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卷先生搬进这所公寓住已有半年多了。这座建筑物原来是仓库，在这一带是一所幸存的未被烧毁的房屋。这房子归伯父栗原仙三所有。

这人是从一个搬运工熬上运输店主的。战争结束后，他把这座建筑物改造成了一所公寓。须卷的左邻住着名叫那珂的搬运夫一家，妻室四十五六岁，邋邋遢遢，害了10来年病，最近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请医生瞧了瞧，医生说她胃有病，心脏有病，肺也有病。这所公寓里的人们免除了她的配给值日，不让她的手去接触发放的物品。她的丈夫那珂由于偷盗两次坐牢，配给他一家三口人吃一天的面包，他一下子都塞进自己的肚里，让妻儿挨一天饿。须卷右舍住着户田夫妇。妻室阿吟在公寓里见人就闲聊上10到20分钟，为的是掌握各方面消息，便于搞黑市交易，倒买倒卖点各种物品。

在这所公寓里，大概阿吟家是最富裕的。丈夫户田，比阿吟小5岁，可能出于这个缘故，他像个奴隶一般顺从着阿吟。他的工作是刻蜡版。即使久居这所公寓的人们，知道户田长相的也不多，因为他总龟缩在屋里，除刻蜡版外，就是往床上一歪，呆呆地幻想什么。他很怕见人，就是上厕所都要偷看一下走廊里是否有人。须卷的对面屋子里，住着一个叫深尾加代的年轻女人。那女人带鼻音的娇声媚气一传过来，须卷便想呕吐。加代今年才20岁，还在她18岁在女子学校读书时，便同第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那是在战争时期，女子学校的挺身队去城东皮革厂干活，她跟厂里的一个工人勾搭上了。被老师发现后，把她调到军需省干活儿，一直干到战败，这期间她却住进了科长的家里。战后一天，科长告诉她：“家眷要从疏散的地方回来。”给了她一点点生活费打发她去石川投奔母亲。到了石川才知道，疏散到乡下的母亲由于生活困难已经嫁给了一个老农民。加代自从住进公寓以来，从未安分过，常常招来年轻的男人。加代对未来感到迷惘，却又随遇而安，泰然处之。这从她的眼神就看得出来，她的瞳孔像动物般的灰暗，但从两颊到嘴角却带有少女般天真的娇气。

须卷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国民服，背着一包沉重的刷子从银座回来。仙三从熟人那里采购来毛刷交给他卖，月薪是售货额的百分之一，每月150元到300元，靠这一点点钱是活不下去的，因此常常挨饿。“销售额的百分之一太苛刻了。”在须卷旁边摆摊的打火机商人说：“最少也得十分之一，这是普通行市！”当须卷抱怨工资太少时，仙三说：“你赚的钱我如数给中村家了。你骗人应当赎罪，骗人的人必须受惩罚。只要我的眼珠还是黑的，就要让你赎自己的罪。”原来须卷中学毕业后，就在伯父的店铺里帮忙，须卷竟对店里的人们搞起宣传来。“九一八”事变后，眼看店铺的生意就要兴旺起来，就在这时候，须卷和中村被抓走，后来中村被杀了。须卷低着头，默默忍着仙三的数落。“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总是这副讨厌的样子，难道还不醒悟吗？你这畜生，真是个赖皮！”那天又整整下了一天雨。

那四五天，雨一直未停。须卷两天来几乎什么也没吃，饿得太难受了，便到蔬菜市场的大院里，帮清扫工干了个把钟头，要来点青芋芥菜等吃。他踉踉跄跄回公寓的路上，被户田叫住，并替他打着雨伞。就在这时候。有四五十人的游行队伍举着“坚决反对解雇”的标语牌冒雨走过来。户田悄悄地瞥了一眼，蓦然问到：“须卷先生，您从共产主义转向什么了呢？是民主主义？”“我不是说过吗，思想这东西是最愚蠢的。你为什么总是想把我定为什么主义者呢？”“这么说……”户田怯生生地问：“您是反对民主主义的？”“反对？我什么时候反对了？我喜欢民主主义，因为它具有种种定义。辞典上不管怎样解释民主主义，都离不开自由这个词。世界上有能赋予自由以定义和思想的学者，我倒愿意见见。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提倡自由思想的哲学家、以人民的自由为目的的工运专家，在日本是大有人在的。所以说日本是神国嘛。”“可是自由究竟是什么呢？”户田容忍了须卷的诡辩，又陪着小心地问。对此，须卷没有回答。回到公寓，加代给他的一口豆馅点心算是他当天的晚餐了。加代告诉他，这点心是前一天从黑市商人白木先生那里买来的。吃完晚饭，须卷马上钻进了被窝，睡觉对他是最好的安慰了。

公寓的几家都在发生新的变化。那珂的妻室死了，最后几天她浮肿得很厉害。葬礼太冷清了。仙三大骂起加代来，说她是把青年人引向病态和堕落的毒虫。就是户田出走，也与加代有关，起码说她知道是谁逼走了户田。因为户田离家再也来回来，啊吟也一个人回到乡下去了。仙三以憎恶的声调对加代和须卷说：“限明天一天，你俩都给我滚出这所公寓！”仙三说罢便拄着拐棍走出公寓。“深尾，快，马上去追：拿着酒去更好！”须卷催促说。可是，加代仍用她那娇滴滴的声音说：“不嘛！”“不？”须卷愕然地望着加代。因为这个女人不可能说出“不”字，她不具备这种理性。“我知道大家讨厌我，看不起我。但是买卖终归是买卖嘛。人们都在玩弄一个被厌恶和瞧不起的女人，所以说我没有一个真正爱过的男人。就是夜里同客人在一起时我也常想，我的一生大概不会真地爱谁吧。这么一想，我的心情反而非常轻松。真是太无聊啦。”“说得对，人世间太无聊。而且不会出现奇迹：早晨突然醒来，世界大变，变为一片欢乐净土。”“是嘛。”加代木讷地应答着，她接着问道：“须卷先生，您明天搬出这里吗？”“您呢？”“没办法，搬吧！”“到哪里去？”“不知道。”她茫然地回答。“我不出去，就住在这里，一直到死。”“要离别了，不喝酒？”“那好吧！”不久，须卷在加代的屋里醉得人事不省。虽说是烂醉如泥，他仍能朦胧地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加代像对待孩子似地用手抚摸着他的头。

椎名麟三是日本“战后派”著名作家，崇尚存在主义。1947年2月《深夜的酒宴》发表时，日本社会仍处于战后初期的饥馑和物资奇缺的虚脱状态。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深夜的酒宴》提出的政治主张是只有真正的自由才能拯救日本人，而且真正的自由是不受任何主义和思想限制的。在这种意义上说，日本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提倡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为人民争自由的工运专家都是无济于世的，“而真正的自由产生于人的内在的自我”。小说形象地表现了作家这种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主张。

小说男主人公须卷为人生无意义而烦恼，他既无希望也无幸福可言，面对面前所有的一切，只有一种难忍的感受，他不相信任何的既存观念能给这种生活带来意义或改变这种悲惨的现实，在这个公寓里，他既不听房东栗原仙三的说教，从搬运夫一家，户田夫妻身上也寻找不到任何答案，即在这些人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而只在妓女深尾加代身上看到了可贵之处，即在加代身上不存在任何既存的伦理性。小说的结尾处道出了主人公的归宿，他走进了他一向所厌恶和瞧不起的加代的房间。小说的主要人物深尾加代，女学生出身，战争安排给她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战争使她失去母亲，18岁便与人同居，她的战后生活，除了作妓女，别无出路。然而，当男主人公整天靠着劣等酒醉生梦死的时候，加代却顽强地活着。并且在这所公寓里能够飘出牛肉香味的只有加代的房间，能够送给须卷一口豆馅点心的，也只有加代一人。小说的理论基础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作家马塞尔（1889—1973）和萨特（1905—1980）所宣传的存在主义是一致的。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的肉体，都是为自我而存在着。因此，“失去自我”、“寻找自我”、“发现自我”便成了存在主义文学百唱不厌的主题。这种文学作品强调，首先是个人存在，然后规定他自己。人在选择自己的本质时，不受社会关系和阶级条件的制约，而有绝对的自由。这种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中的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因此，小说中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主义、思想、群众运动，充分反映了椎名麟三创作的局限性。

椎名麟三（1911—1973），日本战后派存在主义作家。生于兵库县饰磨郡曾佐村。本名大坪升。

1926年在姬路中学读三年级时，因不服从父亲的管教而离家出走，年仅15岁，便断了生活费用的来源。后在大阪饮食店里做工，作过厨师的徒弟。少年时期这段生活对他的思想和文学有着重要影响。

1928年到字治川电车铁路工作，不久参加工人运动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后来成为电车铁路支部的负责人。

1931年被捕，1933年出狱后到了东京。

1941年开始专职从事文学创作。

1947年2月在《展望》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深夜的酒宴》是他的成名作，从此确立了他在文坛的地位。

这一时期是他的虚无主义思想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在浊流中》（1947）、《深屋正治的手记》（1948）、中篇小说《这一天前》（1949）。中篇小说《红色孤独者》是写作者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却未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长篇小说《永远的序章》是说死亡是绝对的，人在活着的时候，便是序章。

195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美女》，在倾向上充满着作者对工人的爱，在艺术上作者企图使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存在形象化。1955至1956年在《新潮》杂志连载发表了《自由的彼岸》三部曲，这是自传体小说。追求主体内心世界的自由是椎名麟三文学的一贯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