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美籍华人历史学家、教授、学者。出生于湖南长沙。

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长沙县福临镇金牛村，父亲黄震白曾加入同盟会当基金成员，但并不是核心人物。

黄仁宇早年在家乡生活，在长沙市第一中学毕业后，1936年（时年18岁）入读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1936年～1938年）。

黄仁宇15岁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战后负笈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的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s）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

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由于抗战爆发，黄仁宇决定辍学，加入国军。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1940年），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

1943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

1944年5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

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1947年）后曾任国防部参谋。

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学位（1954年），硕士学位（1957年），博士学位（1964年）。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

1968～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方法尤其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仁宇，凭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由于言语上的局限，黄仁宇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成为学者余英时于密歇根所指导的博士生。曾先后在南伊利诺伊斯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他曾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andCaiusCollege）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因之他后来经常到台湾的大学演讲作学术交流，并曾在《亚洲周刊》撰写专栏。

他的著作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

黄仁宇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

众所周知，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然而有趣的是，有人也不买他的账，甚至说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正如耿立群先生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明史专家陈梧桐认为黄仁宇的历史观深受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停滞论”影响；而且在历史研究的程序上有“以论代史”这个毛病，这都使得他的研究成果极为不严谨。

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写成的，他比我年长，后来是朋友关系，我不便写他。但是我要指出，他中年才读大学，发愤治中国史，用功之勤极为少见；晚年写了不少通论性的书，表现出他的史识，成一家之言。他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位“奇侠”式的学者。 ——余英时

现今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他（指黄仁宇）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是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朱学勤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 ——（台湾）刘季伦《 “大历史”下的个人》

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 ——（台湾）王汎森教授

“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台湾）龚鹏程教授

黄仁宇娶美国女子盖尔为妻，并育有一子杰弗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