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伦理思想是中国魏晋时期(220～589)各种道德学说的总称。魏晋伦理思想是在玄学盛行、佛教兴起中形成的。玄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伦理思想，同时也提高了伦理学说的理论水平。这一时期，交织于伦理领域中的世俗道德与宗教道德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吸收，直接影响了隋唐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魏晋时期(220～589)各种道德学说的总称。随着汉代神学目的论（见秦汉伦理思想）的破产，地主阶级道德要求与其实际行为的背离，以神学作为理论形式的名教纲常，逐渐流于形式，失去对人们的思想行为的约束力。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国家分裂，篡夺频仍，社会动荡不安，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一面维持名教，标榜“以孝治天下”，把名教纲常作为麻痹群众、剪除异己的工具；一面又推崇“三玄”，宣扬玄学，试图调和老子、庄子和儒家的伦理思想，为其放荡纵欲的“自然”生活辩护。与此同时，玄学中出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并引起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随着玄风盛行、佛教传播，出现了儒家伦理纲常与佛教、道教的人生哲学既相互斗争又彼此吸收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家援道入儒，试图借助玄学比较精致的思辨形式,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为封建制度和门阀士族的荒淫腐化生活作辩护。王弼从“万物以自然为性”出发，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名教不仅是自然的产物，也是自然的体现。郭象则更进一步把名教说成是“天理自然”，名教即自然。与此相反，嵇康、阮籍等人则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他们视“六经”为粪土，讥礼法之士为“虱之处裈中”，抨击名教是压抑人性的罪恶工具，主张崇尚“自然”。鲍敬言在《无君论》中认为，君权的统治是“强者凌弱”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的自然现象。他通过否定君权的合理性否定名教纲常。这一时期的<杨朱篇>和鲁褒的《钱神论》等著作，也从不同角度冲击儒家道统和名教纲常。前者公开提倡“且趣当生,奚遑死后”,把纵情奢欲、及时行乐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后者则通过“富贵在钱”、有钱可以支配一切的现象，揭露门阀士族爱钱如命、敬钱如神的卑劣人格。玄学未能挽救名教危机，而使名教陷入了更大的危机。裴为了维护名教，反对玄学，写了《崇有论》。他不但抨击那种“口谈虚浮,不遵礼法,尸禄眈宠，仕不事事”的时弊，而且指出其根源在于玄学“贵无”。他认为“阐贵无之义”，必然“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导致“礼制弗存”、“无以为政”的局面。因此，维护名教，就必须“贵有”。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也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观点出发，肯定名教纲常的社会作用和家庭道德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在魏晋时期，佛教也依附玄学得到迅速传播（见魏晋南北朝哲学）。佛教注重“出世”，主张沙门不敬王者，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相背离，并因此受到儒家的责难与抵制。但佛教为了争得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却极力调和儒、佛关系。它通过灵魂不死，业报轮回的宣传和持戒、忍辱等行善修道方法，使佛教教义成为忠、孝说教的有力辅助。东晋名僧慧远宣称：沙门“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亲，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强调佛教的人生哲学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行不悖，可以互相补充。

魏晋伦理思想是在玄学盛行、佛教兴起中形成的。玄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伦理思想，同时也提高了伦理学说的理论水平。这一时期，交织于伦理领域中的世俗道德与宗教道德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吸收，直接影响了隋唐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