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凤（1914年-1989年7月8日），江西省兴国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红军学校团政治处干事、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等职。参加了长征。后任八路军总指挥部机要科长、中共中央机要科股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机要处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副局长、总参谋部机要局局长、总参机要局顾问等职。系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7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14年5月，黄有凤诞生在江西兴国县澄江乡锅口堡一个贫农家里。父兄除佃田耕种，也还学有一点手艺。父亲农闲当木匠，哥哥学油漆，他俩还兼做看阴阳的差事，以维持家计。黄有风也自然过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日子。从小在家放鸭，稍后也跟入学剔竹椅，学撑竹筏子，成了一名“小学徒”。按说家里租点田种，加上又有大小三个“手艺人”帮衬，生活应对付得过去，但他自家的“阴阳”就看的不准，他家的“风水。并未好转，过的依然是入不敷出的日子。由于时局不定，船路阻塞，他还时常失去“活路”，闲在家里。好在父亲算是“见多识广。乘时叫他读了三年私塾，打下了点文化基础。

真正改变有凤家命运的是，1930年2月在他家乡开展的分田运动。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扬眉吐气了，感谢毛委员给他们带来了好福气。他梦想着能见到毛委员。这时，他参加了童子团，扛着红缨枪在村里站岗、放哨、打菩萨、烧家谱，成天东奔西跑，他以为，这就是“为穷人干好事”，就是“革命”。

1930年6月，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便正式跨入了革命行列。他当过宣传、组织干事，又任过少先队长、乡少共特支书记、乡苏维埃主席等职务。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兴国县由于各方面的工作做得出色，被誉为“模范县”，农家子弟踊跃当兵。他们唱道：

“十七十八正年轻，当兵就要当红军，

胆壮心雄志愿大，红军到处受欢迎。”

兴国县当红军的农民很多，于是又有了“兴国师”的美称。1932年秋，18岁的有凤带头参加了红军，成了“兴国师”的一名战士，成为驻扎在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4期的一名学员，校长为叶剑英。通过学习，他对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红军和白军性质的区别有了较清楚的了解，也学到军事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这时，这位从兴国来的“小老表”，思想上有了巨大的升华。

1933年春，是有凤同志人生征途中的一个重要驿站。这天，他奉命从红军学校到了瑞金附近的叶坪——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何叔衡通知他，调他到劳战委员会机要室工作。

一天上午，一位老同志叫他把一份电报送给毛主席，他飞快地进了毛主席的办公室，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和他打招呼，并示意他在椅子上坐下，他猜想这肯定是毛主席。不知为啥，这时他反倒紧张不安了。毛主席看完电报问他是否新来的，叫什么名字，还问他在参军前的简单经历。当听了他的回答后，主席风趣地说：“你做过的事情不少嘛，当过篾匠，撑过筏子，还是个工人，是无产者喽!”主席又问他愿不愿做机要工作，有风说他愿意干机要工作，就是文化低，怕做不好。主席说：“可以在干中学嘛!我愿当个先生，不收学费。。有风望着主席，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战时流动性大，不久，机要室只剩下他一人，初学乍练，工作自然遇到不少困难。

有一次，他给毛主席送完电报正要往回走，主席突然叫住他说：“黄有凤，你过来，这里可能有一个字译错了吧?”他满脸羞红，心情格外紧张。回去一核对，那个字果然译错了。主席深情而严肃地说：“我们的工作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和千百万人的生命，不能有半点马虎，要慎之又慎才行啊!”这次的批评与教育使他铭刻心头，终身难忘，成为他在机要战线奋斗50个年头的座右铭，也成为几代机要工作者奉行的准则。

为更有效的在“干中学”，毛主席又送他一本同音字典，并亲自教他如何查字典，还讲解一些生词的词义。结合工作，主席又教他如何查校电报，如何使用标点符号。为适应战时紧张情况，主席还教他如何分析电报内容。还有一个晚上，他在房间练字，主席走了进来，他连忙站起，主席笑着说：“我来看看你。护说着顺手翻开了他的练字本，一页一页地翻着，随口说：严唔，不错，进步很大嘛1”接着，指着本上一个错字说：“瞧，这个字好像错了，多了一点。”主席接过笔，给他写了一个样子，又叫他照着写，他一连写了好几遍，直到掌握了这个字的写法，主席才笑眯眯地离开了。有凤默想着，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永远当一名毛主席的好学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2月，有凤调任毛主席的机要参谋，实际上是个“全权参谋”。因这时除他和警卫员外，身边再无别人。他与毛主席日夜相伴，风雨同处。行军中，主席一有机会就给同志们讲政治，讲历史，讲革命道理，耐心地回答同志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主席对机要人员的安全分外关心，一到宿营地总要亲自过问机要人员住地的安全，并指示机要人员不能离开首长的左右。主席还时常和大家一同挖野菜，帮助大家识别什么是野菠菜，哪种是野韭菜。有多少夜晚他同主席同睡一铺，合盖一被。这些，都成为他长久记忆的美好画面。平日，除机要参谋工作外，一切生活照料基本上都是他一人负责。每到宿营地，要查看主席住房，安排办公桌椅，挂地图，接着要打铺，离开住地时，又要忙着归还老乡的东西，主席一般是白天睡觉，夜晚工作，有风白天要收文件、接电报、听电话，入夜主席工作，他也没替班的，一天几乎没有多少睡眠时间，连吃饭都稀里马虎，很是辛劳。

1935年6月，部队到了四川懋功。由于长途跋涉，有凤身体消耗太大，染上疟疾，身体软的要散架，他咬牙挺着，怕主席知道。一天队伍又出发了，他身上冒虚汗，步子不稳，两腿发颤，稍停了一会儿想歇歇气。主席发现了忙问：“黄参谋，你怎么了?”他回答说：“没什么。”用尽力气往前走了几步，眼看着要栽倒。这时，一只有力的大手将他扶住，他定神一看，是主席。主席轻轻地摸他的前额，便责备了起来：“看你，病成这样，为什么不早说?”说完便叫卫生员给他量体温，又叫卫生员拿出几片奎宁叫他吃。奎宁在当时是十分贵重的，是给主席备用的，他坚决不吃。主席理解他的心情，从卫生员手中拿过水壶又塞到他手里，一直看他把药吃下去。这时，主席又吩咐担架员把担架抬过来，他一看这阵势更惊慌了，他知道这担架是为照顾主席而专派的，忙说：“主席，我好多了，可以自己走。”主席说：“你不要再逞强了，你发烧得烫手呢!”说毕，亲自把他扶上担架，又替他盖上一条灰军毯，叮咛着：“好好养病，过几天好参加一、四方面军的大会师!”他流着眼泪，牢记着主席的叮嘱，珍藏着主席的爱心，在担架上想了许多许多……

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组织上决定有风参加西征战役。这意味着要和主席暂时分别了，他的心像是五味瓶被打翻，说不清是啥滋味。一天下午，警卫员跑来说主席口叫他，他立马到了那里，主席问了他交代工作的情况后说：“我看你这几天情绪有点不对头，是不是对工作有想法?”有凤回答说，；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只是担心主席。主席亲切地说：“我这儿的工作你放心。你到野战军司令部工作也很重要，要扩大新的根据地，要做的事很多。你从机要参谋升为机要科长，要领导‘一班人’了，一定要带好‘一班人’，团结好‘一班人’，保证总部的指挥。”有风的心轻松了许多。“相别必有相逢时!”，他坚信总有一天能再回到毛主席身边。

1940年4月，有凤从晋东南随朱老总回到延安，任朱老总的机要参谋。他作为十八集团军总部直属机关“七大”候补代表，准备出席“七大”。他的住处正好在主席的旁边，他赶紧去看阔别近5年的主席。主席询问了前方的情况，并留他吃晚饭，以示接风。之后，有风便留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并兼任为中央领导同志服务的小作战室的参谋。

这年6月里的一天，有凤给主席汇报完工作后，主席关心地问起了有风的婚事。原来，中央机要科科长老钟为有凤介绍了个对象叫赵雪明，她11岁当童工，15岁入党，1938年到延安，1940年调做机要工作。用当今的话说，她是个“女强人”。他们虽确定了关系，但女方提出三年内不结婚，婚后不马上生孩子，即使将来生了孩子，也不当家属。有风答应了这些条件，因之，婚事一直未办。有风腼腆地向主席叙述了他们的“约法三章”。主席听后忙说：“你快30岁了，你俩都干机要，这很不错嘛!”主席并示意在旁的秘书叶子龙说：“成立个促进委员会，促进促进。”叶子龙就担任了“促进委员会主任”，就这么三促两促，婚事便促成了。

1941年10月10日，有凤的婚礼在延安新建成的中央办公厅二楼举行。主席用自己的稿酬让食堂炒了几个菜，并献出自己酿的土葡萄酒招待嘉宾。机要室、机要科不能来参加婚礼的，主席也自己出钱叫食堂给他们加了两个菜。应约来参加婚礼的上宾，都是由主席亲自下请帖请来的，有朱总司令夫妇、王稼祥夫妇、张闻天夫妇、任弼时夫妇和胡乔木、王明等。席间，主席带头举杯为这对新人祝贺，还幽默地即兴赋诗道：“两个机要，白头到老，比翼双飞，永不掉队。”大家拍着手，哈哈大笑，热闹气氛更加浓烈。婚宴后的又一“节目”，是参观洞房。

洞房设在办公厅二楼的一个单间内。陈设朴素、简单，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便是全部家当。床上铺着白色床单，枕头和被子整齐地摆放着。最引人注目的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送给新人的二件礼品：主席送的是一床红底黄白花的洋布被面；朱老总送的是一条毛毯，是三五九旅自己生产的，用树根染印成咖啡色的土产品，朱老总如今又转送给这对新人。两位领袖赠送的礼品，一洋一土，相得益彰，令人回味无穷。洞房墙上贴满了来宾们书写的贺词，还有康克清和陈琮英(弼时夫人)合作用红蓝墨水喷制的一张彩色鸳鸯戏水图，也引起来宾们的称赞。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是一桩寻常之事。然而，由中国革命的一代伟人为一对普通干部主婚，并有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婚礼，却是极不平凡的。它像一首动人的诗，像一篇迷人的传说，是那样富有魅力。它对于新人来说，固然是终身难忘的喜事，而它包含的意义却更加深远。在这里，我们体察到伟人对普通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品味到领袖与群众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动人情景。

1943年冬，有凤的第一个女儿玲玲出生了。这孩子不足8个月，她妈妈连医院都来不及去，便早产了，是由有凤等三个“老爷们”帮助接生的。夫人体虚又没啥营养，有风从窑洞上的鸟窝里掏了4只麻雀炖成汤，算是对夫人的体恤与爱护。他逗着说：“快喝，麻雀虽小，可赛过人参!”他怀着“为人父”的喜悦，像“小媳妇”般的殷勤，在寒冬腊月冰冷的延河里洗尿布，承担了全部家务活，忠实地履行“约法三章”的诺言。

由于营养差，奶水少，小玲玲饿得啼哭不止，小脸又黄又瘦，只好用小米汤喂她。这事也让主席知道了，有一天警卫员拿了一个黑瓦罐到他家，说这是主席给的。他打开一看，是一罐牛奶。警卫员说这是组织上配给主席的一份牛奶，以后就给玲玲享用了。有凤当然不能接受，他跑到主席那儿，准备好的干言万语像被阻塞了，激动地几乎要哭出来。主席笑着说：“看你，都当上爸爸了，还这样孩子气。”有凤把奶罐放到桌子上，显出一副坚决的表情。主席又说：“我们现在的条件好多了，陕北的饭菜也很不错。娃娃们是未来的希望，把他们抚养好，是我们的责任。”说完又把奶罐塞给他。依有风对主席的熟知，他知道再推辞也没用。小玲玲吃着这份“特殊”的奶逐渐胖起来，不满周岁就咿呀学语，很逗人喜爱。再往后，玲玲能吃小米稀粥了。可是喂水时，孩子因水不甜不喝，主席又送来大米、白糖。他们为节省，给孩子喂水时，只沾一点糖水。主席送的白糖，一直吃到1945年秋日本投降。

召开“七大”前，有凤夫妇身体不好，主席又让他们一家搬到枣园作短期休养，与主席作近邻。他们和主席的小女儿李讷及叶子龙的两个女儿一起吃饭。这段日子充满了温情和欢快，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955年初夏，有凤同志从东北调北京担任机要部门的领导。因主席国事纷繁，他们和主席见面的机会不像在延安时那样多，但彼此都不曾忘却。

有凤的二女儿莉莉是1953年出世的，这丫头赶上了好时光，长的胖乎乎的，又很机灵，举止颇像个“假小子”，嘴也乖巧，从不认生。1956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六，主席叫叶子龙邀有凤一家去做客。他全家高高兴兴，换上新衣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这时主席不在屋，孩子们就在丰泽园院里跑着玩。主席回来了，走到孩子们跟前和蔼地问：“你们是谁家的娃?叫什么名字呀?”孩子们只顾着玩，又跑到院子的养鱼缸前。可能由于自家生活的天地太小，莉莉见小金鱼在缸里游戏是那么悠闲自在，好不羡慕，很想见识一下这些小精灵，伸手便从缸里抓出一条小鱼玩耍，待有风夫妇发现时，可怜的小金鱼已奄奄一息了。他们严厉地训斥孩子，“假小子”意识到这回是真闯大祸了，顿时老实了。主席马上制止了对孩子的教训，拍拍莉莉的头，算是一种“宽恕”。

要吃午饭了，大家在丰泽园的凉棚下准备用餐，气氛欢快。这时小莉莉又无拘无束了，她看看毛主席，觉得桌前的毛主席和她看到的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毛主席像很像，只是，挂像上的毛主席更大一些。于是，她乖声乖气地问：“伯伯，你是大毛主席呀，还是小毛主席呀?”主席微笑着伏下身把莉莉搂在怀里，学着孩子的声调说：“你给我唱支歌，我就告诉你”。莉莉从容地站在地上，背着小手，放开嗓子唱了起来：

小鸟飞，小鸟飞，

你要飞到哪里去?

请你飞到我这里。

有件事儿告诉你，

妈妈给个大苹果，

我想送给毛主席。

小鸟，小鸟，谢谢你

请你带给毛主席。

莉莉唱毕，主席一下子又把她抱起来，高兴地说：“我是小毛主席呀!”引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自此，主席一见莉莉来玩，便有趣地说：“你又来看小毛主席啦!”

由于有凤夫妇工作很紧张，大女儿已上学，全家到中南海做客的次数往后就比较少了。因住地相近，小莉莉倒还时常到主席那儿“做客”。毛主席有时就穿着睡衣跟莉莉玩，见到可爱的孩子，仿佛主席一天的疲劳就能马上消除。主席有时问莉莉：“妈妈爸爸谁好?”莉莉就告状说：“爸爸不好，爸爸关我‘禁闭’。”主席又问：“为啥子关‘禁闭’呀?”机灵的莉莉就不言语了。主席有时还教莉莉写“大”“小”等字，还叫她写10个阿拉伯数字给主席看，当看到她写的“3”、“8”都是躺着的时，就手把手地教她写。当年，主席教有凤练字的情景，又在他的下一代身上重现了。这中间蕴含着多少深深的情意啊!

有凤同志参加革命60年，从事党的机要工作近半个世纪。他是直接在党和毛主席教育关怀下锻炼成长起来的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在他身上，闪耀着一个共产党员诸多优秀品格的光辉，无愧为机要人员学习的榜样。

人们敬仰他对党的事业无私奉献，一生“埋头苦干”。因他姓黄，早在延安时，人们便送给他一个“老黄牛”的绰号。1944年，由于他在工作、学习和生产上有卓越的成就，被延安中直机关评为“甲等模范工作者”，奖状上印有毛主席的签名，同时还奖给他一枚刻有“埋头苦干”字样的奖章。他长期担任机要工作的重要领导职务，由于职业特性的陶冶，他老成持重，平日少言寡语，但他是以身先士卒来教育大家的。他具有战略眼光，钻研业务技术，并有所创见。注重机要人员的教育培训，亲自办学，培养了几代人，可谓“桃李满天下”。

“文革”中，他遭受迫害。彻底平反后，组织征求他对重新工作的意见，他用富有寓意的一句家乡俗语表达他的心愿：“我桐油罐还是装桐油吧?”这就是他的敬业精神，献身机要事业的精神，这就是可贵的“桐油罐”精神。

他始终保持了农家子弟勤劳的本色，以俭朴为荣。在延安，为支持赵雪明纺线，他利用废木料制做了一辆很“时新”的纺车，时速大大加快，使雪明在纺线比赛中得了二等奖。他还用旧料给孩子做了一个小木笼子。即使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也仍过着。布衣素食。的日子。家里的沙发，椅子许多是经有风修理过的。什么东西到他手里都能变废为宝。也许是他曾当过“小匠人”，才变得如此心灵手巧。

平日，他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内衣、袜子都是补丁摞补丁，军用布鞋和自制的布草鞋伴随他度过了一生。就在他与世长辞，人们迈着沉重的步子从他灵前走过，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时，看到安祥地躺在灵床上的这位老红军，仍是穿着一双棉线袜子和一双布条草鞋。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形象。他决不吝惜自己的财物和爱。他曾将自己住的大房让给部下居住，曾亲自将患病的部下背上车送往医院，他接济有困难的同志的钱粮不计其数。在清理遗物时，发现在一个类似中药房用的柜橱里，上面别满了卡片，写有需接济人的名字，有的还放有布袋，是用来装粮食准备送人的。每当灾区人民有难，他总是慷慨地捐钱捐物。当同志犯有错误时，他决不袒护而是严肃耐心地批评教育，直到他们改正错误。

严守纪律，淡泊名利，这又是大家称颂的美德。他曾当过毛主席、朱老总的机要参谋，也在彭老总身边工作过，但从不炫耀。这些光荣的经历，许多人还是在他作古后才陆续听到的。他在家从不向亲属子女谈论工作，还立下“三不准”(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的“家规”。他们夫妻都在机要部门工作，但“出门不问去向，归期不知时日”是很平常的。他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因之大伙又戏称他为“保险柜”。1952年，在东北工作时，组织上拟提升他为准军级，他表示“保持正师级就知足了”。他曾多次让职让级，被颂为美谈。1952年，东北军区领导决定调一机要负责人到辽西省委工作，这意味着要脱军装，享受地方待遇，这又是对每个人的考验。他毅然决定将自己的妻子调去，由他一人承担侍老育幼的生活重担。早在1950年，组织上决定赵雪明出席全国英模大会，他又以单位负责人的名义向上级报告，说其爱人新近没有突出的事迹，请组织重新考虑(最后组织仍决定赵出席全国英模会)。他是1955年我党我军机要部门唯一被授予少将军衔的，之外，他还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等。在荣誉面前，他是那样平静、沉默，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这就是他的名利观。

有凤同志还是一位自学而成的“秀才”，对诗词更情有独钟。

1956年10月，他写了一首《七律·忆长征》：

难忘万里长征路，

号角旌旗拥铁流。

赤水河边闻击楫，

金沙江里起飞舟。

云横雪岭添豪气，

月落草滩照吴钩。

往事悠悠成别梦，

眼前风物正清幽。这首诗被收进《将帅诗选》。在有风同志6周年祭日即将来临之际，战友们默默地背诵着这豪迈动人的诗章，深情地怀念着这位机要战线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