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虐恋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性虐恋（sadomasochism）经常被简写为SM，并常常与BDSM（束缚与调教、支配与臣服、施虐与受虐）一词混用，但它们是相近却不完全一致的概念。进行性虐恋活动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安全、理智、知情同意（SSC, safe, sane and consensual）”。性施虐（受虐）关系作为一种非传统的性的关系，仍不能被所有人接受，但基于自愿进行的性施虐（受虐）并不属于精神疾病，也不是强迫性的性暴力行为，应受到尊重。值得注意的是，性虐恋是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行为，未成年人不应尝试，以免受到伤害。

性虐恋的英文为sadomasochism，是1895年由德国心理学家席兰克·诺金（von Schrenk-Notsing）根据“虐待狂（sadism）”和“受虐狂（masochism）”两个单词进行变形而创造形成的。“虐待狂（sadism）”一词源于法国作家马奎斯·德·萨德（Marquis De Sade）的名字，萨德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不仅亲身实践性虐待的行为，而且将性施虐实践写成小说出版。“受虐狂（masochism）”源于奥地利小说家利奥波德·冯·萨切尔-马泽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名字。马泽克也通过写小说表达自己的受虐幻想。

中文里“性虐恋”这一说法最初由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他认为“虐恋”包含性施（受）虐行为，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学者们对性施（受）虐的概念有不同观点，但均认为它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带来的痛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羞辱所带来的痛苦感觉）。如果对他人施加痛苦可以引发自身的性唤起，即属于施虐倾向范畴；如果接受痛苦可以引发自身的性唤起，则属于受虐倾向范畴。性虐恋的倾向可以表现为性偏好、性心理障碍和性犯罪等，其区别主要在于性施（受）虐行为是否安全、理智以及征得双方同意。

需要注意的是，性虐恋（sadomasochism）经常被简写为SM，并常常与BDSM一词混用，事实上它们是相近却不完全一致的概念。BDSM包括三种相关但有显著区别的行为：束缚与调教（Bondage&Discipline，BD）、支配与臣服（Domination＆Submission，DS）和施虐与受虐（Sadism&Masochism，SM）。

严格地说，性虐恋亚文化的出现应追溯到17世纪和18世纪，福柯认为，18世纪末是性虐恋文化现象出现的精确时间。在其后的几百年间，性虐恋亚文化有了极大的发展，它不再仅仅是一些人的个人行为，甚至也不是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纯粹在私人场合进行的活动，而逐渐成为一种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在17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性虐恋亚文化首先出现在文学活动和商业性服务中。这一时期，有大量作家署名或匿名发表与性虐恋相关的文学作品。在英国，这些作品让性虐恋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地下色情文学的一个明显特征，尤其是对性鞭笞（sexual flagellation）的广泛爱好——欧洲大陆称之为“英国恶习”（English vice）——造就了大量性鞭笞题材的书刊。实际上它不仅满足了性鞭笞爱好者的需求，也满足了性鞭笞观淫者（the flagellant voyeurs）的需求。德国性学家尤金·迪伦（Eugen Diihren）在调查了当时伦敦妓院的数量后得出结论：“今天的英国是典型的性鞭刑之地”。1838年，伦敦一位出版商坎农（Cannon）说，在他的出版物中，以鞭笞为主题的书从很早就存在，在伦敦，人们仍然深深耽溺其中，有不少于20家的专门机构完全靠这类活动来谋利。

一位英国籍出版商于1946年在纽约出版的《怪异》（Bizarre）杂志中呈现了读者对自己性虐恋生活的真实描写和讨论。在“传统的惩罚方式”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男性施虐女性受虐，多为夫妇；第二种模式是女性施虐男性受虐，也多为夫妇关系；第三种模式是两个女人的施虐受虐关系，但多为年长者惩罚年轻者，即使双方年龄相仿也不强调、不暗示同性恋关系。两个男人的虐恋关系在这本杂志中极为罕见，可能与40年代的社会风气及恐同（homophobia）氛围有关。

20世纪50年代，虐恋活动仍旧基本上是在私下进行的，既没有酒吧，也没有俱乐部。旧金山第一家虐恋俱乐部成立于1958年的“为什么不”（Why Not），不久就关闭了。60年代初在旧金山成立的“工具箱酒吧”（The Tool Box）是第一家真正成功的虐恋酒吧。

同性恋皮革文化（一种与性或色情有关的行为和服饰风格）与日益增长的性虐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69年美国石墙事件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发现艾滋病之前这段时间，性虐恋组织经历了极大的发展，各类俱乐部广泛开办。

20世纪80年代初，性虐恋活动在西方各主要国家已经完全公开。目前，全世界的性虐恋组织及俱乐部已发展到500多个，其中大多数在美国。美国大多数城市都有性虐恋者组织、性虐恋酒吧和性虐恋俱乐部。

1981年，全英同性恋男子性虐恋协会宣告成立，其主要宗旨是：（1）组织研讨私人问题的论坛，学习性虐恋技巧；（2）为性虐恋者结识同类提供条件；（3）建立表达有关性虐恋的政治立场的渠道，与歧视、反对性虐恋的现象作斗争。英国女同性恋中的虐恋者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20世纪80年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被发现，这些俱乐部也积极参与支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工作，包括建立艾滋病紧急基金等。性虐恋者与同性恋者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在1987年的同性恋大游行中，性虐恋者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89年的同性恋游行中，性虐恋者特别引人注目。随后在1990年和1991年纽约的“骄傲日（Pride Day）游行”中，性虐恋者也都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中进行了大量的性实验活动，福柯曾在电视采访中提到旧金山和纽约的“性实验室”。性虐恋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这项性实验的目标在于试验身体忍受疼痛的极限，开发除生殖器官之外的身体各个部位的性感应。在性虐恋活动中还盛行一种被称为男性气质受虐狂（macho masochism）的实验。在当时这种活动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只有真正的男人才敢于承受它。”这些男人们发明了一些刑罚和考验的仪式，来检验自己的男性气质，如严厉的军事训练和学校仪式等，当事者认为，能经受住这些严酷考验的人将增强自己的男性气质。有些性虐恋者喜欢在身体的某些部位穿刺、戴金属环或文身，并以此为性感。文身和戴环是永久性的身体装饰。与文身不同的一点是，穿刺戴环的部位除了脸部之外，大多在隐私部位。

近年来，性虐恋文化时不时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但对许多人来说，它仍然是陌生的，2011年出版的《五十度灰》一书掀起了一场“地震”，一举畅销，后被拍摄为电影，这本书与同名电影让性虐恋文化彻底进入了大众视野。

关于性虐恋的成因一直以来存在多种说法，可能同时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至今尚无定论，研究者从生理、社会心理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医学和心理学中早有痛淫（Algolagnia）这一概念，从辞源学上看，它是希腊语疼痛之意。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从生理角度探讨痛感与快感的联系。研究者们认为，疼痛本身的确能够带来性兴奋。性快感能够在性虐活动中获得，疼痛也的确能够增强快感。但是疼痛诱发性兴奋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有研究表明，具有性施虐或性受虐兴趣的人在观看具有施虐受虐内容的图片时大脑额颞叶皮层区域有更多的神经活动和更高的血流动力学活动。

对神经系统的研究还表明，在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深处发现了一组化学物质，属于麻醉剂（鸦片剂）类的化学物质，取名安多酚（endorphins）和安克菲林（enkephalins）。研究表明，疼痛可以使大脑中释放出这种麻醉剂（鸦片剂）类的化学物质，有产生安多酚快感（endorphin high）的作用。因此，有受虐倾向的人，特别是喜欢肉体疼痛的人，实际上是安多酚上瘾者（endorphin junkie）。安多酚就是将疼痛与性快感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它所带来的美好感觉是一般人类行为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它的缺乏常常要由鸦片类毒品来补偿。

单纯关注性虐恋活动心理成因的研究较少，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明确区分BDSM（即束缚与调教、支配与臣服、施虐与受虐）中的各类活动，而是将BDSM爱好者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人格与人格障碍

在人格特质方面，BDSM爱好者不那么神经质，更外向、更愿意接受新体验、更认真。与非BDSM参与者相比，BDSM爱好者的依恋风格不同，因为他们对拒绝不太敏感，对自己的关系更有信心，对获得他人认可的需求较低，并且不太焦虑。亦有研究者发现，BDSM爱好者表现出更高的自恋水平。西班牙马塔罗医院精神科阿尔瓦罗·弗里亚斯（Álvaro Frías）博士等人发现，边缘型人格障碍受试者中性受虐的患病率更高（60名中的6名；与60名没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对照受试者中的0名相比），但由于该研究的样本量非常有限，尚需进一步研究。

童年经历

关于童年经历对于虐恋倾向中性鞭笞（sexual flagellation）的经历和影响，最广为人知和被最频繁引用的是卢梭在《忏悔录》中所描写的他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他从姑妈的鞭笞责罚中体会到了快感。

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儿时受到惩罚或者羞辱的经历，是性虐恋的成因之一。芬兰埃博学术大学心理学博士尼克拉斯·诺灵（Niklas Nordling）等人的研究表明，与一般人群相比，BDSM爱好者自我报告的童年经历性虐待率更高。但是，此研究中的女性样本很小，因此不能够完全代表女性BDSM爱好者。较早的研究表明，在童年时期受到性虐待的女性比没有受到性虐待的女性更有可能报告自己的性幻想。这些发现表明，性创伤与BDSM相关兴趣之间存在关联，但目前的文献并未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外，由于BDSM爱好者经常强调BDSM游戏中的同意、安全和个人界限，与一般人群中的非爱好者相比，他们可能会更敏感地将某些行为标记为性侵害。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澄清这种关系的性质。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许多有性虐恋倾向的人在儿时都是在特别温暖慈爱的环境中生活的。学者李银河在对中国女性所经历的虐恋和受虐想象的调查中发现一个规律，“那些生活在有家庭暴力经历的环境中的人——无论是见过父亲打母亲的人，还是自己挨过父母配偶的打骂的人——很少能理解或喜爱性虐恋游戏；只有那些成长环境中完全没有暴力行为的人才会喜爱这种游戏。当然，暴力环境的有无并不构成喜爱性虐待游戏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换言之，那些生长在无暴力环境中的人们并不一定会喜欢这类游戏，但是能够喜欢这类游戏的人们必定是在无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的。”她认为，“原因大致在于，那些从小见到或遭受过暴力侵害的人，绝不会再对虐待抱有好奇和神秘的幻想，他只会把这种行为视为赤裸裸的丑恶；而只有那些从未经受过真正的暴力侵害的人，才能够且愿意体会肉体上受折磨和精神上受羞辱时的微妙快感；只有那些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压迫和摧残的人，才能够和愿意去体会假想的权力关系中统治与服从游戏所营造的氛围的有趣之处。”

情绪

性虐恋爱好者在性虐恋活动中可以获得情绪或情感上的满足。研究表明，双方同意的性虐恋活动实际上可以促进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性虐恋爱好者认为，施虐/受虐是愉快和富有激情的，施虐/受虐增加了情感和性的强度。

文化人类学的观察从另一角度提出了证据：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将疼痛与快乐联在一起的活动，如鞭打、赤脚走炭火等。在中国语言中，把“痛”和“快”连在一起合成了一个词“痛快”，用以表达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虐恋是对人类获得狂喜经验的性能力的探索活动，对于参与这类活动的人来说，它带来放松感和救赎感。在虐恋活动中，人类灵魂的动物性一面被重新发现并释放出来。

BDSM是两个同意的个体之间的性关系，这种关系需要施加痛苦、限制其中一个伴侣或者在伴侣之间进行权力交换。尼克拉斯·诺灵等人确定了性虐恋的六个典型特征：（1）支配和顺从；（2）由一方引起痛苦且对双方来说都是愉快的；（3）角色扮演和/或幻想；（4）羞辱；（5）与恋物癖有关；（6）仪式活动。乔治敦大学社会学系凯萨琳·吉德罗兹（Kathleen Guidroz）补充，施虐受虐也可能包括羞辱和其他形式的侮辱，如辱骂。此外，BDSM的活动内容还包括身体限制（如束缚）、施加疼痛（如打屁股）、羞辱和过度的男子气概（即hypermasculinity，如使用假阴茎）。

自愿

性虐恋参与者是自愿的。这就是真正的暴力与性虐恋的根本区别。在性虐恋关系中，自愿及相互的关注和尊重是最重要的。

事先约定

在进行性虐恋活动之前，双方往往会事先就角色分配、活动内容和情节场景等细节做好约定，就性同意进行沟通。这样的谈判可以采取持续“几分钟”的单次交流形式，也可以是包括“几天或几周”的多次交流。这是性虐恋活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一旦决定建立关系，双方大都会对即将发生的行为细节做出详细的约定。施与和接受、肉体痛苦或心理羞辱，大多遵循一个事先仔细安排好的脚本。对预期的情节的任何改动都有可能降低性快感的程度和活动的满意度。

双方必须要约定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剧情和角色可以使双方得到性唤起；要不要有第三者或更多的人参加，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双方能忍受的限度是什么；可不可以使用“安全词”（safe word，因为在行为过程中，当一方说“不”或“停下”时，对方不知此话是真是假，而且说“不”的一方可能在束缚中，不可能主动躲开他已经不再能忍受的疼痛，为这种情况事先约好的词就是安全词）；采用什么样的性安全措施；什么样的行为和角色会唤起不愉快的回忆，因此是应当避免的；什么时候结束这次活动等。如果违反了事先约定的情节，性虐恋活动会出现危险，带来惊慌和愤怒。

由受虐者主导施虐行为

虐恋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由接受者（有受虐倾向者）而不是由施与者（有施虐倾向者）来安排和控制活动的内容和程度。受虐者清楚知道能唤起自己性欲的疼痛的程度，因此他们在性活动之前大多与伴侣协商妥当，使自己所能承受的疼痛不至于超过限度。

同一人拥有施虐倾向和受虐倾向

虐恋关系的施虐倾向和受虐倾向往往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即虐恋的主动形式与被动形式常常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弗洛伊德最先提出的看法，他说：“一个在性关系中能够从对他人施加痛苦中感到快乐的人，也能够享受从性关系中接受痛苦的快乐。一个有施虐倾向的人通常同时又是一个有受虐倾向的人，虽然这一变态的主动或被动方面在他身上发展得更为强烈，在他的性活动中表现为主要倾向。”他认为，施虐者大多有过受虐的经历：恰恰因为施虐者自身曾经有过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体验，他才能够通过施加疼痛获得快乐。如果一个施虐者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将痛感与快感联系在一起的受虐经验，他很难从他人的痛苦中发现快乐。而且，弗洛伊德还认为，这种对立面的结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他将这种现象与双性恋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联系起来，二者的区别和对立在心理分析中常被表述为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区别和对立。

但是，一些虐恋者从个人经验角度出发，不同意这一观点。有人表示，“作为一个有受虐倾向的女人，我唯一难以接受的理论是，我同时又是个有施虐倾向的人。”一些虐恋者只喜欢施虐角色或受虐角色，纵然更换为另一角色，也找不到扮演另一种角色的感觉。

幻想的重要性

在虐恋活动中，幻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一些实际案例中，一位因杀鸡的景象而性唤起的人渐渐变成一见到鸡腿就会性唤起；一位因学校鞭打学生而性唤起的人会变成一看到绷紧的裤子就性唤起。这些景象成为幻想的释放闸门，一旦开启这道闸门，所有的幻想就喷涌而出。有些有受虐倾向的人仅仅因为受责骂受羞辱就可以得到性兴奋。

弗洛伊德也注意到虐恋的幻想因素，他说：“在一些个案中，当事人对受鞭打的真正经历感到不可忍受，但在后来的幻想中，情形却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幻想中的惩罚总是不会给个体带来严重伤害的那一种。”

虐恋活动的重要理论家、美国作家柯丽菲亚（Pat Califia）说：“理解虐恋的关键概念是‘幻想’。所有的角色、对话、恋物癖式的服饰以及性活动，都是一幕剧情或一种仪式的组成部分。参与者是在扩展他们的性快乐，而不是在摧残对方或压抑对方。一个施虐者或受虐者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在虐恋游戏中的角色绝不适合于同其他人的交往，幻想中的角色也绝不是她的全部本性的总和。虐恋亚文化是一个剧场，在其中可以上演性的戏剧……”

带有恋物性质

虐恋活动有时甚至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性交活动。在一些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完全不发生勃起。

福柯从虐恋活动中得出了关于“快感的非性化”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性虐恋是快感的非性化，即性虐恋使性快感与生殖器官相脱离。虐恋活动中的捆绑、剃去毛发、乳头折磨、阴茎和睾丸折磨、穿刺、羞辱、鞭打和拳交等，在制造强烈快感时，程度不同地超越了生殖器官本身；它包括身体非生殖器官部位的性感化，如乳头、肛门、皮肤和身体的整个表面。同时，它发现了生殖器官除了通过刺激达到快感之外的其他性感用法。因此，性虐恋表现为身体的性感机制的新格局，“性敏感带”的重新布局，打破了生殖器官对性感的传统独裁。它甚至是对男性生殖器官的重新性感化，使它成为一个脆弱的部位，而不是一个崇拜的对象。由此，虐恋表现为现代的性主体面对作为客体的身体。这二者的相逢导致了主体、性、快感和身体之间关系的改变。虐恋就成为这种潜在的自我转变的成功实践。

性虐恋活动涉及多种不同的行为，200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心理学系（Laurence John Alison）等人对184份性虐恋活动问卷使用最小空间分析法（SSA）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图：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羞辱更多地与女性和男性异性恋倾向有关，而过度的男子汉气概与男性和男性同性恋倾向更密切相关。相比之下，男同性恋者明显更喜欢的活动包括使用假阴茎、灌肠和导尿管等。可以认为，身体限制和疼痛对于每个群体来说可能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或含义，但它们是整个性虐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理智、知情同意”（safe, sane and consensual，SSC）是BDSM与性绑缚社群中很大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术语之一，用来形容他们的哲学观，将安全、理智、知情同意作为保证安全的口号。主要内容为：

1. 安全：应当试图识别风险，并且防止这些风险对健康造成危害。

2. 理智：所有活动应当在头脑清醒与明智的状况下进行。

3. 知情同意：所有活动应当在所有参与成员完全知情同意其内容下进行。

有些BDSM社群中的人并不认为安全、理智、知情同意是一个形容这些关系和活动的准确术语。将“共知风险的两愿禁羁”（Risk Aware Consensual Kink，RACK）作为一个替代术语已经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性虐恋活动参与者通常会设置一个“安全词”或“安全信号”。作为协商的一部分，在进行性虐恋活动之前，安全词要得到所有参与者的同意。性虐恋者通常不会使用“不，停”这样的词汇终止性虐恋行为，因为在性虐恋活动中受虐的人叫喊“不，停”时，可能并没有真正要停止的意思，因此需要特别设置安全词。此外，使用安全词可以帮助避免干扰受虐者的注意力，施虐者不需要通过不断的口头检查以了解受虐者的状态来打断他们的注意力，因此受虐者可以专注于性虐的感觉。

参与者可以使用个性化的安全词，或是被要求在特定的俱乐部或派对上使用特定的安全词。许多有组织的BDSM小组都有标准的安全用语，所有成员都同意使用，以避免活动中出现混乱。安全词可以是字面上的单词（例如“红色”），或者非单词的言语噪音（例如重复的“嗯-嗯”）或非语言信号（例如扔掉紧握的物体）。一些常见的安全信号如下：

双击

双击是指受虐者的手快速连续两次或多次敲击，以指示必须立即停止活动。双击通常在擒拿和窒息过程中使用，因为它要求受虐者能够敲打到施虐者的身体，以确保他们能够注意到信号。在束缚中使用双击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信号很容易被忽略，尤其是在音乐声很大且光线昏暗的情况下。

小马信号

这种信号之所以被称为小马信号是因为抬腿的动作类似于马的跺脚或计数，经常在小马玩耍时使用。小马讯号非常适合使用圣安德鲁斯十字架（St.Andrews Cross）或将双脚牢牢地放在地板上的部分悬吊术。

小马信号遵循红、黄、绿的交通信号灯公式，不需要使用语言，因此非常适合受虐者深度沉浸的状态或者在音乐声很大的环境下的游戏。此外，与小马信号相关的腿部抬高往往对应于身体对传递到背部和臀部的痛苦撞击感的自然反应，即使不能发出声音或者深度沉浸，信号本身也非常易于传达。

1. 红色：站立的受虐者弯曲膝盖的一条腿，并保持腿部向上以通知施虐者场景必须结束。

2. 黄色：站立的受虐者弯曲膝盖，一只腿弯曲直到疼痛有所缓解，然后将那只腿放低到地板上，表明他们已经完全缓解了疼痛并且准备继续。

3. 绿色：受虐者用一条腿猛烈地跺脚（通常是三回），好像是一只正在计数的小马。

两次挤压测试

两次挤压测试是检查受虐者是否仍在施虐者身边、是否处于恍惚状态或完全失去知觉的方法，如果受虐者没有反应意味着该停止游戏了。施虐者用手指轻轻地挤压受虐者的手两次。如果此时受虐者没有反应或者仅仅使用了单次的挤压作为回应而不是两次或更多次挤压，则受虐者没有能力通过如此简单的测试，缺乏该测试要求的最低运动技能，此时应该停止游戏并开始善后护理。在开始性虐恋游戏之前，务必将两次挤压测试解释清晰。

刷子掉落

该信号适合程度很深的性虐形式，尤其是可能造成失言的重度撞击和电击。

执行刷子掉落信号时，将大刷子（例如靴子刷子或其他固体物品）掉落到地板上会产生相当大的噪音，施虐者也很容易注意到该物体不在受虐者手中了。使用较大、扁平、重量大的物体，掉落时才更容易被发现。红色信号是物体被丢出去发出尖锐声音。黄色信号是物体掉落，如果物体由于失去受虐者运动能力而掉落，则可以使用两次挤压测试来确定是否需要停止。

善后护理是性虐恋活动的一部分，善后护理是对身体和情感的支持，包括提供水/食物、沟通，以及令人安心的接触，如爱抚、抚摸和拥抱。善后护理过程有不同的强度和表现，且性虐恋爱好者对善后护理的渴望因人而异。

女权主义是一种理解，即妇女因其性别而遭受各种形式的从属或压迫，并倡导克服它们的方法。压迫的领域包括缺乏选举投票能力、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克服家庭暴力的资源、财产权和同工同酬等。有关性虐恋活动中女权主义思想的争论与调查多集中在女性性受虐偏好者（服从者）。

激进女权主义者从三方面反对性虐恋。首先，性虐恋复制了父权关系。简而言之，性虐恋包含的支配-服从的性权力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父权制行为。第二，因为性虐恋将支配、顺从、痛苦情色化，所以“知情同意（consent）”是不可能的，任何描述性虐恋的两厢情愿性质的论点都是不合理的。第三，通过将性支配和性顺从情感化，性虐恋符合并支持父权制。

然而，一些有性受虐偏好（服从者）的女性将女权主义视为自由；“选择服从是一件非常女权主义的事情，因为我正在把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性能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性虐恋活动参与者表示，她们在性虐恋活动中提升了关系质量，学会了更好地沟通，信任他人，不做任何评判。女权主义可以为有性受虐偏好（服从）的女性提供空间，让她们能够“作为完整、平衡和强大的女性”充分表达自己。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性自由是女性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性虐恋参与者利用她们的顺从角色来克服自己基于文化的性羞耻或内疚。一位有性受虐偏好（服从）的女性分享说，一位期待她“完全表达自己想要的”的伴侣会让她了解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性虐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主流社会视作精神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十版）》，性虐恋被定义为一种性欲倒错。而1994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发行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改变了性施虐症和性受虐症的表述，认同性施虐和受虐是一种性偏好，只有在这些性偏好存在六个月以上并对个体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困扰时，才能够被诊断为精神疾病。

一段非传统的关系很可能会吸引他人的目光，并引来他人的评论，但它实际上可能并不违反任何书面的社会规则。尽管性虐恋爱好者似乎并没有违反任何社会准则，人们常常会根据个人喜好和意识形态做出判断。目前，大家对性虐恋关系的态度正在变得更加包容，但仍然存在偏见，许多人将其与疾病联系在一起。虽然给伴侣施加痛苦、羞辱伴侣这些行为对性虐恋爱好者来说是令其愉快的，但会造成非性虐恋爱好者对这种类型的关系持负面看法。从本质上说，性虐恋关系是双方同意的，是进行性行为（可能不符合大众的理解与认识）的方式，这让爱好者感到愉悦。而且，这种性行为也会给爱好者带来正面的影响，例如释放心理压力，增加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愉快的性体验等。

当性虐行为没有基于双方自愿的原则，施虐者和受虐者双方就不再是性虐恋关系，而是单纯的性虐待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施虐者为满足自己的性欲偏好而虐待他人，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构成违法犯罪。

亦有性虐恋中，因为窒息性虐游戏造成受虐者死亡，施虐者被判故意杀人罪的案例。2009年10月11日到11月26日，湖南“跑场歌手”周友平在网络上约人有偿参与窒息性虐游戏，先后有6名男子因为悬吊而窒息死亡。2014年，周友平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

如何识别家庭暴力、虐待性性关系和健康的性虐恋？

区分双方知情同意的性虐场景和性侵害是相对容易的，然而，在性虐恋关系中很难识别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暴力或受虐的性虐恋关系与健康的、经双方同意的性虐恋关系的区别是：

健康自愿的性虐恋实践者不会对其性伴侣感到恐惧。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则会感受到施虐者带来的恐惧，且这种恐惧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暴力事件中的施虐者对他们的伴侣是不尊重的，会让受害者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甚至感到焦虑、内疚、羞愧和无助。健康的性虐恋关系可以是充满爱的、亲密的、促进个人成长的，其特征是没有内疚、责备和无助感。

与暴力受害者或受虐性虐恋关系的受害者相反，健康的性虐恋实践者能够使用安全词来停止行为。双方都将性行为和日常生活区分开来，例如，在一段健康的、双方自愿的性虐恋关系中，性行为不会被用作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惩罚。口头羞辱可能发生在性互动中，但只有当性行为双方都同意，并且这个活动对彼此都有性意义的时候，带有脏话和口头惩罚的场景作为一种戏剧形式才具有戏剧意义。保持性虐恋关系的正常化，就意味着不要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破坏性的批评、压力、威胁或操纵，场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必须清晰。

与健康的性虐恋关系相反，暴力受害者很可能与他们的亲戚、朋友、同事相隔绝，或者经济来源有限。施虐者可能对家庭成员和动物很残忍。施虐者试图控制他们的伴侣的日常生活。在健康的性虐恋中，占支配地位的人不会咄咄逼人地强调自己的支配地位。

暴力和和解时期是区别家庭暴力与正常的性虐恋关系的典型特征。随着关系的发展，家庭暴力的攻击性可能在每一个暴力阶段都会增加。施暴者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而受害者则希望在和解期得到改善。健康的性虐恋关系没有这种模式，在性虐恋行为结束后，经常会出现事后关怀（如爱抚、拥抱等），但这种行为变化不会持续数天或数周。健康的性虐恋参与者多数不希望伴侣改变。性虐恋者期待健康的性虐恋交互场景，而家庭暴力受害者不期待暴力阶段。

家庭暴力、虐待性性虐恋关系和部分健康的性虐恋关系中的伴侣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社会等级差异。但在所有正常的健康关系中，包括性虐恋的关系，日常生活中双方的权力差异是十分细微的。沟通的质量，以及尊重伙伴的诉求和需要的能力，是衡量非伤害性和伤害性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