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军寓居北平时所写的《白太太的哀史》，故事叙述原名水田花子的日本女子，十九岁时结识在日本留学的白先生，因受到他甜言蜜语，不顾旁人劝阻地与白先生结婚，成了白太太，白先生来到中国的北平，但是，婚后白先生回国受了官职，渐而染上中国官僚体系里不可避免的恶习：逛窑子、打牌、吃酒，原来还体贴恩爱的夫妻情谊就此磨耗尽了，其劣根性彻底暴露，吃喝嫖赌，花天酒地，他的老家还早有妻室儿女，在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沉重打击下，白太太悲愤地死去。

1927年3月至5月，张我军又发表了他的第二篇小说《白太太的哀史》。这是他根据在北京的见闻写成的。小说用倒叙的手法叙述了一位天真、幼稚、热烈、单纯的日本少女水田花子因受了一位大陆留学生的感情欺骗，最终被折磨至死的悲剧。

年仅十九岁的日本姑娘水田花子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渴望能够得到异性的关怀和疼爱。于是，好色、奸诈、不学无术且早已在故乡娶妻生子的大陆留学生白先生趁虚而入，用种种手段对她进行诱骗。水田花子被白先生的虚情假意所迷惑，不顾白先生同乡的善意提醒和劝阻，决意同白先生结婚，成为了白太太，并且随同白先生回到了大陆。回到大陆以后，白先生凭借自己曾经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北京找到一份收入还算丰足的职业。为了不让水田花子知道他在故乡已经有家室，就一直没带她回故乡，两个人在北京度过了三年的恩爱生活。然而好梦易醒，旧欢难续。三年后，随着白先生职位的提升、收入的增加，逛窑、打牌、吃酒这些中国官僚恶劣习性一一在白先生身上浮现了，并且逐渐明目张胆起来。甚至发展到对水田花子的劝阻拳脚相加，水田花子由此染病。正赶上1923年9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水田花子惦念家乡的亲朋故旧，决定回国一段时间，并借机养病，希望用暂时的离别来挽救已经失去的爱情。但是白先生却在水田花子回国期间因勾引上司姨太太的丑行东窗事发而去职丢官，收入窘迫，生活难熬，于是再行骗术，把水田花子骗回中国。水田花子知道真相后忧伤难过自不必说，勉强和白先生度日。不料，白先生的儿媳妇却又为升学找上门来，水田花子从此知道白先生在老家的情况，并得到了一个小老婆的身份，受到致命的打击，旧病复发，最后悲惨地死去。

张我军，（1902年10月7日－1955年11月3日），出生于台湾台北县板桥市，祖籍福建省南靖县。人原名张清荣，作家。笔名一郎、野马，M.S.、废兵、老童生、剑华、以斋、四光、大胜等。他是台湾日据时期新旧文学论战的导火线引燃者。张我军与当时旅居北平的台籍菁英连震东、洪炎秋、苏芗雨等并称“四剑客”，作家龙瑛宗赞誉张我军为“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始终反对运用方言于白话文写作，曾指出：“我们日常所用的话，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有相当的文字。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已是无可疑的了。”

这篇小说表面上叙述了一位不幸的日本女子的遭遇，对处于男权社会下的不幸女子的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男性的虚伪、背信弃义和始乱终弃进行批判，与中国新文学发展初期关心下层民众和受压迫女性的文学主题取同一步调；实际上更多的却是对以白先生为代表的旧官僚体制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体现了张我军一贯的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希望当时的中国社会能够尽快摆脱这种腐化堕落的恶习，在新思想新思潮的启蒙下能够有所进步，摆脱受人凌辱的落后面貌。

岂只白太太一位，放眼现这时代，不任官职的负心汉，比比皆是，拿着鼠般的嘴脸理所当然地对全天下的女人说：“我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男人哪个不逢场作戏”；任职官场对人性确实具有相当的考验，不是为权势财色堕落，就是同进了养老院般地“只顾饭碗”，但口出狂言的却不尽然皆戴乌纱帽，如同人性善恶，人皆有之，“白先生”不只有白先生，幸好，天下的乌鸦也不定就一般黑，只是难得见得白乌鸦罢了。

就白太太的10年经历来说，小说的情节既不奇特，也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但经作者处理后，表面上写的是白太太受骗的哀史，而暗里写的却是藏有卑污灵魂的军阀政府的官僚--白先生。在情节展开过程中，作者很少正面专写白先生，而是通过白太太的日记和白太太的心理刻画以及侧面描写，描绘出白太太的受骗，也凸显了白先生的卑劣、下作的丑陋形象。这一女一男、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一善一恶的鲜明对照，既丰富了形象，又加强了对当时中国官场丑恶现实的批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