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86年）。少年在本村土地庙
私塾读书，聪明过人，孜孜好学，成绩优异，后毕业于萝泉高等学堂。
民国九年（1920年）就读于
北京警官高等学校。警校毕业后，由北洋政府内务部以荐任官分配新疆任警察厅主任科员。他目睹北洋政府军阀棍战，政治腐败，为谋私利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于不顾，遂不愿为其服务，坚辞不就，回归故里。后被邀请为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学监，
民国15年（1926年），他鉴于黑河北岸各乡村学生因隔河到莎泉上学十分困难，就动员当地乡绅集资扩建平川怀城小学为怀城完全小学，新任董事会主任兼校长。闹后，他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多方延揽人才，聘请社会名流白映一、品学兼优的鲁兴福等人任教师，并主持制订教育计划，编写课程安排，务求学习目的明确，希望学生将来都能成为社会上有用之才。
为此，他为学校制订了校训，其辞是：“刻苦自立，好学力行”，以匾额书写于学校大门之上。谱写了怀城学校校歌，其词是：“本校设于古怀城，带河砺山夭然形，百年树人在斯时，攀攀学子莫因循。
格’遵校训，锻炼身心，自强不息，发扬国风，精诚团结教民众”。撰写了“校舍宏开，发扬固有道德，诸生努力恢复民族精神”，“通天地人谓儒道成而上，合体德智并育业广淮勤”，“成德达材山水生此辈，乐群敬业国家之气在斯文”多“从诚正修齐大本头培植人材端士习，综声光化电诸科目研究物质竞文明，等楹联，分别刻写于礼堂及诸教室之门，以激励学生上进之心。同时，他身体力行，狠抓校风校纪建设，不论教师、学生绝不让沽染当时社会之不良习气，否则就予以解聘或开除。由于校纪严明，一时教师认真垂范，学生刻苦自学，校风校纪大振，成绩斐然。不仅吸引了板桥、四坝等地学生来此上学，就县城萝泉也有不少学生慕名前往求学。
其间，他三次出任临泽县教育局长，在职期间不仅采取多种措施，督促各校提高教学质量，还举办
师范传习所、讲习班，培养提高教师队伍水平。并推广学田、学粮、学租等多种形式，筹集教育基会，促进。了临泽教育事业大普及，学校大发展。民国30年时，全县五乡一镇共有中心小学四所，保国民学校六十五所，学生三千多人，为本县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以致解放前县内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出其门槛，可以称得上“桃李满临泽”。他自己刻苦好学，勤奋上进，沉默寡言，刚直不阿，淡泊明志，一言一行绝不苟合于旧社会的庸俗恶习之中，遵循“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行，非礼勿动”的儒家名言，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因此倍受社会各方面的崇敬。民国31年（1942年）被推举为临泽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在任职二年期间，他代表民意对监督县致府工作，提了不少意见或建议，但丝毫不起任何作用。由此他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言行都不过是作表面文章，欺骗蒙蔽群众，已经积重难返，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于是在33年（1944年）县参议会正式成立时，他不顾政府挽留，婉言谢绝，退出竞选；回到家中，专任怀城中心学校校董会主任职务。以后他虽不代课，但每夭仍步行数里到学校，旁听教师讲课，抽查学生作业，并帮助校长处理疑难问题，从而把怀城中心学校办成临泽全县闻名的小学，直到解放时为止。
他历史知识渊博，文学基础功底深厚。于民国30年（1941）受县长王存德之聘，任《创修临泽县志》总纂。在他的精心组织下，继承前人征集到的资料，广征博采，多方考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四卷共约二十万字的专著，并经付印刊行。这部志书以标准衡量，虽从体例、内容上看，还有不完善、不充实的地方，观点也不够科学。但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受种种条件的制约，已属难能可贵。给喊P人房留下了一部研究临泽历史发展过程的珍贵资料。现国内许多图书馆都有保存，台湾出版界还曾影印发行。在这里特别一提的是：该志成书于民国31年（1942年），正值西路红军过后五年，马步芳的统治余威尚在，国民党的控制正加紧进行。如无头脑的人主编，必然向国民党政府邀宠，字里行间定对红军大加斥贬。而他由于受红西路军政策及行动的良好影响，独具匠心，在整个志书中始终未提西路军一句一字，使人看后好像临泽历史上未曾发生过这件事似的，把功过留给后人评说。这既巧妙的避开了国民党政府审查此书时的责难，也寄寓了他对红西路军好感的一片难言之隐。
解放后，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他思想开明，拥护党的政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把土地贡献出来，交土改组分郁，政府定为开明地主。所以在1952年冬，被政府邀请作为民主人士参观团的一员，参观了全县土改复查工作。1953年又以开明地主身份，参加了临泽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县党政领导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建设临泽县大计。1953年冬，病故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