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骙，广东南海人，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蒙古语专业，进入外交部工作。五次被派到驻蒙古使馆工作。1999年9月起任驻蒙古国大使。

1960年8月底，黄家骙怀揣着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与两个考取北大的同学一起，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黄家骙的到来，受到了北大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给这些来自外地的同学做了热情的介绍，希望他们了解专业后再报志愿。黄家骙考虑到高中时学的是俄语，与蒙古语相近，学起来可能比较容易，所以蒙古语成了他填报的三个志愿中的一个。之后，学校决定把他招入蒙语班。从此，黄家骙与“蒙古”结缘。

1965年9月，黄家骙被分到中国外交部工作。

1973年2月23日傍晚，他乘上了89次北京——乌兰巴托的“小列”（当时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称为“大列”，乌兰巴托的列车称为“小列”），从此开始了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的工作。

在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工作期间，黄家骙有幸参与了中蒙边界联合勘查的谈判。

1962年底，中蒙两国正式签订边界条约前，关于中蒙边界，蒙方一直认为，两国边界“早已划定”。但此前并没有对中蒙边界的具体位置和走向有所规定，也没有负载任何划界地图。因此，当时，中蒙两国边界并没有经过两国谈判并正式勘定，也没有一条双方共同承认的边界线。

“边界联合勘查的谈判，关乎国家领土主权，每一个谈判代表都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寸土不让’，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原则，绝不能让祖国的一寸土地从我们手中丢失。”黄家骙说。

根据双方商定的原则，河流改道后应以现河道中心为界，同时要将新出现的岛屿和沙洲进行调整。商谈时，双方人员争论得面红耳赤。

会议最后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形成最后文件。这个时期，双方的秘书和翻译最忙。黄家骙首先提供初稿，蒙方研究后提出一个新的意见稿。双方将两个意见稿进行对照研究，提出本方的方案，双方以秘书为首的 “秘书团”开始坐在一起，字斟句酌，逐字逐句进行修改。

“要想达成协议，双方都要作出妥协，以便找到折中点。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真是个苦差事，但能磨练人的耐性和毅力。”黄家骙说。当双方经过“努力”，拿出一份双方达成协议的《纪要》稿时，黄家骙整整瘦了一圈。但是，黄家骙为完成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重要使命而倍感欣慰。

1999年7月3日，黄家骙正式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经过20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发生的“民主运动”，蒙古国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大环境的影响下，蒙古国的外交更趋积极和活跃。

据黄家骙在蒙古国工作期间观察，蒙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同俄、中两大邻国“均衡”交往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二是根据“第三邻国”理论积极发展同美、日、德等四方国家的关系；三是谋求加入APEC等国际和多边组织，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积极参与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关注东亚峰会和10+3等多边活动；四是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加快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家骙所接触的蒙古国政党负责人都毫不例外地表示，支持已实行的对外政策。这说明这一政策方针符合蒙古实际，赢得人心，在各政党中达成了共识。

近年来，蒙加强了对外宣传，积极走上世界舞台，参与国际双边和多边活动，其国际知名度和影响正在得到提升。现在，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蒙古国已被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所了解和熟知。

黄家骙在同对外关系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执政党领导人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时感到，在国际大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蒙古领导人的思维也在不断更新和变化。

2003年8月19日，黄家骙接到外交部的调令，至此结束了在蒙古国的历史使命。

黄家骙在向外交部呈送的离任报告中这样写到：“自1973年以来，我在蒙古国整整工作了20个年头，为促进中蒙关系，加强中蒙人民友谊与互相理解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对此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