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人，男，汉族，1947年生于北京，祖籍重庆，大专学历。文革期间曾上山下乡，当过知青、教师。1977年大专毕业后，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并出版多本报告文学、长篇小说。

黄济人，1947年出生在北京，名字起自“济世救人”。他的父亲黄剑夫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北平和平解放前以国民党第16军22师师长的身份驻守德胜门。

1966年高中毕业，1969年底上山下乡来至四川省威远县。1977年考入四川内江师专中文系。

在校就读期间，写作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1982年该书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轰动海内外，获全国首届军事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1983年调至重庆市文联《红岩》编辑部，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崩溃》，当年为专业作家。1989年当选为重庆市作协主席，1996年改选续任至今。

2003年7月24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市作家协会、重庆出版社、《文艺报》社联合主办的黄济人长篇报告文学《命运的迁徙》研讨会在京召开，评论家、作家40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评论家一致认为，黄济人的报告文学《命运的迁徙》关注人民命运，关注三峡建设，是作家全身心投入创作的又一部报告文学力作。黄济人作为身在重庆的作家，他不仅仅关注生养他的这片土地，创作了《三峡议案是怎样通过的》《重庆直辖市成立的前前后后》《人格的力量》《警魂》等等，均以重庆的重大事件为题材，客观翔实而又画龙点睛般艺术地记载了重庆人民在时代大潮中的前进步伐，而且关注民族的时代命运，从全国的大视角去评说、去理解重庆人民在三峡建设中的巨大的付出和贡献。他以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用纯熟的报告文学手法用作家的满腔热情讴歌时代，讴歌人民。

从2001年6月始，年富力强的黄济人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离开了平静的书桌。他走遍了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11个省市的移民点。走村串巷，问寒嘘暖。这些离乡背井听惯了长江号子和滔滔江水声的重庆移民，听到黄济人熟悉的乡音，仿佛见到了亲人般围拢过来，询问重庆的发展情况，询问政府对移民的政策等等，说不尽的知心话一古脑儿地向他宣泄着……黄济人深知，让这些移民们一时半会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性，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于是，黄济人在安抚移民们遵纪守法的同时，还要央请当地政府尽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老乡们”各方面的帮助和照顾。

2003年元月止，黄济人历时整整一年半的时间才返回重庆市作协大院。沉重的行囊里，装回的是厚厚的17本日记。密密麻麻的记录，横七竖八的人物姓名，被雨水、泥水和泪水打湿的字里行间，蕴藏着一张张渴望的面庞，演绎着一个个动人魂魄的故事，跳动着移民们一颗颗火热的情怀……

四月初，黄济人给自己下了一道死使命：一定在5月1日凌晨1点钟前彻底完稿。近20万字的书稿要在30天内完成，平均一天近一万字的速度才能写完啊!一连三天三夜，黄济人坐在桌前没有离开，往嘴里填着面包，笔还在稿纸上流动着。2003年5月1日，全部书终于改完了。《命运的迁徙》全书共十一章，六十六节。作家的心血和着三峡移民的甜酸苦辣在三峡的波涛中，在祖国前进的步伐中涌动。

自1982年以来，先后出版400万字的文学作品，1999年，出版了《黄济人文集》1-5卷。其中的主要作品有：《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崩溃》《重庆谈判》《命运的迁徙》《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日记》。

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获全军首届文艺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首届郭沫若文学奖，后被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决战之后》；

长篇小说《崩溃》，获《当代》文学奖；

长篇小说《重庆谈判》，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长篇报告文学《命运的迁徙》，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三届文艺奖、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作品奖。

2023年，担任首届《重庆纪实》报告文学奖评委。

“静水深流”——黄济人说这是他最喜欢的4个字。这也是黄济人人生的写照：1979年，还是在校大学生的他写出了一部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报告文学，生动描述了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沈醉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改造经过，吸引了海内外成千上万的读者。黄济人自此走入了独特的“国民党题材”创作领域，写下《崩溃》《哀兵》《征夫泪》等一系列作品。2013年5月，《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下部和之前已出版的部分合成“完全本”，从国民党战犯们获赦后写起，描述他们如何遭遇“文革”的冲击，经受改革开放的洗礼——当年大学时写出来的那一点“水”，已经被黄济人挖成了一口“井”，厚重而幽深。

2013年6月18日，黄济人在北京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他几乎烟不离手，抽了一根又一根。烟雾氤氲，眼神却是清亮的，低沉的声音诉说着自己的人生和写作，波澜不惊。

一部书改变命运

黄济人自称是“失败者的后代”。1947年，他出生在北京，名字起自“济世救人”。他的父亲黄剑夫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北平和平解放前以国民党第16军22师师长的身份驻守德胜门。

“当时，傅作义一方面想和平起义，一方面也在察言观色，看嫡系部队的反应。结果共产党一下子把国民党第3军打掉了，嫡系部队就剩下了驻守北平的第16军。16军军长袁朴抱病回南京了，群龙无首。我父亲所在的22师算16军的主力部队，傅作义晚上就来到我家，让我父亲接任军长。结果我父亲被吓住了，第二天就飞回南京。后来他在西南继续作战，1950年在川北一个叫阆中的古城打不动了，被迫投诚。投诚时，一个军连一个师的人马都不够了。”

1951年，刘伯承创立南京军事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被认为是“国民党起义将领”的黄剑夫和其他一些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将领一起，被安排前往任教。黄济人的童年就在那个大院里度过。50年代“清匪反霸”、“三反”、“五反”等运动一波波袭来，这个家庭所受的磨难，大致能够料想。“小的时候不懂事，但已经感受到父辈的忧郁、寡言和那种莫名的惆怅。”

渐渐长大后，黄济人自己也经受着那种痛苦。“‘文革’时，父辈们穿着解放军军装，都不能幸免被抄家的厄运。院子里几乎家家被抄，挖地三尺。”1969年，黄济人当了知青，上山下乡一去就是8年。住在茅草房里吃糠咽菜，最苦的却不是物质上的。“思想上时刻担惊受怕，就怕犯错。我临摹了一幅印度漫画，贴在我的床头。我觉得它画的就是我。一个人拉板车爬坡，车上的货物堆成了小山，拉车人必须像狗一样趴下去，才能把车拉动。漫画的原题叫《生活的重量》，我改成了《精神的重量》。”

这道坡，黄济人最终还是爬上去了。1977年恢复高考，他报名参加并考上了四川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全国都流行写“伤痕”文学、知青题材，刘心武的《班主任》、叶辛的《蹉跎岁月》等出一部火一部。黄济人也在尝试，但总觉得追在别人后面跑，肯定不容易成功。改变的契机很快到来：1978年，父亲黄剑夫获得平反，补办的追悼会上，多年未见的舅父邱行湘也来了。邱行湘是国民党高级将领，1948年被俘，1959年获特赦。相见后，他把自己在功德林改造的经历讲给了黄济人听。

功德林原先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一所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监狱，新中国成立后直属公安部管辖，改为战犯管理所，关押着上百名高级战犯。黄济人于是决定写一本讲述国民党战犯如何被改造的书。1978年暑假，他向家里要了仅够路费的钱，带着一书包的馒头和舅舅的介绍信出发了。在南京、北京和上海，他找了二三十个当年的战俘，其中有几位赫赫有名，如杜聿明、黄维、沈醉、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

黄维的反应让黄济人最为难忘。“我去他家时淋过雨，鞋上带了很多水印，袜子也湿了。他为我拿了鞋，把新袜子放在我的膝头。看到我的鞋有点破，就问：‘你怎么这么穷？是不是好吃懒做？’我回答不是，他接着说：‘我又有什么资格来问你。都是我们打了败仗，才让你们吃苦。’”当得知黄济人想写国民党战犯时，他很认真地说：“我最看不起的就是文人，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现在，歌功颂德都很无聊。你肩膀那么宽，还是去当木匠吧。”即便这样，黄济人还是从黄维等人手中获得了大批资料。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写出了28万字的书稿，定名为《功德林》。

写好后，黄济人把唯一的手稿寄到了公安部。没想到一个月后，居然收到了回信，要他前往北京改稿。1980年，改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书稿在杂志上连载；1982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卖出200万册，其后还被改编成电影《决战之后》；1983年，黄济人调至重庆市文联并创作至今。

不要说谁对不起谁

环球人物杂志：已经过去30多年了，为什么重新续写《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黄济人：我到北京改完书稿，就被推荐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馆当了一段时间编辑。每天和杜聿明等国民党将领打交道，资料一直在增加。写续篇是很久以来就有的想法。

2011年，重庆本来有套《打黑丛书》要出版，我也被分了写作任务。那套书的原定出版方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守文过来和作者们沟通。见面后问我：“能不能找个时间单独谈谈？”我答应了，结果一见面，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其实我对打黑题材不感兴趣，我是奔着你来的。你当年那本书没在我们社出，我一直觉得很遗憾。”他背了很多我书里的内容，我当场就答应和他合作。

环球人物杂志：两次的写作状态有何不同？

黄济人：虽然写的内容都是胜利者如何对待失败者，失败者如何接受失败，但顾忌越来越少。如果说30年前，有些语言的表达还是羞羞答答、语焉不详，现在就能说得直白一些。比如当年出书前，我请杜聿明先生题了字，原本想做成封面，结果出版方认为杜聿明是使用过毒气的战犯，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好把杜先生的字放在扉页上。

环球人物杂志：当年这本书写的算是“禁区”，王蒙曾评价它“参加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但也有人觉得不能接受。比如东北一个部队以“全体指战员”署名，寄信给你说“国民党800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想不到你作为他们的后裔，还胆敢用笔继续与我们作战，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估计这次写完，还会有这样的来信吗？

黄济人：以前常讲国民党对日本人“一枪不放”，还说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期间逃到峨嵋山上，不给桃子挑水，一胜利却把手伸得老长，要下山摘桃。这种思想灌输了很多年，那封信上的话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观念。不过现在时代真是变化了，以前人们都骂我把国民党写得太好，现在也有人会说我把国民党写得太坏。我自己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失败者不是鬼，胜利者也不是神。

环球人物杂志：你与杜聿明、沈醉等都有过亲密接触，在你眼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黄济人：我不敢去评价历史的是非功过，只能谈我接触到的。沈先生死时唯一的要求是把自己的遗体捐了。我与杜先生访谈较多，整理出来的大概有10万字。因为经常去他家，也亲眼见到一些事情。他去世前，在医院对老伴曹秀清说：“我警告你！我死了以后，你别到杜致礼、杨振宁（女儿、女婿，当时在美国）那儿去，也别去香港（其他子女处），去了人家就利用你。共产党待我不薄，不要给共产党添麻烦。”

杜先生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也来了，我就站在他身后，看到他向杜聿明深深地鞠躬。当年淮海战场上的两个老对手，恩仇都化作历史。

环球人物杂志：台湾那边怎么看待你的作品？

黄济人：1993年，我在大陆出了一本《重庆谈判》，台湾致良出版社也出了，因此去了一趟台湾，开了个座谈会。会开不久，就有人很不客气地说我为中共涂脂抹粉，这个人当年是军统负责稽查报刊的，说中共总搞阴谋诡计，等等。但大部分人会觉得“大势已去”，谈什么都无聊。有的人也会大骂国民党，骂得很狠，认为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

我一直想通过写作让人们关注，为什么一度那么强大的国民党会失败，这也是写《崩溃》等作品的初衷。

环球人物杂志：时代虽然在发展，大陆和台湾的史观仍然有很大差别。怎么化解这种差异？

黄济人：我对周恩来的一段话印象很深。首批战犯特赦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们。他等了一会儿，干脆出来到院子里等。当车开进来时，隔着玻璃，他就叫“扩情”、“扩情”。这个叫曾扩情的人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曾经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员，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东征。曾扩情面红耳赤，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路，对不起你！”周恩来的回答是：“等一下进去，你不要再说谁对不起谁。”

功过是非当事人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让时间去评判。

环球人物杂志：这部作品对现在的官员腐败等问题是否有警示意义？

黄济人：我没考虑这个问题。写昨天的故事是为了给今天的人看，至于读者看的时候想到什么，作者也很难控制。我能保证的，只是事实的真伪。

能立在地上的才是好作品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重庆当过多年市文联主席，在你眼中，什么才是好作品？为什么现在好作品如此少？

黄济人：马克思说：“商品是诗歌的天敌。”这话套在文学上也一样。我们现在每年出书不是几万本，而是几十万本。可绝大多数是垃圾。

大环境是一方面，以前人们对文学、精神的追求就像追逐空气和阳光一样，一本佳作往往能不胫而走，尤其是“文革”结束，思想刚刚解放的时候。

书和写作者自身的问题是一方面，大部分人的生活环境在那里摆着。

环球人物杂志：重庆作协曾因吸纳明星作家刘晓庆、9岁的儿童作家徐毅等饱受争议。吸纳他们出于什么考虑？

黄济人：刘晓庆本身是中国作协会员。按规定，中国作协会员申请加入地方作协，是不需要讨论直接通过的。至于儿童作家，其他的我不清楚，我自己任职期间吸纳过一个17岁的孩子。他写关于问题少年吸毒、斗殴的小说，我看了之后很受触动。他说：“我就是想让大人们看看，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在我眼里，他的写作不输于郭敬明。这才是立在地上的东西，更可信，更实在。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作家都是在困顿中写的作品更经典，作协这种体制对作家来讲，是种束缚吗？

黄济人：创作环境非常糟糕的时候，更容易有一些真情实感。老作家们喜欢说一句话：住五星级酒店可写不出好作品。它有一定的道理。饥寒交迫、生存危机中产生的东西总是让人感觉更悲壮。现在我们创作时，视作文学生命的真情实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至于作协，外国作家们常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作家最幸福，事实上，他们是对这种体制感到莫名其妙。作家应该是自由工作者，把作家变成公务员其实是很荒唐的，虽然我本人也是作协成员。养大批作家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思想的停滞，亵渎了文学。（《环球人物》记者 王晶晶）

日前，童话大王郑渊洁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揭秘：郑渊洁是北京市文联辞退人员》，揭露了自己在30年工龄的前一个月被辞退的内幕。愤愤难平的他，还抛出一句狠话：“作家领工资是一种耻辱。”

对此，记者采访到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他表示“此言差矣，不能一概而论”，并指出：“凭劳动拿工资是天经地义，付出劳动却不拿工资，才是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