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职仪，官制史书。又作《齐职官仪》。《齐职仪》是首部官修政典。该书在时代范围、栏目设置这两个方向实现了对官制撰述传统的突破。

宋元徽二年(公元473年)，奉敕纂集历代设官制度，撰成此书。书中于宋以前历代官制，分门别类，依次叙其因革。史称“凡在坟策，必尽详究”，故“等级掌司，咸加编录；黜陟迁外，该研记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考证》皆有著录；《南齐书·王逡之传》、《南齐书·百官志》、《陈书·袁枢传》、《太平御览·职官部》亦皆见称引。旧列史部职官类。已佚。

《齐职仪》的编纂始末主要依靠《南齐书·王逡之传》的一段记载了解：从弟珪之，有史学，撰《齐职仪》。永明九年（491），其子中军参军颢上启曰：“臣亡父故长水校尉珪之，藉素为基，依儒习性。以宋元徽二年（474），被敕使纂集古设官历代分职，凡在坟策，必尽详究。是以等级掌司，咸加编录。黜陟迁补，悉该研记。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饰。属值启运，轨度惟新。故太宰臣渊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毕，臣私门凶祸。不揆庸微，谨冒启上，凡五十卷，谓之《齐职仪》。仰希永升天阁，长铭秘府。”诏付秘阁。

《齐职仪》也因其官修性质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政典承载着经官方认定的制度通史，当朝官制作为历史演进的结果，在叙述中无疑会被正当化、辉煌化。易言之，这部官制大典实际上是政权展示其正统性与制度合理性的窗口。由是才能理解王颢上表里“使速洗正”之语。褚渊在齐初宣达的敕旨，不单单是对书籍编纂的催促。王珪之的工作始自宋廷的推动，宗旨在于说明刘宋的设官分职及其承接的制度传统。易代后，这一立意所依附的政治基础瓦解，后续撰写则须配合萧齐的意志，服务于新政权的建设。所谓“洗正”，就是削除过去宣扬宋制的文辞，而改以齐制为尊，将后者塑造为历史发展的顶点。该书被命名为“齐职仪”，也是“洗正”的一个侧面。

《齐职仪》的问世揭开了官修政典的序幕。继齐而起的萧梁王朝，也沿袭了这一做法。《梁书·沈峻传》曰：“时中书舍人贺琛奉敕撰《梁官》，乃启峻及孔子袪补西省学士，助撰录。”同卷《孔子袪传》又云：“中书舍人贺琛受敕撰《梁官》，启子袪为西省学士，助撰录。”两条材料显示，朝廷曾任命中书舍人贺琛修纂梁代的政典，沈峻、孔子袪乃其助手。《梁书·贺琛传》载：

　　普通中，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稍迁中卫参军事、尚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迁通直正员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阳王中录事，兼尚书左丞，满岁为真。

尚书通事舍人”应为“中书通事舍人”之讹。据同书《武帝纪》，普通五年（524）鄱阳王萧恢由征西将军进号骠骑大将军，故贺琛迁“征西鄱阳王中录事”是在该年以前，他担任中书舍人的时间当为梁武帝普通前期。也就是说，《梁官》的修撰始于此时。

　　主撰者贺琛出自治礼世家，“殊有世业”，制度之学乃其特长。从普通年间入朝任事直至大同年间，他一直带有“参礼仪事”的职衔，“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撰立了多篇仪注，是萧梁制度建设的得力干将。沈峻、孔子袪则为著名儒士，沈峻尤其长于《周礼》，这可能是他们被招入西省、佐助撰录的原因。从朝廷为贺琛专门配备助理人员可以看出，《梁官》的修纂是颇受统治者看重的工程。沈峻和孔子袪的传记都提到，该书不久即告完成。但遗憾的是，这部政典很可能在梁末的战火中未能幸免，以致卷数和具体内容已无迹可寻。

南朝宋、齐之际，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宋时奉命考历代职官。入齐，以为长水校尉，撰《齐职仪》五十卷，未刊定。旋卒。永明九年(491)其子颢奏上，诏付秘阁。

2013年4月南京栖霞区燕子矶新城下庙社区上坊庄出土南齐王珪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