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是指对世界本质的研究，即研究一切存在者，一切现象（尤其指抽象概念）的原因及本源。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所构建，称其为“第一哲学”、“第一科学”。形而上学是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来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即使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事物外部。

形而上学，是原始哲学的一个门类，指对在无法用经验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世界本质的猜测。

它最初是研究“存在”的本体论体系，其理论原则是柏拉图的“世界二重化”。

13世纪起被作为哲学名词，用以指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灵魂、意志自由等）的学问。

在现代科学发轫之前，科学问题被当做哲学的一部分来研究，被称为自然哲学。术语“science”（科学，拉丁语为scientia）原本只有“knowledge”（知识）的意思。然而，随着科学方法的广泛运用，自然哲学逐渐转变为了一种源于实验和数学的可靠方法体系，与哲学的其他领域分道扬镳。

到了十八世纪末，它开始被称为“科学”以示其与哲学的区别。所以，基础数学常被认为是形而上学应用于数字存在情况下的特例。

从认识论基础上来看，形而上学类似于基础数学，也是非经验性的，对于不能直接透过感知所得到答案的问题，它在先验条件假设（类似于数学公理）下，通过理性的分析和缜密的逻辑思维来推演出答案，并且不能有矛盾。

形而上学历史上为神学服务的只是其中一个应用。

关于形而上学与神学的关系，哲学家萨特说：尽管莱布尼兹肯定上帝的存在，而我否定其存在，但他并不比我更能称得上是形而上学哲学家。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形而上学条目的第二章解释，古希腊时期的旧形而上学主要包含本体论。指对世界本质的研究，即研究一切存在者，一切现象（尤其指抽象概念）的原因及本源，其目的在于确定事物的真实本质，也就是确定存在物的意义、结构和原理。

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包括：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灵魂是否存在，自由意志，因果关系等。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形而上学条目一开始就提到，“很难定义清楚什么是形而上学”，并且进一步解释，由于两个原因，不再可能用古代和中世纪的方式定义形而上学。首先，一个哲学家否认那些曾经被视为构成形而上学主题的事物的存在（“首要原因”或“不变的事物”），被认为是由此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断言。其次，有许多哲学问题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或至少部分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与“首要原因”或“不变的事物”毫无关系，例如，自由意志问题，或道德问题。新的问题不断进入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将当代形而上学的问题统一起来的共同特征？

目前国际哲学界很知名的内容都经过同行审议过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都没有能列出形而上学的问题统一起来的共同特征来定义“形而上学”，只是列出当代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

“形而上学”一词翻译自英文metaphysics，古希腊文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拉丁文metaphysica。

该词原为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该著作是亚里士多德死后200多年由安德罗尼柯把他专讲事物本质、灵魂、意志自由等研究经验以外对象的著作编集成册，排在研究事物具体形态变化的《物理学》（physica）一书之后，并名之为《物理学之后诸卷》。古希腊文是去掉冠词就成了拉丁文，meta这个前缀有之后、超越、基础的意思。这个用语被拉丁语注解家理解为“超物理科学”，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讨论的问题成为了形而上学的很多基本问题。

“形而上学”一词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并未出现，它是在公元前60年安德罗尼柯编撰亚氏遗著时，把所谓《形而上学》的各篇章放在《物理学》之后，并集合在一部书内，取名为Meta physika，即《形而上学》。

“metaphysics”的中文译名“形而上学”是根据《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由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翻译的。

晚清学者严复则采用了玄学这一翻译，后经清末留日学生将大批日制汉语（日本称和制汉语）带回国后，玄学这一译法渐渐被形而上学取代。严复拒绝使用井上哲次郎的翻译，根据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把“metaphysical”一词译为玄学，但由于日本翻译的一些词汇更被当时的中国民众所接受，因此“形而上学”一词扎根在了汉语之中。

形而上学是古代的思辨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基础所在。在以黑格尔作为起点的现代哲学开始之后，西方开始普遍质疑形而上学，开始重新开辟道路，开展对传统的革命，加上科学哲学的大体完善，形而上学在19世纪的西方渐成衰落之势。

20世纪80年代，台湾出版的《现代形上学的祭酒：怀德海》一书对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台湾译为“怀德海”)其人及其哲学进行了导论性的介绍。该书指出，“形而上学”在20世纪的西方已渐成衰落之势。晚近英语世界中的许多相关研究也进一步表明，虽然不能说“metaphysics”已乏人问津，但总体来说，较之以往其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重要性，说它处在相对衰落的状况中，应该是不为过的。

据文献介绍，“对当代关于所有形而上学及其批判的辩论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存在着捍卫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总体趋势”，并进一步分析，在这些辩论中，绝大多数辩论参与者认为，对形而上学的任何反应，无论多么强大或激进，都必定会陷于形而上学的传统之中。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批评实际上仍然与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或者甚至最终会返回到形而上学的形式上。这种观点证实了一种典型模式的持久性，即形而上学与其批评之间的循环关系。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形而上学条目引言部分就提到，比如，现在有许多哲学问题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或至少部分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与“首要原因”或“不变的事物”毫无关系，例如，“自由意志问题”，或“道德问题”，新的问题不断进入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

从哲学刊物上出现的形而上学论文可看到，形而上学的研究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也可从哈佛大学哲学系23名教授（2020年7月。网上可查到）研究方向中看出，有5人的研究包括形而上学(metaphysics)，有8人的研究包括形而上学中认识论(Epistemology)，但只有5人的研究包含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批评形而上学的学派）。

形而上学探究宇宙万物根本原理的那一部分，它关注的问题有：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演化，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自然界的规律法则，灵魂是否存在，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自由意志等。总之，存在，虚无，宇宙，灵魂，自由意志，都属于古老的形而上学话题之一。

现代的形而上学包含下面话题：

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本体论（ontology）。后者所针对的是“being”（“是论”）的问题。“Ontology”在中国大陆被长期译为“本体论”，港台通常译为“存有论”。根据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尤其巴门尼德、柏拉图以来的理解，由于“being”超越于变动不居且虚幻不实的感官经验世界，不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因此也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不是“多”而是“一”。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being”是静止的。

当哲学在古希腊成为知识形式以后，由于所形成的对存在之为存在的形式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尽管柏拉图曾告诫应注意理念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还是主观地把存在归结于形式。

亚里士多德把物理学和哲学分开的方法，导致了形而上学与物理学脱离，也使形而上学不断接受来自于物理学的批判。

当文艺复兴产生了实证哲学以后，形而上学作为区别科学的哲学形式开始使用。从此，哲学从古希腊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为形而上学，物理学也从这一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为自然科学。

由于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当自然科学以牛顿物理学体系的成功并在之后把物理实验的技术手段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时，科学理性的思想被激发。

神学（英语：Theology）其研究对象包括上帝、神灵、道德标准和宗教经典等，见百度百科基督教神学和文献。神学往往不深入研究信仰的本身的合理性，神学的信仰假设常同科学实践相矛盾。

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广泛用于神学研究，但是神学对信仰假设和科学实践是否相矛盾不深究。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哲学框架中，其假设也是研究和辩论的对象。虽然其假设可能无法被科学实践证实，但一定不能同科学实践相矛盾，这点与宗教神学的哲学框架是不同的。

形而上学这种理性的分析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对神学产生了冲击，使得信仰世俗宗教神灵的人越来越少。

形而上学的命运主题与其内涵性主题一样古老。康德早就指出，“形而上学如何成为可能”一向是没有落实的问题，他希望借助“批判”为形而上学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形而上学的研究包含因果关系，针对休谟对因果关系提出的不可证明的问题，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论中的”四.论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中提出并分析解释数学也是先验的综合命题的结论，把形而上学扩展到包括认知论，认知论的研究和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

但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些观点认为，形而上学非但没找到自己的应许之地，反而更加命途多舛。一些开现代风气的思想家（如尼采或维也纳学派中人）从不同方向聚焦在一个与康德取向完全相反的问题，即“形而上学如何成为不可能”——反形而上学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起点，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的一种声音。

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或争议，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批评实际上仍然与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或者甚至最终会返回到形而上学的形式上，证实了一种典型模式的持久性，即形而上学与其批评之间的循环关系。

康德表示，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主观构想不自觉地当成绝对的客观原理来认识的自然倾向与禀赋。这是人所不可克服的自然冲动，它促使我们总是将我们自身受到局限的经验作为完善的东西、也就是物自身的表象来加以表述。所以，作为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就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思维中。

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前提就是对‘知识’的反思”，或者说对知识产生前提的批判。形而上学认为知识来源于先验而不是经验，完全是主观思维的产物。

他不只是上面谈到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他更是发展了形而上学，把其扩展到包括认识论。

在经过柏拉图到康德的漫长的哲学思考之后，黑格尔把形式的自在性和自为性用辩证法进行了统一，开展了对当时旧形而上学的批判。

黑格尔在康德对知性批判的基础上，认为知性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方法使之知性成为孤立的、静止的，因此这是有限的方法。常被引申为形而上学是“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这种说法。与康德把知性的有限性归结于主观思维之必然不同，黑格尔认为其有限性是知性本身的性质所具有的抽象的同一性所形成，黑格尔企图用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内化的具体同一性的辩证发展关系达到本体，在克服西方哲学的存在形式化上有所突破。

根据文献形而上学条目提到，黑格尔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黑格尔把形而上学看成一套体现实在的理性推演体系，是由正题、反题、合题反复组成的辩证系统，包含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大部分。其体系把形而上学看成对超经验对象的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是在批判旧形而上学基础上提出的，其本身也是无法用经验证据来验证的，也是属于形而上学的；比如，吉林大学哲学教授孙正聿在他的文章（“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中将辩证法称为“后形而上学“，并且解释为黑格尔以辩证法改造形而上学、实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以实践思维方式为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历史性、唯物性和辩证性的相互贯穿和内在统一，终结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开启了后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新视野。

在哲学通向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哲学，把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把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把人的解放、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追寻的价值目标。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就在于把动态的存在弄成了静态的存在者。为了寻找各种存在者的最终根据和原因，形而上学追溯到了存在，但没有把存在理解为动态的缘起发生过程，而是理解为永恒不变的现成本质。它因此就不但没有展示存在，反而遮蔽了存在。

海德格尔“清楚地知道，形而上学以及在其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近现代科学都是命运性的东西，都是人类所不能拒斥的。我们可以反思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弊端，但无法拒斥形而上学和科学”。

虽然海氏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不言而喻地把自己的东西看作“形而上学”，但这种“形而上学”与传统形而上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什么是形而上学》第二节）。在早期弗莱堡时期，海氏就已经通过“形式指引”方法而清楚地把自己与传统形而上学区别开来。海德格尔的新形而上学总结在其著作《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批判了传统的本体论为主的形而上学，并用其理论发展了形而上学。

二十世纪的逻辑实证论者们反对某些形而上学议题。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形而上学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见维特根斯坦前期在其《逻辑哲学论》的观点。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

学术界认为，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

以上对维特根斯坦批判的介绍，只是他前期在其《逻辑哲学论》的观点。但他后期的思维从其早期哲学的纯粹、朴素的逻辑中，回到了现实生活的模糊性，不再持有上述观点。维特根斯坦后期在其《哲学研究》序言中说明，在弗兰克·拉姆齐的帮助下，认识到自己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犯了严重的错误。然而，他也说过要把前后期著作对比，以前期著作作为背景来理解后期哲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它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很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主要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指的是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这个原则认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批判者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

上个世纪7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运动消亡了（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第五章开始，“Logical positivism,then,is dead,or as dead as a philosophical movement ever becomes.”）。奎因的论文被认为是逻辑实证主义失败的标识。可证实原则的本身既不是分析命题，又不能被经验证实；那根据可证实原则，它就是没有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原则是自我挫败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学”只在中国有，是中国思想和智慧领域的精华。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形而上学”这一翻译不够恰当，然而更有一部分人认为，作为哲学分支的“形而上学”，学科用“形而上”的名称可以算得上是语言翻译中信、达、雅的境界。讨论世界本源问题等本身就是不可分明的，就像中国道家所言的大道一样。但道家所言的道比形而上学这一学科的形而上之物要更加的宽泛一些。希望以后会有更好的定义来解释这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