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辛白（1921年10月-2008年2月29日），男，原名黄曰騋，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大同大学肄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10月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在光华大学附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放弃报考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志愿，留上海进入大同大学电机系，并成为另一全校性组织“课余参观团”的负责人之一。

1942年10月因敌人追捕，撤退到新四军四师，任师供给部文化教员。

1943年1月至抗日战争胜利，在淮北苏皖边区四中任教务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九纵队政治部、华中七地委秘书，地委宣传科科长，江淮区党委联络科副科长等职。

1949年2月后担任华东大学皖北分校教务主任、校委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共青团皖北工委学生部部长、华东工委统战部部长。

1952年10月调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教务长。

1953年11月起，先后担任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副司长、司长。

1965年7月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不公正待遇。

1971年12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担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1979年4月重新担任教育部副部长。

1981年5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秘书长并担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领导职务，连任一、二、三届会长。

1985年6月获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育学名誉博士。

黄辛白同志是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2008年2月29日， 教育部原副部长（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黄辛白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

黄辛白妻子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

2008年3月11日上午10时，春光乍暖又寒，哀乐低回。千人齐聚在庄严肃穆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眼含热泪送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教育部原副部长黄辛白同志。

黄辛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2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黄辛白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习近平、李克强、王刚、王兆国、王岐山、刘延东、李源潮、吴仪、汪洋、俞正声、曾培炎、薄熙来、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罗干、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许嘉璐、顾秀莲、路甬祥、韩启德、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肖扬、贾春旺、王忠禹、阿沛·阿旺晋美、李贵鲜、罗豪才、张克辉、徐匡迪和张劲夫、黄华、谷牧、田纪云、钱其琛、王汉斌、张震、倪志福、雷洁琼、布赫、彭佩云、钱学森、杨汝岱、任建新、孙孚凌、胡启立、王文元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此情绵绵无绝期——钱正英忆丈夫黄辛白

他离开我们一年了，但在我们家里，他仍无处不在。客厅的一角，挂着他抗战胜利60周年时拍的彩色照片，不为来客注意，但一直在安详地关注着我们。衬托着照片的是他最后一次买回来的一小盆黄色“仙客来”花，当时，那鲜艳生动的色彩，使我还以为是真花。餐厅里，墙上挂的是我们全家唯一在照相馆拍的黑白“全家福”。那是“文革”后期，家庭在经历了他下干校、子女上山下乡的“四分五裂”后，第一次团圆了。五个人傻乎乎的形象，一看就知道是“文革”的特殊年代。卧室书桌上，是我们两人最后的一次合影，那是2007年国庆长假时在鼓浪屿照的，如果当时知道是最后的合影，我们一定会依偎得更紧一些……

我们家的一大特点是，几十年来从未争吵过。不论是夫妇间、父母与子女间、还是子女间，都没有争吵过。经常讨论问题，但从来不伤感情。有时我会想，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自己——我也相信我们全家——都会依旧选择我们今生的家庭。我们家庭的感情基础是夫妇间的感情，而我们夫妇间的感情基础是长达67年的相识、相知、相托和相依。

相识于地下党时

他叫我“钱”，我叫他“黄”，这是在上海地下党时的相互称呼，我们一直保留到现在。说起来，我们成为夫妇，还起因于党组织的安排。

1941年秋，我在上海大同大学入党，当时我是土木系三年级学生，也是全校“女同学联谊会”的负责人之一。他1939年在光华大学附中入党，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放弃报考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志愿，留上海进入大同大学电机系，并成为另一全校性组织“课余参观团”的负责人之一。我们俩是在学生团体交往中认识的，当时互相并不知道是同志。如果有“一见倾心”的话，我对他最早的好印象是在有一天放学时，他在学校大楼的台阶下，我在台阶上，互相打招呼，他笑得那么灿烂，使我心里动了一下。我从来没有和他提起过这事，因此至今也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感觉。但他倒常常和儿女们谈起另一件事：有一次他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骑了一辆很高的男式自行车，从后面赶过他，兴高采烈地回过头，挥手叫他：“黄曰騋（他的原名）!”他总是向孩子们形容我：“腿短，只够得上踩半圈，还‘单脱把’。”我也记得这事，那是因为他当时有自行车，我没有，那天一个男同学借给我车，去为班里办事，所以遇到他时向他“神气”一下，大概那是他对我印象较深的一次。但因为没有党内关系，除了互相有些好感外，都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我和他在党内“相认”，完全是组织的安排。当时，他也算个“老党员”了，但很骄傲，又爱“较真”，常和领导他的邱同志发生争论。一次，谈到苏德战争中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胜利，邱说，那是因为在苏联军队中，98%都是党员。黄反驳他说，绝不可能98%是党员。邱不认错，两人闹翻了。在地下党时，都是单线领导，领导同志就是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对被领导者有绝对的威信。显然，邱不可能再领导黄了。组织上决定由领导我的甘信孚（解放后任上海市的区委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去领导他。甘向我介绍了黄和邱争执的经过，说这人很骄傲，但尊重功课好的同学，因此决定把他和我编为一个组，希望我协助做他的工作。确实，我们编成一个组后，工作很融洽。以后，组织决定，将当时全校三大团体（课余参观团、女同学联谊会和消费合作社）的党员负责人按党章编成一个党团，即：黄和我，再加消费合作社的负责人褚启元（离休时为我国驻津巴布韦首任大使）。以后，为了执行中央要求地下党组织执行“长期隐蔽，保存力量”的方针，主动停止各学生团体的活动，不设立党团，党员原则上只在班内活动。在大同大学的党总支下，成立各学院的分支（部），我任工学院分支书记，没有支委，黄由我单线联系。

1942年10月，由于大同大学的一位外围群众被捕，组织考虑我们有被捕的危险，决定将张佩玉（女，离休时为文化部副司长，2007年病故）、马礼华（离休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局长）、陈怀璟（女，1946年在淮安病故）、黄和我紧急撤退，由已调离学校、负责上海到淮北解放区的“交通”褚启元带路。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去解放区的路上，马和陈一组，扮为夫妇（他们本来就是情侣）；黄和我扮为表兄妹，褚扮为黄家油坊的伙计，三人一组。两组同乘当夜的火车，但假装不认识。张单独一人，去南京（她的大哥家），乘第二天的火车。送别时，甘笑着对我说，本来想叫你们也扮夫妻的，怕你扮不像，还是扮表兄妹吧。

那时他21岁，我19岁。

相知在战争中

我们进入了安徽淮北解放区，这是新四军第四师的驻地，师长彭雪枫，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参谋长张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我们共同经历了整风学习中的改造思想，经历了农村贫苦生活的锻炼，以及战争的考验。

我们进入解放区时，正值党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风。所谓“整风”，是指整顿学风中的教条主义、党风中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中的“党八股”。刚到达师部，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先给我们发了有关整风的22个文件。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文件，因为在地下党时，学习政治理论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避免影响上海的亲友，我们决定改名。大家商量以“正”字“排行”，以自己最需要改造的主要缺点为名，以表示整风的决心。商定后，我第一个报名，因为我的缺点最明显：“个人英雄主义”，因此就改名“钱正英”。接着马礼华报名，说他在上海检讨时，总认为自己缺乏自信，因此改名“马正信”。其他的同志对自己的主要缺点感觉不明显，还在冥思苦索。后来有人提出，如果五个人都这么排行，可能给人小宗派小团体的误解，还是另起名字吧。于是黄就用他原来的一个别名“黄辛白”，张佩玉改名“张冰柯”（后改为“张亦桦”），陈怀璟改名“陈如东”。

不久，就遭遇日寇对淮北解放区的“扫荡”，这是淮北解放区经受的最大一次“扫荡”，在历史上称为“33天反扫荡”。师领导决定，将我们五人暂时编为一个班，随师政治部机关行动，迅速渡过洪泽湖，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新四军二师的驻地淮南解放区。我们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行军。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对照思想，做心得笔记。这种学习一直坚持到以后的工作中，使我们逐步形成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以包容团结为原则的工作方法，并力戒虚夸和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

反扫荡胜利后，为了适应从城市转到农村的敌后游击环境，暂时将我们分到区党委和师的各直属机关任文化教员。1943年初，适应期满，正式分配工作。黄、张和我被分配到淮北解放区的一个边区县，泗五灵凤县（当时安徽省泗县、五河、灵璧、凤阳等四个县的边境接壤地区）的县立中学工作。临行前，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同志和我们谈话。他谆谆教导我们，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定要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我们根据这个指示，走进中国农村，从1943年到1949年，在农村和部队生活了六年，思想感情起了极大变化。

从离开上海那一天起，我和黄之间就好像有了更亲近的感觉。当组织上通知我当夜乘火车离开上海时，我回家只偷偷告诉了我的大姐，她带我到银行取了点钱，我什么衣物也没拿，就去了黄的家。我们两人一起去办出行的手续，然后在他家吃了晚饭。那天，正逢他的生日，我们一同吃了碗“鸡汤面”。他的母亲以为我们的关系已不同一般，拿了她的一件有口袋的长袖内衣为我穿上，让我把钱放在口袋里，然后替我把袋口缝好，一边缝一边叮嘱我们要互相照顾。到解放区后，在反扫荡的那段日子，天天在一起，互相更加熟悉。1943年在泗五灵凤县中学，他在总校，我在靠近淮河的分校，虽不在一起，但经常通信。那年寒假，我们集合在总校总结工作，当时另外有一位女同志追求他，为他拒绝。他向我提出，要求确定我们的恋爱关系，我同意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得意洋洋吹着口哨离开我住处的情景。

我不知道别人的初恋是怎么谈的，但对我们来说，虽然决定要谈恋爱，却不知道从何谈起。两人商量后，决定先互相介绍家庭背景和过去的经历。每天傍晚，我们相约坐在打麦场的草堆前，一本正经地“谈”恋爱。1944年暑假，我们到师部附近淮河岸边的小柳巷，参加区党委办的中学教师整风学习班。学习结束时，区党委确定把我留下，调淮北行政公署建设处任水利科长，我们依依不舍地在淮河边告别。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被调到淮阴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的工程科长。当1946年内战风云初起时，眼看我们两人的工作地点越离越远，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认为两人虽然确定恋爱关系，但感情基础并不深，建议停止恋爱关系，大家无牵无挂地投入战争。还没等到他的回信，我们两地间的交通联系就中断了。以后我撤到山东，在华东军区兵站部任交通科副科长，为部队修路架桥，后随华东野战军任前方工程处处长，经历了孟良崮、南麻、临朐等战役。1947年底调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回归水利工作。在军队工作时，虽然行动频繁，生活艰苦，但由于我军掌握主动，基本上有惊无险。

黄的情况和我完全不同。解放战争开始时，他还在泗五灵凤县中学任教务主任。由于地委领导的失误，导致淮北解放区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广大干部仓皇撤退，损失惨重。黄和学校的其他同志随军撤到运河东岸后，被分配到华中野战军九纵队政治部任秘书。历经种种艰难困苦，部队重新打回淮北，逐步恢复并扩大了解放区。以后他任江淮区党委联络科副科长，到国民党军队内部做敌军工作，并几次去上海，为我军采购电台和药品。有一次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在他的家人掩护下紧急转移，摆脱了追捕。1949年2月，调华东大学皖北分校任教务主任，重新回归教育工作。由于他工作出色，被皖北直属机关党委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1949年春，北平、天津解放，全国胜利在望。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我作为山东省的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去燕京、清华等大学，作了报告。妇代会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接着在京召开，黄作为安徽省的青年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得知我的情况。他随即写信给我，叙述了他在战争初期接到我的信以后的情况，最后说：“当初我在几十人中选择了你，今天我在千百人中选择了你。”我看到信后，非常感动。看来，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互相都不能忘怀。当时正巧要去开封参加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从开封乘火车经徐州、蚌埠，到达合肥时，已是黑夜了。站台非常荒凉，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我和警卫员雇了两辆“黄包车”，找到合肥城里的妇联，经过老战友、当时的妇联主任吴光同志，找到了黄。他兴冲冲地赶到妇联，给我看我们的老战友、当时安徽省团委书记项南同志的字条：“茫茫大雪中，钱来了，你快去吧！”是啊，老朋友都为我们的重逢高兴！

共甘苦相托终生

1950年春，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工作，重回上海。不久，黄也从安徽省团委调到上海，任华东团委统战部长，这大概也是组织上对我们的照顾吧。但是，谁也没想到，当年夏季，淮河发生严重水灾。1950年冬，中央决定在蚌埠成立淮河水利委员会，统筹豫、皖、苏三省的治淮工作，调我兼任淮委的工程部副部长，要求立即赴蚌。这样，他刚从安徽调到上海，我却从上海调往安徽了。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安度汛期后，经组织批准，我们在上海结婚。从1943年确定恋爱关系到1951年结婚，整整经历了八年。后来，他还经常向儿女们谈起这段历史，小女儿笑着说：“八年了，抗战都胜利了，你们也该结婚了！”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婚姻仪式是非常简单的。我从蚌埠坐火车在9月7日早晨到达上海，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招待所安顿下来。黄把我带去看他在华东团委的宿舍，也就是我们的“新房”。那是一间朝南明亮的房间，床上一条蓝色绸面的棉被，是他的母亲亲手缝制送来的。我们商量上街去购买一些结婚用品。在街上想来想去，也没什么需要买的，最后，买了两把牙刷和两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偶像，我们签名互赠，作为结婚纪念。晚上由我的大姐在她家里，请我们俩和我们的老朋友李叔明夫妇一起吃饭，然后就去华东团委，参加为我们组织的一个小型茶话会，分发了糖果，仪式就告结束。但是，我们两人在自己的房里，还是认真回顾了我们感情成长的历史，并互表了坚贞不二的忠诚。

结婚后没几天，我就赶回蚌埠。我们的共同生活，是在来往频繁的信件上体现的。

不久，他从华东团委调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教务长。从此，我们两人都确定了在建设新中国中各自的终生职业。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水利属于土木的范围；黄在大学的专业是电机工程，并不是教育。当年在淮北解放区的许多上海大学生，都曾分配到学校教书，其中不少还是教育专业的，但解放后终生做教育工作的，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现在想起来，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他的家乡在上海嘉定，他们家族有办教育的传统，他的伯祖父黄文惠于1901年创办“中英普通学社”，后改为“普通小学”，其立意就是要为普通老百姓办学。他的父亲黄允之（抗战前去世）于1917年与黄炎培先生共同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亲任普通小学校长，由他与黄炎培联合创办的中华珐琅厂提供经济资助。当时普通小学提出的一些教育理念，还是很符合现代精神的。看来，黄辛白毕生从事教育，是有其渊源的。

1953年，我们先后调到北京，才真正组成了家庭。我们有三个孩子，看着孩子们逐渐成长，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当时他的母亲经常来北京主持家务，又有一位与我们亲如家人的老保姆。我们俩没有多少家务负担，又很年轻，工作之余，冬天学溜冰，夏天学游泳，或者带孩子们去北海划船。溜冰后吃串冰糖葫芦，划船时捎带在湖岸的石头缝里捉螺蛳，回家吃炒螺蛳，有滋有味，真是其乐融融！至今，有的老同事还提起，时常遇到我们俩背着溜冰鞋在街上走，这在当时的同级干部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事，所以有很深印象。那几年，可算是我们一生最轻松的时光了。

“文革”以前，他的工作比较顺利，从交大调到高教部，任工业司副司长，以后任司长，1965年任高教部副部长。我在工作中却不断遭遇挫折。1952年生第一个孩子时，淮河中游遭遇涝灾，我受到责难，作了检讨；1954年生第二个孩子时，淮河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灾，我负责修建的润河集水闸被冲毁，中游的淮河大堤决口，我向国务院自请处分；1960年生第三个孩子后，黄河三门峡水库蓄水后严重淤积，冀鲁豫平原又发生严重涝碱灾害，我疲于奔命。我自嘲地说，生一个孩子检讨一次，不能再生了。1958年中央确定“三主”的治水方针（“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简称“蓄、小、群”，被称为“无产阶级路线”），我在党内有的领导眼中，成了与“蓄、小、群”对立的“排（水）、大（型）、国（国家举办）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内外交困。但回到家里，还是能得到黄的理解和宽慰，体会到家的温暖。

1966年“文革”爆发后，黄受到的冲击远比我大。中共北京市委被打倒后，国务院各部中，高教部首当其冲。当我们这些部的领导，还在勉强支撑工作时，高教部以蒋南翔同志为首的领导班子，早已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了。一天早晨，黄从床上坐起来，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这次运动，来势这么猛，最后结局如何，很难预料。我知道他的意思，立刻表态：“不管外边的大字报怎么样，我们互相都很清楚，我们是革命的。”以后，运动越来越升级，但不管他在外边受到什么样的侮辱，在家里总是尊严依旧。当运动发展到两派斗争时，我们两个都已作为“走资派”被打倒，白天“靠边站”，在机关劳动，晚上回家倒有一段难得的逍遥时光。当时，学校都已停课，孩子们已无学可上了。大女儿在家潜心学画，二儿子无所事事，黄就教他到街上淘换各种零件，指导他组装成一个漂亮的半导体收音机。晚上，我们俩把子女叫到一起，坐在火炉前（暖气已停烧）的小凳上，给他们讲解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在家里，他还经常宣传他的教育理念。虽然他在外边被打倒，在家里还是我们的“教育部长”。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革命的老师和爸爸。

从1966年他在高教部副部长的职位上被打倒，到1979年重新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整整13年间，经历了“蹲牛棚”——“干校劳动”——“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精神上的负担一直很重。在北大工作期间，由于北大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他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很不好当。为了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指示，他做了不少努力。有一天，他私下对我说，开党委会时，一位教师谈到，学生的文化水平太低，很难制订教学计划，并举例说：“一个学生竟在1/2+1/3算式的等号后写上2/5。”而党委一位委员却插话说：“对啊，不就是2/5吗？”他叹口气道：“你说，这工作怎么做？”邓小平同志复出任副总理，周荣鑫同志任教育部部长，他受教育部委托，带领一个“大学校长代表团”去欧美国家考察。这是“文革”期间，中国高等教育界极为罕见的一次高级别的出访。可是，当他们怀着极大抱负回国时，国内已开始“批邓”。第二天在北大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就这样，他再一次受到批判。

相依白首偕老

改革开放后，我们真正过上了一段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又心情舒畅的好日子。在重回教育部岗位后，他为教育的现代化又做了不少事。但是，我们都渐渐地老了。尤其是他，受了十多年的煎熬，身体大不如前。

1988－1998年，我们同时进入第七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1998年后，他完全退出公职。我到2003年后才完全退下，但仍在中国工程院承担一些咨询研究项目。我们两个都不上班了，但我每天还在书房里忙碌。他有时向亲友们半抱怨半表扬地说：“每天都坐在计算机前，也不知忙些什么。”尽管有点抱怨，但他仍尽力支持我继续工作。他不止一次自豪地说：“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必定有一个女人；其实，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也同样需要一个男人。”

去解放区时，组织上要我们俩扮表兄妹。结果，长期以来，我们在生活上一直是这样的关系。初入解放区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中，我比他们四人都小两岁，加上家里娇生惯养，生活能力远不如他们，行军中经常丢三落四，他一直留意照顾我。记得在1944年夏，我们一起参加区党委办的整风学习班后，我被留在淮北行署工作，直到冬季才抽空回学校搬取衣物。他已早早地请当地大嫂为我缝制了一件新棉袄，使我十分惊喜。现在两人的年龄都这么大了，他还老是对我不放心。每逢出差，他都要叮嘱我的随行人员：“到了地点不要忘了打电话回来，报个平安。”他到外地出差时，只要有时间上街，首先想到的，是给我买些小礼品。我的衣料、手表、眼镜架，等等，都是他精心选购的。我们最后一次春节在杭州度假，他还带着女儿为我选购了一件棉袄。在家里，我的生活用品都由他包揽，眼镜坏了，手表没电了，闹钟坏了，圆珠笔的笔芯用完了……都交给他。

不上班以后，我们家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早晨起来，一起吃早饭，两人合作做牛奶麦片，我调制麦片粥，他负责热牛奶，配合密切。早餐后我为我们两人各泡一杯上好的绿茶，我在书房里工作，他在客厅看报，然后独自出去散步。中午只有我们两人在家，由炊事员准备最简单的上海口味的午餐：周一菜饭，周二馄饨，周三雪里红肉丝面……午休后，我继续在书房工作，他看电视。到四点左右，他为我们两人各冲一杯香浓的咖啡，一般还外加饼干等小点心。我到客厅，坐在一张长桌前，和他一边吃一边闲聊（现在他的照片就挂在我的座位后面）。午茶后如果电视有好节目，他就邀我同看。有时他发现报章杂志有精彩文章，也介绍给我。有时我们买个光盘在家看，去年此时，我们刚看完《集结号》，开始看《士兵突击》。晚餐是我们全家聚餐，照顾孩子们的北方口味，好在我们俩南北都可适应。晚饭以后，我们两人雷打不动的是看《新闻联播》，然后看中央一台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我们的爱好相同，最爱看的是革命历史剧，一边看一边引发感慨和议论。看完《晚间新闻》后，他回卧室休息，我看当天的报纸。

我们也经常接待一些老朋友和亲戚，在家里聚餐。每次他都是中心人物，尤其在一些年轻人中间，人们都喜欢听他说古道今，听他那坦荡幽默的谈话。他喜欢吃肥肉，别人因他血压高，劝他少吃一些，他半真半假地回答：“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肥肉？”每年长假，我们去故乡或名胜景点，游览一番。他喜爱照相，每次回来，都精心制作一本相册。他和我们的大女儿还负责全家的花卉树木，一年四季，室里院内，都保持郁郁葱葱。我和小外孙，只在其中研究蜗牛、喜鹊、蚂蚁、苍蝇等的生活规律。

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恬淡而有韵味，原以为我们就会这样渐渐老去，正像一首歌唱的：“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

谁知……

在泪水中写下了这篇回忆。我现在只希望尽完自己的责任后，和他同归大自然。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在他晚年的时候，我知道他最希望的是，和我一起充分享受离休后的生活。但是我总感到，我向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两位已故老领导报到时，水利上还有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还需要再努力做一些工作，因此总想尽我所能地工作两年后，再好好陪伴他。我知道我为他做的远不如他为我做的，总想等到最后几年偿还他。谁知他一如既往，不希望为我和家人增加一点负担，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我给子女们留下的遗言是：将来把我们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入大海。我们将合二为一，载着我们的情谊，共同遨游，化为万物，生生不息。借用白居易的诗，只改一个字：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文：钱正英）

黄辛白同志长期从事我国高等教育的领导与管理工作，为改革与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一位有重要贡献的教育家。黄辛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教育事业。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作风民主，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爱护干部、关心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是我国教育战线上一位德高望重、深受大家尊敬的老领导。

黄辛白同志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立的功绩，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