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昌（1930年1月21日—1989年2月20日），原籍辽宁凤城，生于沈阳。笔名司马长绥、谷梁春。

1946年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办公室主任，天津市文联副秘书长，《新港》编辑部主任，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第四届理事。著有长篇小说《庚子风云》（一、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动人的沉思》、《祝福你，费尔马》，文学论著《一粟集》。

50年代开始不断有独幕剧集、短篇小说集评论集问世。60年代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作品一李大海一家的悲欢离合为引线，描述了从义和团起事到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以及众多性格鲜明的义和团首领形象和宫廷内部王公大臣之间的斗争。又创作了一批当带题材作品。他同时从事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和文艺批评。反映地质勘探队生活的《芨芨草》，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著有长篇小说《庚子风云》，中短篇小说集《复工》《神秘果》《动人的沉思》《祝福你，费尔马》，独幕剧剧本集《为了祖国》，论文集《风诗名篇新解》《一粟集》等。

1946年1月，数九寒天。一个面容黄瘦，身穿黑色学生服的年轻人，来到平西延庆县的岔口。他是北平辅仁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为了追求光明和自由，他逃脱了国民党兵的盘查，进入了晋察冀解放区。一踏上这块自由的土地，他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山那边的好地方》这支歌。这一天，正好是他16岁的生日，从此，他开始了革命征途的新生活。

历史风帆，转眼驶过了35年。1981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的学术报告会上，我们看到一位中年人在讲台上宣读学术论文，受到与会者，特别是老一辈鲁迅研究家的称赞。从相貌上不难辨认出他就是当年投奔解放区的那个中学生，只是两鬓霜白，身体微胖，举止动作也俨然是一位学者了。

他就是鲍昌。从一个高中一年级学生，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美学学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这是一条多么艰辛的路。

“在痛苦的岁月里早熟了”

鲍昌，曾用过白桦树、李兰陵、谷梁春等笔名。他于1930年1月21日出生在沈阳的一个在社会动荡中不断破产的家庭。他的曾祖父本是山东胶县的一个石匠，在前清的饥年馑月里，逃难到辽宁的凤城县农村。他的祖父是个佃农，但他的父亲却当了军人。20年代，成了东北军张学良属下的少校衔军官。母亲读过中学，爱好文学。1931年9月，鲍昌出生的第二年，就发生“九﹒一八”事变。全家随军移居北平。

鲍昌在上小学前，也曾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日子。那时他父亲在北平军分会里有个小差事，能在北平租几间房子住，生活还过得去。“七·七”事变的前一年，父亲因患伤寒病而退役，全家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父亲病愈后，依靠摆小摊为生，成了谋业无门的城市贫民。“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语）。鲍昌在少年时代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在北宏庙小学里，他是个贫寒的学生，对于那些“有钱人”，本能地怀有敌意。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关外流亡者的子弟，心田里早就滋长了鲜明的民族意识。所以，在考中学时，尽管他一向功课很好，完全能考上敌伪的公费学校，他却宁愿考进辅仁中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也不愿去受敌伪的奴化教育。辅仁中学是个贵族化的学校，学杂费比较昂贵。好在鲍昌每学期都能考中前两名，得到免费待遇，才得以坚持学习。

鲍昌从小就很聪颖，学习也很刻苦，并且对文学怀有极大的兴趣。家里没钱买书，他便到西单商场的旧书摊去看“蹭儿书”，为此常遭到卖书掌柜的白眼。进中学后可以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了，他几乎把所有的节假日都消耗在那里．早上，图书馆大门一开，他就抢先进去，一直看到闭馆。中午休息时，就着馆里供给的白开水，啃自家带来的窝头、咸菜。偶尔也到附近的小饭摊上买碗老豆腐吃。生活虽然清苦，但他感到乐趣无穷。几年之内，他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雨果等中外作家的名著都涉猎了，还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在小学和中学里。他写一手好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讲评，有的还登在《小朋友》杂志上。邻居中有个年近古稀的前清秀才，见他聪慧好学，就教他写旧体诗词。他写了这样的诗：“青鹰傲空角，白虹行日周。万里挟奇物，披风列殿游。呵斥若雷动，挥刃若光流。奇计虽不中，一笑成楚囚。”“明纛飞门外，与子共赴仇。磨骨长城窟，漂尸深海沟。从容忘生死，乃在家国忧……”“诗为心声”，这些诗虽然模仿了阮籍、左思和刘琨，但也不难看到这个风华少年的抱负和志向。

鲍昌读书的兴趣是广泛的。文学之外，他也爱好历史、哲学和其他的一些“杂学”。在他读到初中三年级时，就把《万有文库》中三分之一的书籍浏览过了。他几乎没有和同学们玩耍的时间，顶多是在“黑猫足球队”当个守门员；或者有时参加学校合唱队，演唱几支象《菩提树》、《你怎能忘记旧日的朋友》之类的外国歌曲。

1945年日本投降时，鲍昌15岁了。他原来对“大后方”还抱有幻想，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美军吉普车的横冲直撞，加上物价飞涨，百业凋零，使他大失所望，政治上愈为早熟。这年秋天，他读到《民主》、《文萃》等进步书刊，开始倾心“山那边的好地方”了。他自己办了一份壁报，贴在教室里，第二天就遭到级任老师的制止。对此，他并没有心灰意冷，又和几名同学秘密组织了“北国青春学会”，还借了台油印机，编印了六期题为《反攻》的小报，大都是政治抗议性的内容。不料这事被训育主任察觉。训育主任的威胁、恐吓，不仅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坚定了追求光明和自由的信念，于是他离家出走，决心投奔革命，哪怕是前途充满了艰险。后来鲍昌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政治上，我是在痛苦的岁月里早熟了。”

“生活是绝对命令”

到达张家口后，鲍昌被分配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刚学了几个月的政治课，自卫战争爆发了。他随着学校从张家口辗转地撤到了冀中。在这里没上几个月的课，便到农村参加土改。他带着一把“独一角”枪，和区武工队员一起搞武装土改，也曾在荒僻的山地和政治土匪打过几次遭遇战。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磨练了他，考验了他，于1947年8月1日，他被接纳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这段生活经历，似乎与他上中学时想当个文学家的宿愿无期相遇。然而，他行军、战斗过的漠北沙幕、太行烽烟、滹沱激浪、平原晓日，却使他读了一部“无形的书”。这不仅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而且开拓了生活视野，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跨到新时代来，鲍昌开始写“有形的书”了。

1949年1月15日，鲍昌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起初，他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不久又被调到文艺团体中当队长和政治指导员。1951年，21岁的鲍昌担任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生活逐步地安定下来，他的创作激情又萌发了。从1949年5月起，他开始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诗歌、剧本、散文和评论，到1951年出版了剧本集《为了祖国》。1953年和1955年又出版了一个短篇集和一个评论集。于是，1955年5月，他被调到天津市文联，担任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接着又担任了《新港》文学月刊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新港》文学期刊的名称就是他取的）。

50年代初期，鲍昌的行政工作很忙，但他仍然挤时间，深入生活，去读那本“无形的书”。他曾率领文工团，多次到农村、工厂、部队，以及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也曾几次请创作假，到厂矿企业、基建工地去体验生活。1954年，他到内蒙草原上的勘探队生活了八个月，回来后写了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

1957年，他的长篇小说和另外两个集子已经付排，突然一场政治风暴卷来，他象一现的昙花，从文坛上消逝了。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农场劳动了五年。1962年被调到天津市文学研究所，搞文学研究。但只有两年多，就被派去搞四清运动，后来是“文化大革命”，进干校劳动。1969年又被下放到天津地毯厂，当了五年工人。命运迫使他在痛苦的条件下，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侘傺的生涯，可以使人毁灭，也可以使人奋发。鲍昌选择了后者。1958年他被下放到天津南郊新房乡劳动。这个水田如织的村庄，曾是义和团的一个战场。白天，他累得脖子流汗；晚上，在瓜棚豆架下纳凉时，农民们常向他讲今述古。有一位70多岁的郭老汉，是义和团的一位师兄，给他讲了不少义和团的故事，还鼓励他说：“你不是会写书吗，把咱们这一段写写吧。”老汉的话很使他神往。夜深了，他躺在茅屋里望着窗外的星空，倏忽间，一颗耀眼的流星滑过，触发了他的创作动机。他决心写一部以义和团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要用一双艺术美的眼睛，去观照‘世界苦’的历史”（鲍昌：《关于二三语》）。此后，他就秘密地搜集人民的口碑材料，并利用节假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去借阅文献资料。当时，他头上有顶政治帽子，不能断定何年何月才允许他发表作品，因此他作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准备，把自己这项艰苦而繁重的工程当作是“名山事业”。

解放前，其父逃荒至辽宁省凤城县。1930年鲍昌生于沈阳。“九·一八”事变时全家逃难至北平。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附中。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1月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先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后在晋东北、冀中等地参加土改。194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春，被调到周扬领导的华北戏音工作委员会工作。1949年1月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先后在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华北群众剧社、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从事文艺行政领导工作，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51年出版独幕剧集《为了祖国》。

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复工》。同年7月调天津市文联工作，1956年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夏编成评论集《小兵集》、诗集《草原诗抄》、《海河诗抄》，创作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10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天津郊区劳动。1961年“摘掉帽子”，1962年调到天津市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及美学研究，业余创作了10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同时从事艺术起源和《诗经》的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天津市地毯厂当工人5年。1974年调到天津师范学院，任《天津师院学报》编辑。1979年初右派问题被改正。1980年3月任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同年9月被选为天津市美学学会会长。

1976年10月出版《鲁迅年谱》（上、下册；与邱文治合作），发表中篇小说《三月—四月》，出版《凤诗名篇新解》；修改美学、艺术史专著《艺术的起源》，有中篇小说《神秘果》、《祝福你，费尔马》、《动人的沉思》、《昂星团之歌》及长篇小说《盲流》等。此外，鲍昌写下了大量文艺理论文章和散文杂文，并主编了大型文艺工具书《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所著短篇小说《芨芨草》曾获中国作协优秀短篇小说奖。鲍昌历任天津市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新港》月刊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党组成员等职。1985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后，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党组成员。

1989年2月20日于北京病逝。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专著《鲁迅年谱》(合作)获天津市社科成果优秀作品二等奖；

短篇小说《芨芨草》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天津市1982年优秀作品奖；

报告文学《阿佤山的雄鹰》获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军事文学奖。

近来文艺界有人谈论“作家学者化”问题，其实，鲍昌就是个学者化的作家。他曾戏称自己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的“两栖动物”。在他已发表的200万字作品中，文艺理论批评和研究著作约占一半。这固然与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兴趣广泛、涉猎面宽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客观环境所致。50年代初，他在创作的同时，写了一些评论，被国为文艺理论批评的“新生力量”。此后，因报刊编辑部相继约稿，写了不少理论批评文章。60年代初，他在文学研究所研究美学，选择了“艺术的起源”和“诗经研究”两个课题。在两三年间，他就积累了五六千张卡片。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研究工作。1974年秋，鲍昌从工厂被安排到天津师范学院，参加学报编辑工作。于是他又开始了“两栖”生活，一边续写《庚子风云》，一边钻研理论，已经积累卡片12000余张，读书笔记百余万言。那时，他的住房比较狭窄，常常是桌上、床上，乃至板凳上，摆满了笔记和卡片。他每天伏案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在一首七律中他写道：“司理芸编是素心”，这恐怕是他人生的最大乐趣了。

正是在这种境况中，他撰著出版了《诗经》研究的论文集《风诗名篇新解》和题为《一粟集》的文学论文集。此外，还有待结集的百多篇评论、杂文。预计写40万字的《艺术的起源》，现已写出20万字，发表了六万多字。1980年还出版了他同邱文治合编的70余万字的《鲁迅年谱》。可见，鲍昌不仅在创作与理论间是个“两栖动物”，即使是在理论研究领域，他也涉及到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美学等好几个方面。难怪《文学报》在撰文介绍他时，称他是文学上的“多面手“了。

尽管他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上造诣很高，但他觉得：一个人精力有限，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还需要有个专业重点，以防犯“四面出击”的毛病。他表示，今后要逐渐收缩战线，把重点转移到文学创作上来。《庚子风云》第二部已经发稿，第三部正在撰著中。利用一些间隙，他还创作些中短篇小说。前不久，他的小说《芨芨草》获得了199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更给他一些鼓舞。当然这不意味着他要与理论研究隔绝了。他说：“知识给生活以翅膀，文学才会更高地飞翔。”即使搞创作，也不能和文艺理论研究绝缘的。他计划挤时间把《艺术的起源》写完。

鲍昌的路是艰辛而坎坷的，但是他却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他刚五十有三，心情舒畅，身体尚佳。我相信，象他这样不负时代和人民的作家，定会为人民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为了祖国（独幕剧集）1951，晨光

复工（短篇小说集）1953，工人

鲁迅年谱（上下册）与邱文治合著，1979—1980，1984，天津人民出版社

庚子风云（1—2部，长篇历史小说），1980—1984，百花出版社

风诗名编新解（《诗经》论语集）1982，河南中州书画社

一粟集（论语集）1983，花城出版社

神秘果（中篇小说）1984，百花出版社

祝福你，费而马（小说集）1984，花城出版社

二觉集（杂文集）1985，百花出版社

动人的沉思，（小说集）1985上海文艺出版社

盲流（长篇小说）1986，上海文艺出版社

三省集（论语集）1987，花山出版社

文学艺术新术语辞典 主编，1987， 百花出版社

关于《歌唱祖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然而，在天津音乐界一直流传一个说法，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鉴于对这一史实的兴趣，我辗转读到了鲍昌先生遗孀亚方女士的一份手稿。关于创作过程，手稿是这样叙述的：

“在我的记忆里，《歌唱祖国》这首歌的歌词原作者是鲍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立。鲍昌热血沸腾写了不少歌唱新中国的诗词和歌词。其中就有《歌唱祖国》这一首，曾在某报刊发表过。当时鲍昌和王莘同在天津音工团工作，王莘看到歌词后，很快谱出曲子，以《歌唱祖国》鲍昌词，王莘曲的名义发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王莘将歌词的主段部分，主要是第二、第三段，作了较多修改。王莘向鲍昌说明所作改动，当时鲍昌可能对改动有想法，可能又不好拂老同志的意，就说这词就用你个人名义吧。这样，这首歌就成了王莘一人的词曲了。曾在音工团工作过的阎家鸣同志说，他曾有过一盘录音带，一面是他妻子王癞唱的《祖国之歌》，是肖云翔的词曲。另一面是《歌唱祖国》，注明是‘鲍昌词，王莘曲’。这盘录音带上的《歌唱祖国》一歌是转录自肖云翔的一张78转唱盘。肖云翔的这张唱盘上的《歌唱祖国》注明是‘鲍昌词，王莘曲’。我也曾听说过，‘文革’初期，在批判王莘的一次会上，当时任天津文联办公室主任的史如北发言说，《歌唱祖国》的歌词是鲍昌的，你王莘给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