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桂边区教育散记》，是中国人类学家
黄现璠教授生前撰写的一篇名作，分别于1946年12月29日、1947年1月11日、1月25日连载于《广西日报》桂林版《新教育》专刊。后于2004年7月收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一书。
作者于1945年4月，在
广西大学组织“黔桂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带团深入贵州榕江大有乡一带考察苗民社会历史现状，收集史料。本文即根据作者所见所闻撰成的一篇调查报告，文中言及了黔桂边区教育堪忧的现状以及自己调查中的所感所惑，该文被称作黄现璠早期人类学调查的重要成果。
黄现璠到黔桂边区去考察
苗民社会生活状况，曾有三次。第一次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带领中山大学学生到龙胜、三江等县； 第二次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带领广西大学学生到贵州榕江大有乡一带; 第三次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带领助手到广西
融县。三次考察，由于经费及时间有限，难以广泛仔细深入地了解到苗民社会生活的全般状况，但考察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惑，对苗民社会生活有了深切的体会与认识。毋庸置疑，深人山区实地调查及体验生活，比起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有趣和生动得多。根据这三次调查所得，整理成文。
第二次我们到贵州榕江大有乡考察，所见印象，亦有天下乌鸦一般黑之感。我们到九秋寨，见该寨学校(此地不称国民学校)有三间课堂，破旧倾斜，杂草丛生，几张桌椅乱置于室中，满屋尘埃，人门侧旁的板壁上写有“教育亡矣”四个大字!这或许是哪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教师留下的悲叹。我身临此境，目睹此状此语，心中隐隐作痛，一种难以表述的悲伤之情，黯然而生，不禁热泪盈眶，掩面而去。
由几马村去另一苗寨，路经高亚村，我们入该村“国民学校”休息食粥，见该校桌椅甚少，满桌灰尘，无一学生人影，根本不能称作一个教育机关，问其负责人，为何如此景象?答曰:“放假。”再问何以才有数张桌椅？负责人面色惊慌，无以为对，在我一再追问下，他被迫承认前日接到县里公文，言:“黄(现璠)团长率队考察县内各校，责令慎重应付。”云云。因恐事情败露，将受上峰惩处，故有我们所见之虚设桌椅。后到各处考察，所见之“国民学校”景象，大同小异，多亦如此。
有些地方，甚至不做官样文章，连空有虚名的“国民学校”之名亦无，以示他们抵抗官府，拒绝教育，我们无权责之，只能开导劝告几句。据介绍: 三江县曾设有一所国民学校，专为苗民子弟开一特别班，要求苗民选送学生上学。高武村附近有一家之女，被指定送去读书，她不愿父母亦不愿让她上学，但官命难违，无力反抗，结果她为抗拒上学，自杀身亡，此事是我们在高武村住时，该村村长亲口对我言之。苗民之教育状况，于此可见一般。
我们在黔桂苗区，曾多次向苗民们问及同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愿送子女上学?得到是三个答复:第一，生活太苦，缴不起学费，无力供子女上学。第二，纵有经济宽裕，有钱供子女上学的家庭，由于一旦农忙，或遇青黄不接之时，需要小孩守家或做家务、看牛等，子女断断续续上学，没有什么作用。第三，教师亦为外族人，大都为钱而来，很少有人去认真开导、教育学生，上课所定时期也不根据当地农事季节，平日来时有学生则教，无学生则走，到月终或年底只管白收束情。 以上三点，据我们考察所闻，第二种原因较为普遍。因为人必须在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问题得以解决后，才能谈到上学读书问题。当他们农忙或不能举火之时，哪有心情催子女上学。加之，官府对边民的文化教育极不重视，只做官样文章，且又不因地制宜，若不改革，其边民教育实难以收效，正如上言“教育亡矣”。
黄现璠（1899-1982），壮族人类学的创始人，壮学宗师。原名甘锦英，壮 族，祖籍广西扶绥县。1926年就读于
北京师范大学，在学九年，后留学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等校 史学教授，为我国壮族第一位大学教授。曾兼任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 馆长等职，相继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被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任命为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
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99 年 11月“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在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会后广西师大编 印《
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一册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 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