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歌曲是指在1980年，一些老资格音乐人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当下流行音乐取向的讨论会，在会上，一些专家对于以邓丽君朱逢博为代表的港台音乐表达了否定的观点，称其软绵绵、萎靡不振，是含低级趣味、反映腐朽颓废情调的乐曲，在这次会议上，朱逢博和邓丽君的歌曲被正式冠以“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称呼。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手提式录音机进入内地，港台的流行歌曲也传遍了内地的大街小巷。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台湾的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甜蜜蜜的歌声，模糊了政治立场，夸张了个人的情感，强烈地契合了一代年轻人追求个人生活的内心情绪，风靡了大江南北，让内地的年轻人倍感新鲜，如醉如痴。于是，邓丽君朱逢博的歌曲磁带，如同当今的盗版片那样四处翻刻着，传播着，一发不可收。

那时的年轻人，如果谁手里能有一盘朱逢博、邓丽君的原版磁带就足可傲视同伴了。而由于广州毗邻港台，由此，又出现了两个时髦的风尚：其一是，在当时的广州，每到周末，一些年轻人都会在广州一些繁华的商业区徘徊，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买朱逢博、邓丽君的卡带；其二是，一代青年人最时髦的写照——拿着录音机，在街上边走边放邓丽君的歌曲。

一边是邓丽君在坊间的大量流行，一边却是遭到了部分人对之的猛烈抨击：怒斥邓丽君的歌曲传递着颓废、没落、情爱等不良情绪，是后庭之花、靡靡之音，会腐化青年的思想，主张坚决堵塞，绝不能放任自流。甚至还曾经出现了将邓丽君的磁带与裸体扑克牌等进行统一查收的行为。那时，哪位青年要是唱邓丽君的歌曲，给人的印象至少是不正气、不上进的。于是乎，当时对于“不良少年”的定位就成了：喇叭裤、蛤蟆镜、爆炸头、拎着录音机满大街遛，录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

1978年，朱逢博率先在内地唱响了上海30年代行歌曲《夜来香》、《初恋女》，并在演唱歌曲中加入流行音乐元素，遭到了“是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的强烈批判，被说成是黄色歌星。1980年4月，一些老资格音乐人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当下流行音乐取向的讨论会，称为“西山会议”。同时还批评了内地著名音乐家张丕基、王酩等，原因是他们的歌曲写得像港台歌曲了。

30年后的现代，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精神生活空前开放的年代，当我们再度回望邓丽君、朱逢博，她们的歌声表达的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有着甜蜜温润的真本性而已。但是，在当时那个文化贫乏与情感封闭的年代，到处充斥的是政治宣言式的“高强硬响”的音乐与歌声。邓丽君、朱逢博之流这种婉转浅轻的抒情歌曲的悄然出现，模糊了政治立场，夸张了个人的情感，唤回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温情与美好，让人们得以拥有了自由呼吸的空气与土壤。因而，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抒情歌曲与歌声，自然地就成为那个特殊时代，代表人心禁锢得以解放的一个特殊符号。

黄色歌曲之争

谷建芬回忆说， “王酩写了《小花》，《乡恋》，都被点名批评。当时团中央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得15万张票。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这是流氓喜欢的歌。”

“严格地说，20世纪80年代朱逢博、苏小明和程琳都承担着社会批评。虽然邓丽君、刘文正等人的歌曲正在席卷内地，但流行歌曲仍然不是社会音乐文化的主流。当时最走红的词曲作家是王酩、王立平、谷建芬、张丕基等人，音乐上更多的还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群众歌曲传统的继续和拓展，虽然歌词上增强了抒情性，但手法上基本也还是延续了从田汉到乔羽的传统，歌颂祖国、民族、时代和劳动的题材占了极大部分。”这是当时《中华读书报》上的一段评论。

中国亲嘴歌之争

《中国亲嘴歌》本来是中国农村地地道道的娶媳妇歌，是用中国传统的乡音演唱的，可是一经推出众说纷纭，有人把它列为黄色歌曲一类，也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婚礼进行曲》，总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

《中国亲嘴歌》歌曲的特点是轻松欢快，幽默诙谐，喜气洋洋，实用生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歌曲，也是正宗的中国风歌曲，因为中国有十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只要适合中国农民口味的歌就是中国人的歌，就是中国风的歌曲，其中必须注明传统两个字，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咱们祖祖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不能遗忘，我们也有属于我们自己正宗中国味道的歌曲和婚礼，让世界向我们中国文化看齐。这首歌所包含的内容和文化是非常多的，其中有中国独特的喜文化，中国人从古就喜欢热闹喜庆，在歌曲中就融入了结婚时用的鞭炮，笛子等喜庆元素，让人一听就喜笑颜开，还有中国特色的孝文化，中国老人最讲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而中国人也自古最尊崇孝顺的孩子，百德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是祖先们口口流传的经典名言，在歌曲中也都能充分的体现出来。歌曲里还有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等等传统文化。

一本扫描自“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的《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pdf，作为“黑色幽默”在人气很旺的豆瓣网上流传，两个星期的时间就爬到了该网站读书榜第六名的位置，而同在榜单的全是新书！以此可以证明，这本出版于1982年，定价两毛二，近五万字的小册子，在二十一世纪又找到了他的位置，继续发挥作用。人们惊奇地发现，书中批评的“黄色歌曲”，有些已经成为被认定的“经典”。比如《蔷薇处处开》、《何日君再来》。

“黄色歌曲”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背负着各种骂名和指责。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被指斥为“靡靡之音”或“淫乐”。据王云阶考证，“‘黄色歌曲’是从三十年代聂耳批判当时那些色情的歌曲开始使用的词……大体上包括这样一些类型（一些音乐）：色情、肉麻的，轻薄、轻佻的，消极颓废、悲观厌世的，疯狂混乱、刺激感官的，打着爱情的幌子、卖弄口头爱情、虚假爱情、把爱情庸俗化的，还包括传播封建思想和政治上反动的东西的”。“最早的‘黄色’，不仅仅是色情的东西，还有其他刺激感官的内容”。还有旅美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关山夺路》中的一段记载，也值得参考。“那时（解放战争时期）歌曲分为‘艺术歌曲’和‘流行歌曲’，大部分流行歌曲被视为‘黄色歌曲’。这个名词源自于‘黄色新闻’。十九世纪，美国出现低级趣味报纸，用黄色纸张印刷，延伸出黄色歌曲、黄色小说。黄色新闻传播色情，挑动情欲，那么黄色歌曲的涵义不言而喻”。

在现代看来，中国所谓的“黄色歌曲”其实绝大部分都属于早期都市流行歌曲，这是指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盛行于30—40年代，以都市民众为受众，以商业运作为模式，以唱片、舞厅、电台、电影为渠道，以审美现代性为方向，以贯穿古今、融会中西为创作理念的大众歌曲。这些歌曲，从内涵来看，大多蕴含着科学、民主、平等、爱国等思想情怀，是中国起始于20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绪和曲折的反映。从形式上看，这些歌曲大多选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民歌体或富于古雅意味的文辞作为歌词，谱以具有中国民族民间风味的曲调，间或配以西方舞曲节奏（如爵士、探戈、伦巴等）的乐队伴奏。这些流行歌曲的创作，引入了当时国际上盛行的爵士乐元素，加上中国民族音乐的配器或西洋乐的配器，并结合“五四”以后初步形成的新文化运作机制，产生了一大批流行音乐的创作实绩。

以黎锦晖的创作为开端，涌现了一大批词曲作者，如陈歌辛、黎锦光、严华、陈蝶衣、许如辉、严工上、严个凡、严折西、高天栖、刘如曾、姚敏、李厚襄、刘雪庵、李隽青、梁乐音、黄贻钧等等；以明月社为源头，产生了一大批民众喜闻乐见的歌手，如黎明晖、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周璇、白虹、龚秋霞、姚莉、白光、吴莺音、欧阳飞莺、黄飞然、严华、张露、张帆等等。他们的作品仍不失魅力，具有审美价值。

时值现代，随着“黄色歌曲”这一污名化的称谓被抛弃，当年这些张扬个体权利、抒发个人情怀的歌曲内涵被重新肯定，在注重审美、讲究休闲、追求生活情趣的都市文化背景下，它们又一次进入城市的咖啡馆、歌舞场、餐厅、茶座及其他休闲场所，成为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