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池陂，又称鸿池、洪池，是中古时期洛阳城东郊一处重要湖沼。

汉代以前，文献中虽未发现关于鸿池陂的记载，但从考古勘探和相关研究来看，鸿池陂当属自然形成，且年代甚早。

鸿池陂所在的洛阳盆地位于更新世末期形成的古黄河冲积扇顶部，黄河出三门峡后，摆脱两岸高山的束缚，汛期洪流在山前洼地停聚，山前地下水溢出也在低洼地带滞留，从而形成鸿池陂等伊洛河下游平原诸多湖沼，后期又有来自邙山的自然洪水注入。

考古工作者在鸿池陂东北岸发现有丰富的龙山、二里头文化遗存，而在水池范围内，迄今没有发现任何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文化遗迹；鸿池陂西北发现的尸乡沟商城遗址东城墙南段沿鸿池陂西岸而建。这些表明至少夏商时期鸿池陂就已存在了。

汉代，鸿池陂开始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汉桓帝曾下令“广开鸿池”，“增而深之”，对鸿池陂进行了疏浚，其水域面积和深度都有所增加。《东观汉记》亦载：“先帝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东汉会要》所谓“鸿池，桓帝开，在雒阳东二十里”，实指汉桓帝对鸿池陂进行的疏扩。

经过东汉时人为的疏凿，鸿池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达到“东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按北魏1尺长约等于27.97厘米，5尺为1步，约等于139.85厘米，则鸿池陂东西约为1398.5米，南北约为1538.35米。

考古勘探表明，鸿池陂总体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1480米，南半部被洛水冲毁，仅剩北半部南北半径约为800米。考虑到后期水流侵蚀和人为疏凿的影响，考古结果与文献记载大致相符。晋人张载《洪池陂铭》云：“惟水泱泱，厥大难訾”，盛赞鸿池陂水面广大的样子。

鸿池陂在洛阳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东汉时，赵典指出：“鸿池泛溉，已且百顷”；至西晋，鸿池陂周围已是“秔稻连畦”。可见，鸿池陂是当时洛阳农业灌溉的重要水源。

鸿池陂广袤的水域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东汉张衡《东京赋》中写到：“洪池清蘌，渌水澹澹。内阜川禽，外丰葭菼”，唐李善注曰：“阜，多也。丰，饶也。内多鱼鳖，外饶芦薍也。”张载也称：鸿池“鱼鼈炽殖，水鸟盈涯。菱藕狎獦，秔稻连畦”；晋潘尼《逸民吟》则曰：“沐浴池洪……游鱼群戏，翔鸟双飞。”这些说明汉晋时期鸿池陂中鱼鳖、禽鸟、芦苇等生物富饶，因而成为当时洛阳周边重要的渔业产地。

永初三年（109年），京师洛阳发生饥荒，邓太后下诏“以鸿池假与贫民”、“令得渔采其中”，开放鸿池的渔业捕捞帮助贫民度过灾荒。

鸿池陂还是大雁等鸟类的重要栖息地。曹毗《双鸿诗序》曰：“近东野见有养双鸿者，其仪甚美，又善鸣舞”，就描写了魏晋时洛阳东郊鸿池陂附近的鸿雁。

鸿池陂丰富的水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周边农业、渔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鸿池陂广阔的水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还营造出优美的自然景观，吸引了许多王侯将相、达官显贵来此休闲游赏。永兴元年（153），汉桓帝“幸鸿池”。作为皇家苑囿，东汉王朝还设有专职官员来管理鸿池陂。《后汉书·百官志》载：少府下设钩盾令一人，“典诸近池苑囿游观之处”，其属有“鸿池丞”一人，秩禄二百石，专门负责管理鸿池。

三国时，曹植曾“浮素盖，御骅骝；命友生，携同俦，诵风人之所叹，遂驾言而出游……望洪池之滉瀁，遂降集乎轻舟。”与朋友驾车前往鸿池，泛舟游赏。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幸洪池，命（任城王元）澄侍升龙舟，因赋诗以序怀。”

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元修“幸洪池陂，遂游田。”

为了欣赏鸿池美景，达官显贵们纷纷在鸿池周边兴建亭台楼馆。东汉·李尤《洪池铭》提到：“渐台中起，列馆参差”。北魏咸阳王元禧就常“与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别墅”，元人胡三省法云“：洪池即汉之鸿池……晋人以来，往往治池馆，观游于其中。”可见，鸿池陂已成为汉魏洛阳地区一个重要的风景名胜。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在偃师尸乡沟商城城址东南部城墙外侧发现一处大型水池遗迹，王学荣分析了其地理方位及与谷水、阳渠的关系，水池规模等之后，认为这一水池就是汉以后文献中所言的鸿池。

1992年以来，偃师市文物部门对鸿池陂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察，初步弄清了鸿池陂的形状及其与阳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