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机先（1892～1973年），原名高照机，曾用名张玉芳。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渔户寨村人。曾任北京地委所属分支委宣传委员。

高机先（1892～1973年），原名高照机，曾用名张玉芳。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渔户寨村人，出身地主家庭。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始读私塾，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转入本村初小，民国元年（1912年）高小毕业后，入唐山教会英算专修学校读书。民国6年（1917年）入保定美国医院附属医校学医。后转入北京同仁医院及内城官医院行医。在北京内城官医院行医期间，因受其弟共产党员高照宇的影响，阅读了《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许多进步书刊，思想深受启发，成为反帝反封的积极分子。

民国14年（1925年）春，高机先当选为国民代表，出席了由国民党左派主持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高机先参加了北京各界5万余人的反帝大示威。同月，经共产党员李渤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北方区委通讯联络工作，后担任北京地委所属分支委宣传委员，负责领导北京师大、中大、新大3个支部的工作。

民国15年（1926年）3月18日，高机先参加了北京各界人民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的斗争。因段祺瑞政府开枪镇压，高机先在天安门前负了重伤。同年9月，中共保定市委书记高风被敌人逮捕，因其日记本上有高机先的名字，组织上便决定派高机先回家隐蔽一个时期，以观变化。高机先回到家乡后，秘密传播马列主义，播撒革命火种，多次到南团汀高小倡导新文化、新思想，启发师生觉悟，在他的影响下，学校很快掀起了反帝反封抵制日货的革命风潮。同年冬，高机先积极配合中共天津地委派来的共产党员徐凌汉开展秘密工作，并与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培厚慈一道争取土匪、民团，以期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民国16年（1927年）春，中共玉田中心县委书记张明远和杨春霖等通过高机先与韩文华的联系，多次到迁安发动和指导农民运动。在高机先的提议下，将民间旧有组织——“老牛会”改名为“齐心会”。动员农民组织起来，抗捐抗税，反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同年10月，高机先在遵化参加了玉田暴动筹备会议。会后，在长城沿线发动群众，组织民团武装，拟予玉田暴动以配合。玉田暴动失败后，高机先按照张明远的指示，做恢复玉田、遵化、迁安各地党组织的工作，继续组织民团武装，并对口外“大麻子”土匪头目朱宝善（手下有二三千人）做了争取工作。同年下半年，高机先担任国民党迁安县党部主任委员。其间，发展王乃堂等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民国17年（1928年），以西山会议派张继为主任委员的河北省“国民党整理委员会”进行“清党”，因怀疑迁安县国民党员中有共产党分子，对高机先等发展的迁安县第三批国民党员不予承认。因此，高机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通知王乃堂等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在“清党”期间，高机先在国民党内部制造摩擦，挑起内讧，破坏各县国民党，削弱了国民党在迁安、丰润等地的组织力量。

民国18年（1929年），中共迁安县委成立，高机先在县委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民运工作，在组织民众会开展“抗捐抗税”、反对“旗地变民”斗争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此，迁安县反动当局曾视其为“共产党首领”，“剿捕法办”之声喧嚣一时。

“九一八”事变后，高机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1年（1932年）下半年，他与韩东征等组建了70余人的抗日自卫团，高机先任团长，不久，自卫团因遭反动警察围剿而解散。长城抗战爆发后，他与韩东征等再次组织百余人的抗日自卫团，并亲自率队到凿子岭和南北团汀一带抗击日寇，有力地支援了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抗战官兵。

民国23年（1934年）1月，迁安失败后，高机先和李子光、韩东征一样，被敌人列入通缉的重点对象，反动警团屡抄他家，因此，其父与他反目；其前妻韩雪芳气病交加，含恨去世。为避敌追捕，高机先有家难归，有亲难投，长时间流亡在唐山、天津、北京等地。后转移到丰润北夏庄行医。

抗日战争时期，高机先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随抗联第九支队先后打下了三大河、牛郎山、王官营等警察局和民团部。后随军到平西受训，担任三十一大队卫生队队长；民国28年（1939年）随部队到冀东扩军；民国29年（1940年）到雁北恢复地区；民国32年（1943年）任冀东第十三地委敌工部副部长；民国33年（1944年）任冀东第十三地委卫生处副处长；后担任北京救济总署干事等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高机先任冀东行署医指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唐山市卫生局副局长。

1956年任冀东烈士陵园首任主任。“文革”中，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多次被批斗，1973年含冤逝世。终年81岁。

1980年6月2日，中共唐山市民政局党组织为高机先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