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是清政府经管朝鲜事务的官职，由袁世凯出任。

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签订后，中朝关系在制度构造和管理体制方面，与清初以来的册封—朝贡制度构架相比，出现一些新变化。具体来说，中朝政治往来完全由礼部主导，转变为总署和北洋大臣参与决策和管理。另外，清政府设立“总办朝鲜各口交涉通商事务委员”常驻朝鲜京城，后改称“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袁世凯在处理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的过程中显示了卓越的胆识与才干，赢得了李鸿章的赏识。原任中国驻朝总办商务委员陈树棠软弱无能，被汉城外交界人士戏称为“无骨海参”。李鸿章早有更换之意。适逢陈树棠请假回国治病，10月28日，李奏请派袁世凯接办朝鲜事务，奏云：“臣查陈树棠奉派赴朝，两载有余，办理通商，尚无贻误。兹因积劳致疾，自应给假调治，另派干员接替。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此次派令伴送李昰应归国，该国君臣殷殷慰留。昨接朝王来函，亦敦请该员在彼襄助。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惟陈树棠赴朝之时，尚属商务初开。今则口岸渐增，贸易日盛，各国公使麇集汉城，一切相机因应，尤赖该员从旁赞画，似宜优其事权，作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略示预闻外交之意。查泰西派员出驻属国，向由外部给予文凭。如蒙俞允，再由臣檄饬该员克日前往，并请饬下总理衙门加札饬遵。该员袁世凯官职较卑，历著劳绩，应如何加恩超擢衔阶之处，出自逾格慈施，以重体制，而资镇慑。”

1885年11月15日，袁世凯带着李鸿章致朝鲜国王李熙的至要密函到汉城就任新职。密函提及袁世凯“奉旨令驻扎汉城，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其时，袁世凯年仅26岁，便以赏加三品衔知府的资格就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但他只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属吏，必须事事禀承李的意见，而在朝鲜问题上，李鸿章是稳健派，向不主张公开或强行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只给袁世凯“与闻外交”的权限。而袁世凯是个激进派，加之年轻气盛，为排除日、俄侵朝势力、稳定朝鲜政局，加强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其所作所为，往往超出原有授权，招致各方不满，特别是李鸿章的斥责。醇亲王奕譞甚至要李鸿章预储“通品”，借机取而代之。1886年9月9日，李鸿章致函奕譞：“袁守精明刚躁，鸿章每切谕以镇静勿扰。但因壬午、甲申两次定乱，该守身在行间，颇有德于韩民，情形亦较熟悉，权宜用之。惟其洋务素少历练，年资稍轻。诚如尊谕，宜预储通品，为他日替人。第系难作文之题，通品亦不易得。”

1888年10月底，朝王来函，称袁世凯驻东既久，终难相济，要求乘其二年任期届满而更换之。李鸿章认为，袁世凯虽轻躁妄动，但有才干，有功劳，任劳任怨，经过屡次训饬，意气已平，尚能慎重自持，兼之熟悉情况，纤细必报，牵制李熙非他不可，处理朝鲜问题离不开此人，坚决反对撤换。1888年11月，朝鲜大臣金明圭奉李熙之命面谒李鸿章，谈及袁世凯与朝鲜君臣之间表里隔膜，乃抵牾而不相入，甚有损于大局。再次要求另选人以代其任。张謇、张佩纶等也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奏请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加二品衔。奉旨允准。

1892年9月，李鸿章再上《奏保袁世凯片》，称赞袁世凯“胆略兼尤，血性忠诚，先后奏保，近日察其器识，尤能深沉细密历练和平，询属体用兼备，置之交涉繁剧之区，必能胜任。”袁世凯以海关道记名简放。1893年5月再奏补为浙江温处道道员，仍留朝鲜。

1894年7月18日，袁世凯奉旨撤回中国。7月23日，即日军在牙山偷袭清军并挑起战争的前两天，汉城的中国公署忽然遭到千名日军的围攻洗劫，存银被抢，国旗被夺，代理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唐绍仪从公署后院狼狈逃到英国领事馆，焚烧了机密公文（还有一部分文件留存英国领事馆），随后辗转回到烟台，携回了袁世凯留下的“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关防大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