请愿的人们当场提出了8个条件：一、立即释放胡恒熙、张笃骞，并向其道歉；二、取消挖河；三、取消印花税；四、······其他等等。群众要求县长傅魁升出来谈判。傅魁升吓得早已藏起来，不敢露面，就派他的亲信财政科长洪福集当代表出来交涉。群众越聚越多，群情越来越激奋，许多人手持扁担、棍棒，恨不得闯进衙门内院，打他个人仰马翻。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面前，县政府的人看到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作一团，县长也顾不得多考虑了，马上答应了8个请愿条件，并签了字，盖了章，立即派人释放出胡恒熙、张笃骞二位同志。

请愿条件答应了，胡恒熙、张笃骞二位同志释放了，抗河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有一位同志还在商店买了15尺红洋布，做了两面大旗，一面是横旗，两头用竹竿挑着，中间横写着“庆祝庆云县反河工斗争胜利”12个毛笔大字；另一面是方旗，没有字，用竹竿挑着，迎风招展。随后，二三万情绪高涨的群众抬起刚被释放的胡恒熙、张笃骞，高举着旗帜，由敢死队维持着秩序，一面游行，一面高呼着“庆祝抗河工胜利！”、“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兴高采烈地来到西门广场开庆祝大会。在临时会场上，早有人在临街铺子里，架出几张方桌作为临时讲台。会场上人山人海，扬眉吐气的群众人人喜笑颜开，挺起了腰板。刘格平、胡恒熙、张笃骞都讲了话，号召全县人民一定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保卫胜利。并订出了各村相互增援联络的方法，即军警到哪个村抓人，哪村就击鼓报警，各村都要派人增援；取消警报，以鸣锣为号。大会最后做出了第二天到板营镇集合，去河道工地游行的决定。当天晚上，刘格平、胡恒熙、邸玉栋等抗河工领导人在庆云城北马刘家开会，研究下一步对策。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决定借机发动武装暴动，组建农民自卫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由特委交通邸玉栋昼夜兼程，迅速通知津南各县委组织武装，要求20日到庆云县严家务集合，宣布成立农民自卫军。

4月19日上午，板营镇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人声沸腾。约10点多钟，胡恒熙、张笃骞等组织群众打着旗帜，到马颊河工地游行。被迫前来挖河的民工全部罢工，在河滩里游行队伍摆了几里地长。当游行至皂王桥（今马颊河上的枣林桥），在北桥头，胡恒熙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如果反动政府再卷土重来，就和他们斗争到底。并宣布了20日上午，在严家务集上召开群众大会，建立农民自卫军的决定。会后，接着在马颊河工地上游行。下午两点左右，游行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民愤极大的板营镇公安分局局长孙长荣。因为他为了逼迫百姓挖河，在板营镇周围村庄打了许多春耕的农民。愤怒的群众涌向板营镇，包围了公安分局，缴了警察的枪，并把孙长荣痛打至昏，然后游行结束。

19日晚上，刘格平、胡恒熙又在城北马刘家村召开了区以上党员负责人会议，部署20日在严家务成立农民自卫军的相关事宜。会上大家认真分析研究了当时形势，许多同志认为目前群众情绪高涨，已经发展到非进行武装斗争不可了，你不动手，敌人就要动手了。此时已探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已调遣了驻泊镇国民党军骑兵二师两个连赶赴庆云，遂决定举行武装暴动，连夜缝制红袖章、红旗，积极进行暴动准备，并要在第二天严家务大会上，将袖章发下去。同时，大家还分析研究了当时有利于武装暴动的因素和条件：严家务村有40个民团，队长姓王，和我们有关系，可以利用；除驻守城里的以外，分散在全县的民团、警察还有200多支枪，他们驻得很分散，驻地都在群众包围之中，而且民团中有一部分党团员同志和一些同情分子，武器容易被收缴；另外，我们在反挖河、抗河工斗争一开始，就已估计到有发展成武装暴动的可能，所以已令特委交通邸玉栋即刻通知铁道东各县，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故决定马上组织人员赶制旗帜、袖章，把群众编为军队编制；进行统战工作，争取各保安队、民团保持中立；对立场顽固的警察队伍，发动群众缴械。与此同时，特委领导决定派特委组织委员吴建华到庆云协助刘格平指挥，将特委掌握的几十人的武装向庆云靠拢，准备接应。

4月20日清晨，刘格平和胡恒熙等人正在去严家务会场的途中，刘万春同志迎来告诉他们，城里的民团、警察已集合起来，配合上边派来的骑兵要镇压农民暴动，要他们最好别去。但刘格平等同志临危不惧，决定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旗帜、袖章发给群众即分散，让敌人去了也扑空。他们头天晚上已规定，就在当夜开始行动，把城外民团、警察的枪收缴了，先在几个地方集合，最后集中到庆云县和无棣县边境。因为无棣县属山东省管辖，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榘，还没有打听到他那里有什么行动，只有河北敌军有调动。情况紧急，事不宜迟，他们加快脚步，赶紧走到严家务村。严家务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集市也很大。他们将会场设在靠村子西面的小学前面，到会的人都是各区的骨干分子，本村的民团关着门没有出动。就在他们刚开始散发旗帜、袖标时，在村外放哨的两个人急匆匆地跑回来报告说，敌人来了！说话之间传来枪声，是敌人的自行车队开了枪。这时，刘格平他们只有少数手枪，绝大部分人赤手空拳，而敌人全副武装的大约有200多人，已跑步跟在自行车队后面围上来。面对敌情，他们赶紧把参加大会的群众往东西集市疏散。待到参加会的五六千群众疏散完了，多数同志也跟在群众后面分散隐蔽了，剩下的同志再想躲避隐藏已经来不及了。这时有几个人躲到小学里面去，刘格平和胡恒熙简单商议了一下，决定进村子隐蔽。他两人分头行动，往村子里撤去。敌人见他们没有还枪，便一窝蜂似地尾追而来。刘格平翻墙越屋，穿街走巷，从街中间一直跑到村西头，当跑到一家院子里时，一位30多岁的农民赶紧叫他进到屋里，并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让他换上，想把刘格平掩护起来。但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很快从四面包围了这所院子，并闯了进来，一见刘格平，照着他就打了一枪，正打在他的左手上，一个手指头被打掉，两个手指头被打断，只连着一点儿筋皮，鲜血直流，他负伤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胡林晓、杨德然、胡恒熙、胡泮河、张云峰、刘全禄（现名刘镜）、刘之亨等7名领导干部和党员。正在庆云西关印制传单的群众积极分子刘全政亦被庆云县公安局逮捕。其中，胡林晓、杨德然二人也被敌人击伤，胡林晓被打伤左胳膊，杨德然被打伤头部。由于刘格平和胡林晓受伤较重，敌人要了两副担架，把他俩和其他被捕的人一块押回了县城，将刘格平等3名受伤人员押在了县公安局里，其他人关在了县监狱。

第二天，敌人又在城南大肆搜捕，在板营镇，将参加罢工的群众骨干张维德、王永春、郭德明、齐月仁、齐万仁、齐九如、齐凤亭等7人抓捕。特委由青县派来联系工作的张文元同志亦同时被捕。就这样，在敌人的武力镇压下，刘格平、胡恒熙等17名党员干部和斗争积极分子落入敌手，被捕入狱。至此，轰轰烈烈的马颊河农民暴动失败了，但在津南各县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做为一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它在津南地区的革命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通过这次暴动，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革命的有生力量，扩大了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壮大了群众革命队伍，为抗日战争时期党在这一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