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军事政变（5·16군사정변），又称5·16政变（5·16쿠데타）、5·16军事革命（5·16군사혁명），是指1961年5月16日韩国陆军第二军副司令朴正熙少将等发动的军事政变。

1960年，韩国爆发四一九革命，推翻李承晚政权，建立以许政为首的过渡政府，四个月后成立以张勉为国务总理的民主党政权，实行责任内阁制，开启大韩民国第二共和国。但是，张勉政权未能及时满足韩国国民的诉求，例如对贪污受贿和选举舞弊相关人员的处置进展缓慢，而且张勉政府虽然决心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在短期内没有收到成效，反而有所倒退。1960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仅有2.1%，低于2.7%的人口增长率，整个张勉政府时期的生产量减少了9.8%，通货膨胀率高达38%，韩国仍处于赤贫之中。

另一方面，随着韩国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方面的自由在四一九革命后得到长足发展，许多左翼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社会大众党、韩国社会党、统一社会党等，这些团体被称为“革新系”，他们标榜社会民主主义，呼吁南北自主统一，展开统一运动，反对美军驻韩，一些学生团体准备组织十万人去板门店与朝鲜对话。此外，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各种报刊纷纷问世，到1961年3月1日为止，登记的各类报刊达1509种，颇有“百花齐放”之势。对此，张勉政府提高了警惕，在1961年2月到4月相继向国会提出了“反共特别法案”和“示威规制法案”，试图加强对人民权利的控制，但反而引发了更强烈的抗议浪潮，一直持续至5·16军事政变。

民主党自身也处于内斗之中，在李承晚倒台后就分裂为“新派”和“旧派”。前者由张勉主导，后者由尹潽善（当时虚位总统）、金度演等主导，双方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对立，因此旧派国会议员在1960年9月与民主党分道扬镳，1961年2月另立新民党，使两派斗争更加激烈，这些内斗极大牵制了民主党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家经济的能力，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改善和扭转韩国的乱局。美国驻韩大使塞缪尔·伯格（Samuel D. Berger）后来分析政变的背景称：“韩国学生通过四一九革命推翻了李承晚政权，其后为了给张勉政府施加压力天天开展示威，而张勉政府则没有成功维持全国秩序，因此人们急速对民主主义失去信任。”

朝鲜战争前，韩国军队不到10万人。战后李承晚政权大规模扩充军队，导致大韩民国国军数量激增，这个2500万人的国家有“六十万大军”，数量居资本主义阵营第四位。同时，韩国模仿西点军校，成立陆军士官学校，按西方标准大力发展军队教育，使军队教育水平远超一般社会教育水平。截至1961年，超过6000名韩国军官被送到美国接受军事培训，回国后被委以重任（包括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因此，韩国的军部成为韩国社会最西化的领域，也是精英意识最浓厚的地方，这些有思想的青壮年军官面对腐败的政客与混乱的时局，在政治上自然难以保持中立，于是导致了朴正熙这样的“政治军人”的出现。

另一方面，韩国军队内部充满派系斗争，代际矛盾也十分尖锐。韩国军部高层起初分为白善烨（出身伪满洲国军）为首的西北派、丁一权（出身伪满洲国军）为首的东北派、李亨根（出身日军）为首的中南派。1959年，出身日军的宋尧赞出任陆军参谋总长，日军背景的军官开始得势，并分化为宋尧赞、崔庆禄为首的日军志愿兵派和刘载兴、张昌囯为首的日军陆士派，以及崔荣喜、金钟五为首的日军学生兵派，朴正熙为代表的出身伪满军的军官则相对边缘化，成为非主流派。就代际矛盾而言，不同于战争时期的频繁升迁，陆士8期以后毕业的新晋军官很难升迁，他们对高层军官的不满也就与日俱增，后来陆士8期的军官就成为5·16军事政变的核心力量。而民主党政权疏忽了对军部动向的关注，甚至打算裁军20万，引发军中不满，后来在美国干预下才改为裁军5万。未能强化对军部的统制被认为是张勉执政期间的最大失策。

四一九革命的导火索——3·15选举舞弊事件中，军部充当了李承晚政权的帮凶，直接介入选举舞弊。四一九革命后，军队内部针对高层的“整军运动”随即展开。1960年5月2日，釜山军需基地司令官朴正熙上书追究宋尧赞等军部高层介入选举舞弊的责任，要求他们辞职；8日，以金钟泌、金炯旭等陆士8期毕业生为核心的8名少壮派军官（金钟泌、金炯旭、吉在号、玉昌镐、申允昌、崔浚明、石昌熙、吴尚均）写联名信，呼吁中将以上全体引咎辞职。宋尧赞认为朴正熙是幕后主使者，打算除掉朴正熙，但因国防部长官李钟赞施加压力，宋尧赞被迫辞职，此外以白善烨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也被迫退役。

1960年8月23日张勉组阁之际，以文官玄锡虎接替李钟赞，出任国防部长官。9月10日，金钟泌、金炯旭等11名少壮派军官打算会见玄锡虎，商讨整军问题，但玄锡虎不在。当晚，他们聚会于首尔一家叫忠武庄的日式餐厅，密谋兵变，除了石正善、石昌熙二人不愿参与兵变外，其余九人（金钟泌、金炯旭、郑文淳、吴致成、玉昌镐、吉在号、金东焕、禹滢龙、申允昌）决议“革命”并进行分工，如金钟泌是总务（总指挥）、金炯旭负责情报、吴致诚负责人事等，是为“忠武庄决议”。

不久后，美国国防部军事援助计划局局长威利斯顿·帕尔默（Williston B. Palmer）应联合参谋本部总长崔荣喜的邀请访韩，9月20日离韩前发明声明，反对整军，并警告少壮派军人不得胁迫长官。帕尔默走了以后，金钟泌等16人拜访崔荣喜，就这个声明问责于他，并逼其引咎辞职。结果16人都被逮捕，移送惩戒委员会，其中金东馥大领（大校）说了句“请您高升驻外大使，给后辈开条路”而被定为“上官不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个月，其余人无罪释放，但金钟泌、石正善二人在1961年2月还是被强制退役。

在此次“16人下克上事件”发生后，政变集团意识到仅凭他们难以成事，决定推举一名高级军官作为领导人，金钟泌提议自己妻子的叔叔朴正熙。朴正熙因被怀疑为整军派军官的幕后主使者，已在1960年12月7日由陆军本部作战参谋部部长外放为驻扎大邱的第二军副司令官。他在军校读书时就对日本二二六兵变抱有浓厚兴趣，长期怀有夺权野心，在1952年和1960年都密谋过未遂兵变。不过，他在朝鲜战争前曾秘密加入南劳党，一度强制退役，所以他的“不光彩”历史一直是他的把柄与弱点，政变集团中的吴致成等人也因此怀疑朴正熙。但在金钟泌的一再推荐下，决定先调查其情况，确认朴正熙是一个“既干净又能干”的人后，委托金钟泌赴大邱向朴正熙说明情况，邀请他领导“革命”，朴正熙爽快应允，立即投入到“革命”的策划中，时为1961年2月19日。

张勉执政期间，有一个在骚乱时动员军队来镇压的“鸽子作战”计划，而朴正熙的上司、第二军司令官张都映在驻韩美军司令官马格路德（Carter B. Magruder）的支持下，于1961年2月接替崔庆禄出任陆军参谋总长，负责“鸽子作战”。朴正熙等人就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动军事政变。他们秘密拉拢用于“鸽子作战”的驻扎首尔近郊部队的军官，吸收陆军第6管区司令部、陆军第30师团、陆军第33师团、陆军第6军团炮兵团、陆军第1空输特战团以及陆军本部、国防部的一批中坚军官参与政变。此外，虽然另有一个以海军陆战队第1旅团长金润根准将为中心的军事政变计划，但最后也归入朴正熙的领导下。在这期间，朴正熙乘坐军用飞机，往来于大邱和首尔之间，奔走联络。4月7日，朴正熙在首尔明洞姜尚郁中领（中校）家与29名政变核心成员碰头，正式被推为领袖，并决定在1961年4月19日发动军事政变。

朴正熙等之所以选择在1961年4月19日举事，是因为这天是四一九革命周年纪念日，判断必有大规模示威和骚乱，张勉政权将执行“鸽子作战”计划，这样就有机会直接将镇压部队转换为政变部队。为了制造这个前提条件，金钟泌、朴钟圭等人一直在暗中煽动学生反对张勉政府。但当时坊间已流传“4月危机论”，即可能有军人会在4月造反，因此张勉政府严阵以待，大多数学生也不为所动，在4月19日当天只进行了和平游行，没有示威与骚乱，于是朴正熙的第一个政变计划流产。

其后，他们将举事日期调整为5月12日。但在举事前，李钟泰大领（大校）向一个中领（中校）不慎走漏风声，这个中领便向防谍队告密，防谍队上报参谋总长张都映。除此之外，驻韩美军及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韩机构也提醒张勉政府及张都映“朴正熙可能在策划政变”，但由于朴正熙和张都映关系很好，所以张都映不以为意，并对国防长官玄锡虎声称这是诬陷朴正熙的阴谋，朴正熙值得信赖，反复担保决不会有政变发生。张勉、玄锡虎也相信有五万美军驻扎韩国，不至于有军人敢轻举妄动，所以放松了警惕，无视了接二连三的政变预警。

1961年5月，朴正熙的上司、第二军司令官崔庆禄赴美长期考察，因此朴正熙能更加自由的活动。5月12日，朴正熙从大邱来到首尔，直接指挥政变。由于得知事泄，所以决定延期至5月16日凌晨3时举事。随后几日，他们进行了政变部署，拟定了“革命公约”，决定借口夜间演习发动兵变，将位于永登浦的第6管区司令部设为指挥所，占据首尔市区要地，逮捕张勉等政府高官，并在5月16日凌晨5点在中央广播电台（KBS）以陆军参谋总长张都映的名义将“革命公约”通告全韩。

5月15日下午，驻首尔水色洞的陆军第30师团的两个军官（参谋长李甲荣、90联队长朴常勋）“叛变”，向师团长李相国告密。张都映接到李相国等的报告后，只指示第30师团及驻京畿道富平的第33师团取消夜间演习计划，并要求506防谍队长李喜英跟踪朴正熙，不过并未下令逮捕朴正熙。当晚，政变骨干、第6管区司令部参谋长金在春发现宪兵出动、部队进入紧急状态，便电话通知朴正熙，朴正熙听说后有所犹豫，但在金在春的力劝下，决定按计划前往第6管区司令部指挥政变。朴正熙、金钟泌、张坰淳（陆军情报学校校长）、韩雄震（陆军本部教育处长）从新堂洞的朴正熙家开车出发，甩掉了跟踪他们的防谍队后，于5月16日凌晨0时15分左右抵达第6管区司令部（金钟泌中途下车，去光明印刷厂要求工人印自己起草的“革命公约”）。朴正熙对司令部内的军官（包括未参与政变的军官和来监视他们的防谍军官）发表了简短的演讲，痛斥政客腐败，导致国将不国，称自己冒着生命危险“革命”救国，同时要求“革命”不能流血。在朴正熙的感召下，两名防谍队军官李光善和郑名焕同意参加“革命”。

其后，朴正熙驱车前往驻扎金浦的空输特战团和海军陆战队第1旅团驻地，通知他们出动。随后，金润根准将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1旅团（1300余人，前锋）和朴致玉大领指挥的空输特战团（1000余人，尾随）以“烽火军事演习”的名义向首尔市区进军，凌晨3时30分抵达汉江大桥南端的鹭梁津。另一方面，第6军团炮兵团5个大队（第633大队、第933大队、第822大队、第911大队和第1重炮大队）1300余人也在炮兵团长文在骏大领的指挥下从议政府方向进军首尔，于凌晨3时30分占领了陆军本部。5·16军事政变正式爆发。

政变爆发时，张都映在防谍队办公室，他接到政变消息后，指示陆本直属宪兵中队队长金锡律大尉和第15犯罪搜查队副队长方滋明中领部署宪兵队阻拦他们进入首尔市区，但方滋明提出增加工兵团以及给宪兵队配重武器的建议时，张都映却认为不必如此。因此只是在海军陆战队试图通过汉江大桥时与阻拦的宪兵第7中队发生枪战，在朴正熙的亲自指挥下，海军陆战队冲破宪兵设置的三道路障，于4时15分左右通过汉江大桥，进入首尔市区，交火过程中宪兵队有3人、海军陆战队有6人受伤。

其后，政变部队再未遭遇任何抵抗。主力部队占领了首尔市厅，其余部分海军陆战队占领了治安局和首尔市警察局。空输特战团占领了位于南山的中央广播电台，朴正熙也赶到广播电台，发现金钟泌还没到，于是又去光明印刷厂找金钟泌，拿到了印好的“革命公约”，于5时赶回中央广播电台，要求播音员朴钟世播送。“革命公约”是以张都映的名义发表的，宣布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军人接管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在谴责了张勉政府和“既成政治人”（旧政客）的腐败无能后，提出六项约定：

5月16日凌晨4时，张都映提醒总统尹潽善及总理张勉发生政变，直接请他们避难。尹潽善继续留守青瓦台，张勉试图前往自家（半岛酒店）附近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宿舍躲避，然而无人给他开门，于是他逃到了惠化洞的圣衣会修女院避难。张都映听到广播播放以自己名义发表的“革命公约”，才开始调遣镇压军队，打电话给第30师团长李相国，但李相国告诉他只有1个中队的兵力可以出动，后来这一个中队到达首尔市厅后就倒戈了。同时，张都映还到驻韩美军司令部，与马格路德会谈，请求他调动美军宪兵到首尔镇压兵变，却被马格路德拒绝。晨7时许，张都映赶到被政变部队占领的陆军本部，见到了稍早赶到那里的朴正熙，双方举行谈判。朴正熙要求张都映加入“革命”并宣布戒严令，张都映说要请示总统，双方相持之际，军事革命委员会就在晨9时以张都映的名义发布了戒严令。

在总理张勉逃走的情况下，虚位总统尹潽善代行国军统帅权，所以朴正熙偕张都映、玄锡虎（之前被政变士兵抓住，关在首尔市厅市长秘书室）和陆军本部军事开发局次长柳原植大领前往青瓦台请示总统尹潽善，尹潽善见到他们后只说了句“该来的来了”。朴正熙在青瓦台两次进接待室，对尹潽善表示自己忠于总统，这场“革命”犹如历史上的“仁祖反正”，阐明了自己因爱国而发动“革命”，并请求尹潽善追认戒严令并表态支持“革命”。他们的要求都被尹潽善拒绝，不过尹潽善也并未表现出镇压或阻挠政变的意思。朴正熙走后，驻韩美军司令马格路德和美国驻韩临时代办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来到青瓦台，马格路德对尹潽善提议用十倍兵力镇压政变，也被尹潽善拒绝，第二天尹潽善还派秘书给各军及军团司令部发公函，要求国军之间不得有流血冲突，因此政变再无任何人阻拦。

5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朴正熙从青瓦台出来后，就在首尔市中央厅前带着墨镜，背着双手，正式向公众亮相。由《朝鲜日报》摄影记者郑范泰拍摄的这张照片几乎成为5·16军事政变的象征。

在总统尹潽善事实上默许政变后，张都映也接受了朴正熙的推戴，加入政变阵营。1961年5月18日上午，陆军本部特战监室企划课代理课长全斗焕大尉组织陆军士官学校学生上街游行，支持政变，张都映应朴正熙要求，在首尔市厅的广场上对游行到这里的陆士学生进行训示，称“此次我军的行动取自爱国爱族之一念，此次革命乃是1919年三一运动时开始全民族不断奋斗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之一环”。训示结束后，他回到陆军本部，从一名美军情报人员那里得知张勉躲在圣衣会修女院，于是驱车赶往那里，请张勉出来收拾残局。张勉痛斥张都映之前屡作虚假报告，愧对国家和民族，但他也得知尹潽善暗中支持政变的态度，因此决定走出修女院，辞去总理职务。张勉在中央厅召开了第69次临时阁议，于12时30分宣布内阁总辞职，将政权移交给军事革命委员会。同日，张都映致电美国总统肯尼迪向他解释军事政变的动机，宣称“军事革命者”渴望与美国保持“最友好的关系”，表示“为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们开始了推翻腐败和无能的政权、拯救人民和国家的神圣的革命任务”。

1961年5月19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更名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张都映仍任议长，朴正熙任副议长。尹潽善本欲辞去总统职务，但众人以辞去总统会不利于国内局势与国际影响，故尹潽善旋即撤回下野声明，继续留任虚位总统。5月20日，张都映出任内阁首班兼国防部长。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虽然强调了韩国的稳定、秩序、宪政和法治，但声明继续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韩国，欢迎韩国军部领导人还政于民的表态，事实上承认了5·16军事政变。

1961年7月2日，张都映被解除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陆军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内阁首班兼国防部长官等职务，朴正熙成为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并推宋尧赞出任内阁首班兼国防部长官、金钟五出任陆军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随后，朴正熙又以涉嫌“反革命阴谋罪”逮捕了张都映和担任军政要职的高级军官44人（包括曾参与政变的朴致玉、文在骏以及阻挠政变的方滋明等人），清除了威胁他统治的主要政敌。1962年12月，国家再建最高委员会公布第5号宪法修正案，这一宪法修正案的关键在于废除第二共和国的责任内阁制，采取总统中心制以及单一议会制度。1963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朴正熙击败尹潽善，当选总统，开启大韩民国第三共和国。5·16军事政变时承诺的“民政移让”（还政于民）至此兑现，军管状态也宣告结束，但接下来仍然延续着朴正熙的长期执政。

5·16军事政变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5·16军事政变发生时，韩国国民对此次政变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反感，甚至为进步势力代言的杂志《思想界》也对“革命”表现出很大的期待感。 政变发生后，美国CIC（防谍队）对路过的首尔市民进行了针对政变的舆论调查，10人中4名表示赞成，而2名虽然赞成但表示为时过早，另外4名则表示反对。

5·16军事政变后赴任的美国驻韩大使塞缪尔·伯格将5·16军事政变为“起义（revolt）”，并将其评价为爱国的、民主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接下来得出了“朴虽是机会主义者，但不属于共产主义潜伏势力”的结论。

韩国右翼报纸《东亚日报》评论认为：“5·16是在落后国家可以经常看到的推翻合法政府的军事政变。而且，其中还有像埃及纳赛尔的政变一样，有被称为革命的因素……从1950年代起先后有40多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但公认只有‘5·16’让国家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在落后国家，经济开发和民主主义的抑压就像是铜钱的两面。一方面指出，产业化来自朴正熙的领导能力，但也不是只有权威主义指导者才能实现这一点。德国、日本等前后复兴的国家在议会民主主义框架中实现了产业化。而另一方面指出，在没有打好近代化基础的落后国家，如果不是权威主义体制就很难实现产业化。不管怎样，拿民主化和产业化评价5·16要比拿民主化评价5·16要进步得多。”

韩国左翼报纸《韩民族日报》评论：“朴正熙的军事政变也就被记得5·16这个数字而已，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其扼杀四一九革命的良心谴责。但是，在迎来政变50周年之际，5·16和朴正熙悄悄被贴上革命之名而脍炙人口。这样的话，四一九革命反倒成了政变，李承晚是政变的替罪羊，政变以后对抗独裁的民主化运动成了逆徒。……为5·16招魂，这个举动是为了守护自己的饭碗而宁可毁掉国家。希望不要再误国误民。”

1963年8月由军政府发行的《韩国军事革命史》一书，记载参与“忠武庄决议”的9名军官于1960年11月9日在新堂洞拜访朴正熙，推他为“革命”盟主，朴正熙由此加入了政变。因为是官方发行书籍，所以这种记载被广为引用。但金钟泌、吴致成均否认有过这次会面，根据他们的说法，是金钟泌推荐朴正熙为盟主后，经过其他军官的暗中调查，然后才在1961年2月委派金钟泌到朴正熙任地大邱，与之进行单线联系，从来没有新堂洞聚会的事情。因此《韩国军事革命史》的记载被认为是御用文人为了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而刻意美化朴正熙、将其加入政变的时间提前了三个月，以显示朴正熙早已居于“革命”的主导地位。

朴正熙能以少数兵力成功政变，离不开陆军参谋总长张都映和总统尹潽善的消极态度。张都映此前是朴正熙的恩人，正是拜他所赐，朴正熙才能在朝鲜战争重返军队，1960年朴正熙因整军风波而面临退役危机时，也是张都映拉了他一把，让他成为自己身边的第二军副司令，免于强制退役。他和朴正熙的关系应该说非常亲密。后来张都映被捕后，朴正熙作证他曾在1961年4月10日找过张都映，邀请他参加“革命”，张都映虽然赞许，但又说时机未至。在政变前，各方面都有情报显示朴正熙在策划政变，但都被张都映拦下，向张勉、玄锡虎反复担保决不会有政变发生，或者没有充足证据可以逮捕朴正熙，最终坐视政变发生，政变发生后也没有积极镇压。因此，张都映被认为“脚踏两只船”。不过，张都映本人极力否认他预先知道政变计划。在张勉逃走后，唯一能调动军队镇压政变的只有总统尹潽善，但尹潽善拒绝镇压，还要求韩国国军之间不能自相残杀，以免朝鲜渔翁得利。根据柳原植的说法，他在政变前就已经秘密联络尹潽善，甚至从尹潽善那里获得部分举事资金，但尹潽善对此矢口否认。张、尹两人是否预先得知乃至参与政变并故意给政变开绿灯，成为争议话题。

韩国国军受美军指挥，但朴正熙就在美国眼皮底下发动了政变。张都映在政变爆发后要求驻韩美军兼联合国军司令马格路德出动美军宪兵阻拦政变部队，遭到拒绝。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马格路德通过“联合国军电台”发布声明，谴责政变，支持“合法政府”（张勉政府）。在劝说尹潽善出兵镇压未果后，5月17日上午，美第8军司令部参谋会议，决定在美军第1军团长莱昂中将和韩国国军第一军（司令部在原州）司令官李翰林中将的指挥下，动员部分韩国野战军和美军1个机械化营，于次日凌晨4时发动攻击，“镇压叛乱”。但是此一反政变计划因尹潽善总统致各军司令官和军团长要求避免流血的公函和驻扎抱川的第5师团（蔡命新指挥）、驻扎春川的第12师团（朴春植指挥）相继表示支持军事革命委员会而流产，李翰林本人也在5月18日被军事革命委员会逮捕。5月19日上午，恢复了中领军衔的金钟泌开始与马格路德谈判，同日（韩国时间2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事实上承认了政变。5月26日，国家再建最高会议与驻韩美军发布联合声明，最重要的一点是将“受国内共产主义势力威胁时保护韩国”从驻韩美军兼联合国军司令官的指挥权范围中删除，以后驻韩美军只在朝鲜南下时保护韩国，不再介入韩国国内问题，此外还规定控制首尔的陆军第30师团、第33师团、第1空输特战团和前线部队抽调的5个宪兵队由国家再建最高会议指挥。同日，美国国务院致函张都映，重申保持韩美同盟，赞赏其承诺还政于民。美国至此才完全承认了5·16军事政变。

不过，关于美国在这场政变中的角色，一直有不同说法，许多人认为这场政变始终得到美国的默许或支持，甚至可能就是美国中情局在幕后操纵的，驻韩美军表面上要求镇压政变只是掩饰或故作姿态而已。据说在5月16日凌晨，空输特战团出动参加政变时有美军顾问团同行。如果情况属实，那就是美军直接参与政变。1964年5月3日，曾担任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演说中承认：“在我任职中，CIA在海外最成功的活动正是这次革命（5·16军事政变）。受美国部分领导人支持的张勉内阁腐败，不能应付推翻了李承晚政权的民众的期待。确实是危险的瞬间。如果美国什么也不做，也许民众受共产主义宣传的迷惑，而去支援要求南北统一的暴徒。”但由于相关档案并未全部解密，所以真相不得而知。但一般认为即使美国没有事先策划或操纵政变，但他们也对张勉政权不满，希望韩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反共政权，这场政变也是他们乐见其成的，因此对政变给予了事实上的支持。

朴正熙声称他发动的政变是“革命”，因此在他执政的第三、第四共和国，这场政变都被称作“5·16军事革命”并写入宪法。第五共和国将其从宪法中删除，但依然保留“军事革命”的称谓。直到金泳三成立“文民政府”以后，韩国官方机构国史编纂委员会才在1994年9月正式将5·16军事革命改称为“5·16军事政变”（5·16군사정변）。同时更名的还有四一九革命（原称四一九义举）、马山义举（原称三一五抗争）、丽水-顺天事件（原称“丽水-顺天叛乱”）。

但是，韩国右派始终不满“军事政变”的定性，因此关于其定性也是韩国左右势力的一个争议话题。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在2007年曾公开称5·16军事政变为“救国革命”，2012年7月又表示，不管将5.16称为“军事政变”还是“军事革命”，她的父亲朴正熙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做出的最佳选择。她的这些表态受到左派阵营的批评。之后为了挽回支持率，朴槿惠又在2012年9月改口，称5·16军事政变等行为违宪，替父亲道歉。此外，韩国右派还试图在教科书中将5·16军事政变的名称改为“革命”或进行美化描述，但此举遭到韩国左派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