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寒超原名骆运启，笔名：伊频，生于1935年，汉族，浙江诸暨 枫桥人。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浙江省温州永强中学教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文联《江南》编辑部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浙江分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文学评论组副组长，浙江鲁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骆寒超著有专著《新诗创作论》、《骆寒超诗论选》，论文《白莽——无产阶级的诗人》、《论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诗剧》、《想象·直觉·内在律——论〈女神〉的创作特色》、《论艾青的诗歌艺术》、《论艾青诗的抒情结构》、《新诗的意象艺术》、《评艾青〈归来的歌〉》、《论鲁迅的诗歌创作》、《论左联时期的诗歌》、《论何其芳抒情个性的形成及其演变》，主编《艾青研究论集》、《艾青纪念文集》(合作)等。

专著《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分获浙江省第一、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一等奖。 和艾青共命运的骆寒超

在浙江大学求是新村71幢宿舍的底楼，住着一位年过花甲的中文系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他就是我们的诸暨老乡骆寒超先生。

骆寒超，1935年出生于诸暨市枫桥镇，1957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文艺界工作多年，任文学双月刊《江南》编辑。1988年调浙江大学任教，曾任中文系主任。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2012年5月，当选为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顾问。

出版有《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新诗创作论》、《新诗主潮论》、《骆寒超诗论集》、《艾青评传》；诗集《伊甸园》、《三星草》；主编《当代创作艺术》、〈现代诗学〉。

从骆寒超的个人简历看，你一定会觉得他的人生还算一帆风顺。假如你这样认为的话，那就错了。但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段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

骆寒超原名骆运启，可以说在大学毕业之前，他的确顺风顺水地走了过来。但1957年的夏天，这个骆寒超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灾难降临到了这个当时什么事也不懂的年轻人身上。因为倾心于诗歌而崇仰了艾青，也因为崇仰了艾青而完成了11万字的题为《艾青论》的毕业论文。但未等答辩，艾青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遭受政治冤屈，而当时正处毕业分配这一关键时刻的他，也因此而受到了牵连。就这样，年仅22岁的骆寒超被分配到温州近效的永强中学，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　骆寒超　同期声）

艾青对我一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或者说我的命运都和艾青有关，最早接触艾青大概是在1951年，我在杭高念书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艾青的一首诗，叫做《血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艾青是什么人呢？我不晓得，我看他的诗对劳动人民充满着热爱，充满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那种精神，所以就我个人自己来说，我深深爱上他了。为了艾青，57年（我被）打成右派，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写毕业论文就写《艾青论》，也就在1957年5月份定稿《艾青论》，作为毕业论文，本来应该说蛮好的，艾青是个革命诗人嘛，但是8月份艾青（被）打成右派，我也就在8月份补上一个右派的帽子，所以说，是因为研究艾青，我被打成右派的，所以说艾青同我也有一种必然的关系，从此，我的人生道路非常艰难曲折。

永强中学是一所农村中学，教师当然只管上课，并不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况且骆寒超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而是一个“戴帽”的教师。

戴在骆寒超头上的“帽子”，既不是我国古代那种堂皇的冠冕，更不是欧洲的那种光荣的桂冠，而是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如果被人发现他在写诗或者作文，就会被斥为不务正业，这使他处于极为痛苦的境地。但他并没有被征服，为了自己的理想坚强地挣扎着。以至于当时学校的领导和同事谁也不知道他还在写诗和研究诗歌。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　骆寒超　同期声）

我没有放弃事业的追求，同我家乡浙东人的脾气或者诸暨人的脾气是分不开的，我倒的确是一直坚持着，我也许可以这样说，我在最苦难的时候，我翻译了许多诗歌，特别是俄罗斯一些诗人。我也写了很多学术论文，比如《臧克家论》、《郭沫若论》，比如新诗派有徐志摩，现代派有戴望舒，像这些人我写得不少，大概有100多万字，在这样简单的日子里，我积累了诗歌方方面面的知识。

一九七九年，骆寒超脱掉了二十多年的“帽子”，可以名正言顺地研究他的诗歌了。当年他的《论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诗剧》在《钟山》发表了，对他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事，因为他的文学论著终于第一次公开发表了。

骆寒超毕竟是幸运的。当他的第三篇论文《论艾青的诗歌艺术》发表后，骆寒超的生活亮起了一道七彩的阳光。他因此告别了在农村教书的痛苦日子，从而步入了美丽的人间天堂。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　骆寒超　同期声）

这篇论文是1万多字，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本《文言论群》上面发表的，而特别是《艾青诗歌艺术》论文，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触动了我们浙江文艺界的老前辈，他们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因为我这篇文章写的是“写于温州永强中学”，所以他们觉得温州永强有这么一个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了解我，我们文艺界的一个老前辈，今年已经九十五、六岁的一个王源同志，他就亲自写信给我，到杭州来，来看我，希望见见面，了解一些情况，结果我来了，他们了解了以后，觉得我真不错，所以把我留在杭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命运开始转折了，从温州一个农村中学到了杭州来，到文艺界工作，后来一直转到我学术研究，也同艾青有关系，没有（写）艾青这篇《论艾青诗歌艺术》这篇论文，人家还不会发现我的，现在不一定是这样。

虽说骆寒超的起落和艾青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但在1980年前骆寒超始终未曾和艾青谋过面。1980年夏天和艾青的第一次见面，还是因为他要重写《艾青论》而由他南京大学的老师陈瘦竹先生引见的。第一次到艾青家，就一连住了半个月之久。或许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经历，有着相同的追求，第一次的谋面，便让他们俩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朋友。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　骆寒超　同期声）

多年来，我到北京都要去看他，并且他看到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只希望我坐在他的旁边，坐在沙发的靠手上，把我这只手抓住，然后一句话都不讲，可以这样坐上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他就感觉到，好像我到他身边以后，他感觉特别亲切。而我也默默的坐在那边，有一种内在感情的交流，使我感觉到一颗伟大的诗的灵魂，他人生的艰难、曲折以及追求，都融入到我的身心里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忘年交，并且也可以说我们获得了一种心心相印的、那种对真理、对光、对人生真挚的那种人生态度，都有获得交流。

1982年，纠缠了骆寒超整整25年的《艾青论》终于和世人见面了。1996年5月5日，艾青永远地走了。骆寒超为失去了一位师长、一位朋友而感到难过。为了完成艾青的遗愿，2000年，骆寒超又完成了一本贯穿艾青一生创作的《艾青评论》。这两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骆寒超对艾青研究的血汗结晶，更是他对自己一段不平凡经历的永远珍藏。

骆寒超虽然已退休在家，但他在诗歌领域的跋涉却远未停止。骆寒超说，最近他又开始了大约160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的写作，预计第一卷将于今年和读者见面。

中国的诗歌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对艾青的研究只不过是我踏入诗歌研究领域的第一步，而远非我一生的终点。但无论自己的梦有多遥远，我都不会忘记自己人生的起点是艾青，事业的起点也是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