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伯坚（1900－1983），名毓莹，龙绂瑞之子。1923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1933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解放前,在湖南的抗日军事部门长期从事卫生医疗行政工作。解放后,任湖南省临时政府卫生处处长、中南卫生部教材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南抗美援朝医疗队大队长、中医研究中药研究所所长、中医研究院医史室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湖南省政协常委等职。

学生时代主编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举办的《新湖南》周刊，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

1948年,中共地下党员曹治阳(卫生厅主任秘,书)对龙伯坚说:“你的父亲在前清时期掩护过黄兴,你家和你的故乡攸县人均引以为荣。假如现在有个黄兴这样的人物,身处危境,你是不是愿意掩护他?”龙伯坚毫不犹豫地说: “当然愿意掩护。”曹又说:“有一位唐光前先生,原在孤儿院由曹伯闻掩护着。现在曹处于困境,要离开长沙,唐光前没地方藏身了,你能留藏他吗?”龙伯坚立即答应了。当下约定:如果第二天有个人到龙家来,此人大白天拿着个手电筒,并不时按着开关,灯泡发光,一明一灭,这个人就是唐光前。次日下午,果然有个人到龙家来,大白天手握电筒按开关,一明一灭的。龙伯坚立,即起身热情接待。倾谈之后,留住家中内房。此房恰好也有一个夹墙,如有外人到,客人即藏在夹墙内。来人唐光前,真实名字叫周里,唐光前是他的化名(解放后恢复真名)。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相当于省委书记)。他在龙伯坚的掩护下,和外界取得联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领导湖南省的地下革命斗争,直至湖南解放。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省卫生处从民国政府卫生部上海仓库及中华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等途径争取到大批药品与医疗器械,存放在火车北站附近的省卫生处仓库。白崇禧率军窜到长沙后,虽大军云集,但社会秩序混乱。仓库地当交通要道,易遭国民党乱兵抢劫。为此,省卫生处处长龙伯坚(毓莹)找国立湘雅医学院院长凌敏献商量,拟将这些药品器械转移到医学院存放,以备解放后应用。凌敏献同意将这批物资存放在湘雅医学院新建附属医院病栋的地下室,由卫生处派员照料。龙伯坚指派卫生处庶务股长陈之影具体经办。物资放妥后,又派专人轮流看守。此事因外间晓得的人少,初期平安无事。

后来,省卫生处三青团的分队长尹一彬告发此事,陈明仁勃然震怒,批交长沙警备司令部查办。7月24日,龙伯坚在尚德街刘卧云医师家里,正兴高采烈地搓麻将,警备部稽查处处长毛健钓派的特务突袭现场,将龙抓走。龙被捕后,由便衣武装押解到湘雅。凌敏献见龙伯坚被人控制在学院的会客室,直闯室内,听龙用英语对自己说:“我被抓了,赶快想法营救吧!”凌还未答话,在旁监视的特务听龙伯坚嘟哝,便恶狠狠地骂起人来。凌只好快速退出。特务们开来车,把藏在地下室的几百箱药品运走后,押龙伯坚到警备部关押。对此,1949年7月25日长沙版的《小春秋》报是这样披露的:“省政府卫生处长龙毓莹于昨日下午六时,以“私藏药品,意图侵占”罪,被长沙警备司令部逮捕拘禁。此项消息,已获官方证实。据悉,龙毓莹处长之被捕,警备部系根据密报,谓龙氏私将省卫生处所存药品四百余箱,寄存湘雅医院药库内,意图侵占。警备部据报,并经调查后,乃于昨日下午六时派干员赴麻园岭龙氏所住之肺病疗养院将龙氏拘捕,同时派卡车三辆,将龙处长寄存在湘雅医院的药品四百余箱全部运往警备部封存。至于警备部对此案如何处理,则须经侦讯后始能决定。

事件发生后,凌敏献只身往省政府去见陈明仁,强调说:“龙处长主管卫生行政,湘雅在业务上和卫生处是有密切联系的,这次寄存药品,纯属互相支援性质。”凌敏献正要继续说下去,陈明仁把眼睛一瞪,声色俱厉地说:“龙伯坚企图贪污,等查到确实证据时,我要办人!”当凌敏献仔细作了一番解释后,陈明仁才说:“这是龙伯坚的事,与你无关”凌敏献从省府大院出来,又匆忙赶往肺病疗养院,想给龙家和“唐先生”通风报信。当车子开到疗养院附近时,到处有国民党军队警戒,不能再前进了。于是,只得令车折回学校。这天晚上,凌敏献反复思考,几乎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清早,天下着毛毛雨,凌敏献忧心忡忡地又赶往龙家察看。刚到龙家大门口,他见龙家请的女工王妈,打把伞、提着一只篮子外出。素日蛮有礼貌的她,见了凌敏猷也不打招呼。进门后,凌敏猷只见赵光白一个人坐在那里。他知道赵是“唐先生”身边的人,便把先天发生的情况告诉他。赵说当时他们就得到了消息,人员、文件都已转移了,刚才又要王妈带了些东西出去。赵光白这么一说,凌敏献这才放下心来。这批药品被劫后的第三天,省政府派李祖萌和主计处长曾邦熙负责调查。李原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倾向进步,此时经李达推荐,新任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他和曾邦熙到医学院等处进行调查后,认为龙伯坚“私藏药品”,只是在行政手续上有错误,并无“意图侵占”的确凿证据。所谓“行政手续上有错误”,是指龙在事先未向省政府备案。看样子他们对龙伯坚是有意维护。龙伯坚被捕后,在警备部关了上十天,炎天暑热,受尽折磨。经过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直到长沙解放前两天,才恢复自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广大学生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游行演讲，办刊物。龙伯坚主编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报纸《新湖南》周刊，进行救国救民宣传。这时，他认识了主编《湘江评论》的毛泽东，并担任了由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湖南学生周报联合会总干事。龙伯坚钦佩毛泽东的思想和文章。这年暑假，龙伯坚跟几个学生留在学校办报，并邀请毛泽东一起来参与办报。毛泽东高兴地同意了。毛泽东接编《新湖南》后，天天到湘雅学校来，在龙伯坚他们的宿舍写文章、编稿。两人天天见面，交谈投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3年，龙伯坚在长沙仁术医院工作。有天晚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毛泽东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卷着裤脚，来到医院找龙伯坚。原来，毛泽东的爱人杨开慧生了重病，要请龙伯坚到他家去看病。龙伯坚二话不说，提起药箱，打着雨伞，立即跟毛泽东出门。杨开慧得的是乳腺炎，且病情较重，须立即住院。第二天，龙伯坚为其办好手续，让杨开慧住进了仁术医院。之后，毛泽东与龙伯坚一直保持着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龙伯坚去北京参加全国卫生系统会议，毛泽东还专门派人把他叫到中南海，热情接待，亲切交谈。

新中国成立后，龙伯坚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所长、一级研究员。其间，他对中国传统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进行研究整理。1957年，正当他编纂《黄帝内经集解》的时候，被错定为“右派”，单位将他从一级教授降为四级，并调他去青海医学院教书。当时，龙伯坚有病在身，担心不适应高原气候环境，就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书面回信，派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到龙伯坚在北京的住所，对他说：“你的信主席已收到，主席让我告诉你，青海不要去了，安心在北京研究《黄帝内经》吧。”此后，龙伯坚专心致志在家编纂《黄帝内经集解》。

1962年，龙伯坚发生了轻度中风，时年63岁。为防止再度中风或患其他心血管病，龙伯坚将他尚未完成的《黄帝内经集解》草稿全部寄给了在湘雅二医院工作的儿子龙式昭，但没有向儿子详细介绍这部书稿的编纂进度，只是要儿子好好地保存。

1978年，龙伯坚的冤案平反后，《黄帝内经集解》书稿被送还到北京龙伯坚住所。这时，他已是79岁的老人，且因视网膜脱落而双目失明，已无法继续完成书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对《黄帝内经集解》十分重视，随即安排在湘雅二医院工作的龙式昭代笔继续完成书稿。历时半个世纪，《黄帝内经集解》书稿终于付梓，并于2004年1月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解放后,龙伯坚除做好本职工作外,专心整理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集解》。该书是龙伯坚积40年心血凝成的成果,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著名内科专家张孝赛赞扬这部著作“不仅为促进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新医学、新药学将起巨大作用,而且,·可丰富世界医学史。”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表示要“铺红地毯欢迎”他去伦敦讲学。该书后来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龙伯坚在80高龄时为这部著作写的自序诗云:“渠渠厦屋,众力所成;块砖片瓦,分任无名;年力有限,了此长征;尽我微薄,不负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