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纹是一种传统的装饰纹样。广义上可包含由鸟纹与其他内容组合而成的纹饰，如花鸟纹；狭义上则仅指纯粹鸟纹或以鸟纹为主体的纹饰。神话性质的凤纹或其他瑞禽纹也可归在鸟纹类属。常见于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的表面。

鸟纹包括凤纹、鸱枭纹、鸾纹及成群排列的雁纹等。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凤鸟纹按照构图形象分为长喙鸟纹，体躯是鸟，头部有一较长的喙；鸱枭纹，正面，大圆眼，毛角大翅，盛行於商代中晚期；雁纹，是鸟纹中写实的形象，属春秋晚期北方的风格。

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西周早期起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时期。商代鸟纹多短尾，西周鸟纹多长尾高冠。鸟纹包括凤纹、鸱枭纹、鸾纹及成群排列的雁纹等。

鸟纹的出现发展与古人的生殖崇拜密切相关，原民最初以鸟纹象征男性生殖器。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

通高12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人首鸟身像原铸于小型铜神树树枝端部。该像为平头顶，头戴頍，面带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相类似。其鸟身较短，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同树另一枝枝端人首鸟身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相上下卷曲状。

这种人首鸟身像除见于小型铜神树外，在同坑出土的青铜神坛最上层的“盝顶建筑”上额正中也铸饰有此像。古人有“以上为尊”、“居中为尊”的说法。人首鸟身像出现在铜神树树枝端部与铜神坛顶部正中，显然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人首鸟身像所代表的当是群神崇仰的天“帝”，一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宇宙之神宙斯一样。在中国周朝以来的神话中，众神之尊一般指的是黄帝。三星堆时代早于周朝，那么，人首鸟身像指的是谁呢？我们曾指出，人首鸟身像造像当与古蜀远祖有关，可与古史神话中的古蜀祖先神“大鸟王”帝颛顼发生联系，就其神职内涵象征而言，该像很可能是“中央之神”并兼有太阳神神职的最高权威象征物。当然，这仅是我们的初步看法，尚待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尊造像当是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的主神。

树干残高359、通高39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Ⅰ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全树共二十七枚果实，九只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

关于这株铜树的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将铜树界定为“神树”，则是共识：一种意见认为，这株铜神树的造型与内涵应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相关，铜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力被古蜀国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青铜神树并非建木，从其构型分析，更多的与《山海经》描述的“若木”相似。另一种意见认为，青铜神树具有“社”的功能，与载籍所记“桑林”一致，应为“社树”。一种意见认为，铜神树为古蜀人的宇宙树，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神树起源于古人对日晕现象的认识，代表东西两极的扶桑与若木。

这里，我们对这株铜神树作一简要分析：铜树上铸有九只鸟，有何具体寓意呢？在古代“十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鸟背负而行，这是先民对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中有大量的记述。中西考古资料中也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三星堆铜树上所铸的神鸟当即神话中金乌（即太阳）的写照。三星堆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符合“扶桑”和“若木”的“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铜神树铸饰九鸟，或原顶部有一只鸟，也可能制作者表达的构型意图是另有一只鸟在天上值日吧。同时铜神树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载籍描述建木有树叶、花卉、花果与“黄蛇”，铜神树的形式构成中同样有花果与神龙，而铜神树它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古史神话传说中所谓“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表征这是一株挺立于大地中心的神树。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藉此降世，巫师藉此登天，树间攀援之龙，或即巫师之驾乘。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伟大的实物标本，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三星堆神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的实物标本。

凤纹，在古代的传说中，为群鸟之长，是羽虫中最美者，飞时百鸟随之，尊为百鸟之王。在古人的心中，凤是吉祥之鸟。《说文》四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颧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朴，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

鸱枭纹属凤鸟纹之一种，中国古代传统纹饰之一。其形为：正面，大圆眼，毛角大翅。盛行於商代中晚期，多饰于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河南温县小南张出土的徙斝,腹部就是鸱枭纹。

雁纹是凤鸟纹之一种，为中国古代传统纹饰之一。是鸟纹中雁的写实的形象，属春秋晚期北方的风格。多饰於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

古时有鸠杖，杖首雕鸠鸟纹为饰。传说鸠为不噎之鸟，刻鸠纹于杖头，可望老者食时防噎。《后汉书·礼仪志中》：“玉仗，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鸟纹还有其他的形式，如立鸟纹、团鸟纹、变形鸟纹等，他们都是青铜器纹饰。立鸟纹的鸟有作飞翔形站立状，有的站立如人形。这种飞翔状立鸟纹，是春秋战国铜器装饰的显明特色，商和西周铜器上的鸟纹，都作静止形构成，未见有飞翔状立鸟纹。而团鸟纹外框呈圆形，鸟作圆形适合，昂首、尾上卷，以云雷纹为饰，通行于商和西周前期。变形鸟纹其状象鸟形，作一正一反排列，头尾特征较明显，中填其他纹饰，盛行于战国时期。

鸟纹最早出现在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遗存陶器上，表现技法有刻划、彩绘、模印、塑贴等。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西周早期起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时期。商代鸟纹多短尾，西周鸟纹多长尾高冠。

秦汉时期受四神观念影响，流行朱雀纹，多装饰在灰陶、原始青瓷、铅釉陶器和画像砖、瓦当等建筑用陶上。

魏晋时期，鸟纹多以塑贴形式出现，如谷仓罐上觅食的小鸟，盒盖顶钮作栖息的双禽，神态可爱。

北朝青瓷上的划花小鸟，简洁稚朴。

唐宋以后，受中国画影响的鸟纹多与花卉纹相配为饰，习称“花鸟纹”。唐代长沙窑注壶流下方的腹部，多绘、贴小鸟与花草，纹饰洗练生动。宋代吉州窑梅枝雀鸟纹、磁州窑竹枝白头鸟纹、绶带鸟穿花纹、水泽喜鹊纹等，都是民间气息浓郁的纹饰。

明清时期花鸟纹更是层出不穷。明宣德青花菱口盘上楷杷绶带鸟纹，画意清新，格调不凡。清康熙洒蓝描金瓶的五彩花鸟纹、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瓶的翠竹玉鸟纹等，构图考究，用笔精细，宫廷气浓重。 现代，鸟纹这种传统纹样仍然被广泛应用着，尤其大多数应用于家具装饰中。另外，也常应用于各种浮雕和透雕之中。

太湖流域四周的各处大小博物馆，大多展有一种特殊纹饰的早期青瓷器，这种纹饰收藏界统称“太阳工”，大部份考古报告中不见描述。器型有缸、罐、卣、盉等。表述的国别有越国原始青瓷、吴国原始青瓷、战国原始青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