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军（1902年10月7日-1955年11月3日），原名张清荣，笔名一郎、速生、野马、以斋等。台湾台北县人。中国台湾作家，文艺理论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奠基者。

1902年10月7日，张我军原名张清荣。出生于台湾台北板桥镇（现板桥巿）一个佃户家庭，祖籍福建漳州南靖，少时家贫。

1914年，板桥公学校毕业。1916年，学习制鞋；同年，经林木土介绍，入新高银行当工友。1918年，升任新高银行雇员。1920年，随前清秀才赵一山读书学汉诗。

1921年，由新高银行调往厦门鼓浪屿分行，因此接触中国白话文文学，他一方面赴厦门同文书院接受中国新式教育，接触中国白话文文学，同时也跟着一位当地的老秀才接续古典文学的学习；在泰贤次的考察中，张我军正是在此时将原名张清荣改为张我军，而“我军”正是这位老秀才的笔名，张我军经由老秀才的推荐，在文社当文书，专事记录文社同人吟唱的诗文、互相品评的文字，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精进更易，在1920年代发表的二首古典诗《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咏时事》（均刊在《台湾》杂志），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1922年，因父亲去世，回台奔丧。

1923年7月，新高应行结束营业，被遣散；同年初冬，由厦门搭船到上海寻找新的工作。

1924年，加入“上海台湾青年会”，一月十二日，出席该会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后由上海转赴北京。3月25日，在北京写下第一首新诗《沉寂》送给未来夫人罗心乡。4月21日，短评《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七号。5月11日，新诗《对月狂歌》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八号。7月11日，新诗《无情的雨》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十三号。8月16日，新诗《游中央公园杂志》（共六首）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10月14日，新诗《烦闷》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10月下旬，回到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编辑。11月21日，短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四号。12月1日，短评《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五号。12月11日，短评《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欢送韦博士》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六号。12月28日，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在台北出版印行。

1925年，加入蒋渭水、杨朝华、翁泽生、郑石蛋等人发起的“台北青年体育会”与“台北青年读书会”。1月1日，短评《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櫼中的破旧殿堂》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一号；1月11日，短论《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二号；1月21日，短评《揭破闷葫芦》、《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三号；2月1日，短论《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办法》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四号；2月21日，短评《复郑军我书》、短论《文学革命运动以来》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六号；3月1号，短论《诗体的解放》、杂感《研究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新诗《烦闷》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七号；4月1号，短论《生命在，什么事都做不成？》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十号；4月21日，杂感《随感录》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十二号；6月，后记《“亲爱的姊妹们押分歧努力”后记》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七号；7月19日，新诗《弱者的悲鸣》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一号；8月26日，短论《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一号；9月1日，与罗文淑（后改名心乡）在台北江山楼结婚，证婚人林献堂、介绍人王敏川；10月18日，短论《至上最高道德——恋爱》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五号；10月25日，短论《中国国语文做法导言》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六号；11月至1926年1月，论文《文艺上的诸主意》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七、七十八、八十一、八十三、八十七、八十九号。

1925年1月1日，担任《台湾民报》编辑，并加入蒋渭水、翁泽生成立的“台北青年体育会”与“台北青年读书会”。同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次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教师。台湾光复后返台湾，先后任茶叶公会秘书、金库研究室主任。同年，他的新诗集《乱都之恋》在台湾出版，是台湾第一部新诗集。

1926年1月，短论《危哉台湾的前途》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九十至九十六号；6月，张我军夫妇再度前往北京，准备求学深造；7月25日，杂感《“弱小民族的悲哀”的译者附记》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05—115号；8月11日，拜访鲁迅寓所，赠送四本刚出版的《台湾民报》（第113—116号）；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就读一年；9月19日，小说《买彩票》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23—125号；12月13日，杂感《看了警察展览会之后》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八十三号；12月27日，序文《“乱都之恋”的序文》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八十五号。

1927年3月，与苏维霖、洪炎秋、宋斐如、吴敦礼等人共同创办《少年台湾》；5月1日，小说《白太太的哀史》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50—55号；10月，以日该国学院大学高等师范科毕业之学历，插班转入北师大国文系三年级肄业。被推为“北京台湾青年会”主席。

1929年4月7日，小说《诱惑》发表于《台湾民报》第255—258号。

1930年，自北师大毕业，与何秉彝、叶凤梧、俞安斌等人筹组文学社团“星星社”，后易名“新野社”。9月15日，《新野月刊》创刊，仅一期。

1931年，被北师大延揽为日文讲师，后又在北平、中国两大学兼教日文。1932年，《日本语法十二讲》《日语基础汉本》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1934年，《高级日文进修丛书》《现代日本语法大全》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1935年，《日语基础读本自修教授参考书》、《高级日文星期讲座》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1936年11月上旬，担任北平社会局秘书。同年，《日文自修讲座》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1939年，《日语模范读本》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9月，散文《秋在古都》、杂文《关于“中国文艺”的出现及其它》《京剧偶谈》《代疱者语及编后记》《评菊池宽的“日本文学案内”》，发表于《中国文艺》创刊号至一卷三期。

1940年，短评《须多发表与民众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作品》发表于《中国文艺》一卷五期。同年，杂文《病房杂技》发表于《中国文艺》二卷一期至三期。

1942年，由北平前往东京参加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同年，短论《日本文学介绍与翻译》发表于《中国文学》创刊号。同年，《关于岛崎藤村》发表于《日本研究》一卷二期。

1943年8月25日，自北平参加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同年，短论《日本文化的再认识》发表于《日本研究》二卷二期。同年，《武者小路宝笃印象记》发表于《杂文》一卷二期。同年，《关于德田秋声》发表于《艺文》三卷一期。

1945年8月，旅平台湾同胞组织“北平台湾同乡会”，张我军担任一个服务队队长，协助台胞返乡。

1946年夏秋间，携眷返台。7月1日，担任“台湾省教育会”编纂组主任。

1948年春，回台北担任“台湾省茶业商业同业公会”秘书，主编《台湾茶业》季刊，杂感《采茶风景偶写》即发表于该刊第一期。

1949年8月，担任“台湾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专员。12月，调研究室专员，主编《合作界》季刊，杂感《山歌十首》、《在台岛西北角看采茶比赛后记》、《埔里之行》发表于该刊第二、三期。

1952年，杂感《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发表于《合作界》第三号。

1955年11月3日，因肝癌逝世于寓所，享年五十三岁。

1928年参加北师大国文系文学团体“新野社”，1929年留校任日文讲师，且于北京大学兼课。

1927年，张我军与北京大学台湾学生宋斐如（原名宋文瑞）创办《少年台湾》杂志，由宋文瑞主编，张我军执笔，共出刊819期，并于同年插班转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27年于北平察院胡同自宅开设日文补习班，并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北京大学法学院以及中国大学任教，任职日文讲师。1935年任北平市社会局秘书，为北平市长泰德纯办理对日交涉事宜。

张我军在北京时受到周作人许多指导和提携，周作人亲自给他的日本文学译作写序（序文收进周的文集）。1937年相继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傀儡政权统辖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日本文学系，北京大学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文学系担任教授，并于1942及1943年以中国华北作家代表身分往东京参加第一、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战后曾被质疑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该国民，这不能叫汉奸，最终被国民党政府免以追究问罪。1946年初应邀到北平与上海与人合作经商，6月返台并任职于台湾省教育编纂汇会教育组主任，1948年主编《台湾茶叶》季刊，1949年应谢东闵之邀任台湾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专员，后任合作金库研究室主任并编撰《日华字典》，1950年主编《合作界》季刊。但因赴台后怀才不遇，郁郁寡欢，整天以酒浇愁，加上烟瘾极大，结果患上肝癌，1955年因罹患肝癌退休，同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市。

1997年，台北县政府“为乡里人杰塑像”，在其母校板桥国小立张我军石像，表彰他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2006年5月4日，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举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活动”，在党部大厅展出“五四名人书札”，并在风水墙悬挂五四名人胡适、张我军的巨幅照片。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我军在厦门鼓浪屿高新银行工作，由于受到祖国新文学、新思潮影响，眼界顿时大开。1922年到北平求学，他认识了同班同学罗心乡，并与之相恋，但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挠。经过北平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的张我军，为此痛感摧毁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的必要。1924年10月，他回到台湾任《台湾民报》汉文编辑。他以笔为武器，开始了对旧文学、旧道德的讨伐。由此引发了一场新旧文学的论战，为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扫除了障碍，因而获得了文坛“清道夫”的美称。他陆续在《台湾民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当时依附于殖民当局，维护封建传统，专写古体汉诗，酬唱成风的旧文学界。他揭开旧文学的面罩，层层剥批旧诗界带来的种种危害和弊端，认为最严重的毒害是让青年养成了“偷懒好名的恶习”，因此他向青年发出警告：“诸君若长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显然，张我军对新文学的鼎力提倡，是基于对台湾社会命运的深刻关注。当然，这种对旧文学全盘否定的做法未免失之偏颇。但矫枉有时必须过正，张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了基本上沦为殖民者强权附庸的旧文学的灭亡，从而为新文学的登场铺平了道路。

在批判、摧毁旧文学的过程中，张我军也着手新的文学理论的建设。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诗体的解放》、《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艺上的诸主义》等文章中，他对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如：台湾新文学的属性，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语言建设，东西文化的关系等作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他的主张紧密地结合台湾文坛的实际，着力解决具体问题，从而使新文学理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发展。

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张我军1924年3月25日于第一首新诗《沉寂》 。

“五四”运动以后，台湾文艺界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面貌为之一新。20年代，以张我军、赖和为代表的一批知名作家，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他们结成团体，用白话文创作了许多新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新文学发难期的张我军，在北京求学，身受五四运动的洗礼，于1924年9月寄回《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台湾民报》2卷7期上。呼吁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改造台湾的旧文化。同年11月，张我军又在《台湾民报》2卷24期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介绍师姐文学的发展趋势，呼吁台湾把“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针对台湾文界的击钵吟，抨击旧诗人如守墓之犬，在那时守着几百年以前的古典主义之墓。张我军对旧文坛的尖锐抨击，击中了旧文学的要害，也打响了新旧文学论战的第一枪，一场新旧文学论战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张我军就学和教书的北京师范大学

面对旧诗人连雅堂对新文学的发难，张我军连发三篇文章：《为台湾文学界一哭》、《请合理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嬉笑怒骂，如匕首投枪，将台湾旧文学阵营搅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以决绝的姿态表示，为要“从根本上扫除清扫”“台湾的文学”，他愿“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

在新旧文学论战中，再次掀起了介绍中国新文学的热潮。张我军在《台湾民报》第3卷6期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介绍五四新文学革命，并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一节全文转载。张我军将内地的优秀作品、理论介绍到台湾。他对台湾的新文学作了定向和定位。他较为准确的阐释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内地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的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

龙瑛宗赞誉张我军为“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

1925年12月张我军自费在台北出版《恋都之恋》，1987年6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部重刊，是张我军的处女作，也是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部新诗集，作者标为“抒情诗集”。书宽9.5公分，长17公分，计56页（1987年重刊本增加3个附录，增为80页），除诗集序文1首外，收12篇55首新诗（《沉寂》1首、《对月狂歌》1首、《无情的雨》10首、《游中央公园杂诗》6首、《烦闷》4首、《秋风又起了》6首、《前途》1首、《我愿》3首、《危难的前途》1首、《乱都之恋》15首、《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6首、《春意》1首），其中33首写于北京，15首写于回台的海上途程中，7首写于台北，部份曾发表于北京的《晨报副刊》、台北的《人人》杂志、《台湾民报》上，定价金30钱。除诗序作于1925年12月，其他55篇的创作时间为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诗作记录张我军恋情的心路历程，以当时军阀混战、人心惶惶的北京“乱都”为背景，抒发热恋、相思、惜别、怀念和结合种种情思，表现对纯洁爱情的执著、对人生的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憎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步趋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自然风格，感情细腻真挚，语言鲜明活泼，格调清新流畅，白描多于隐喻与暗示，表现出新文学草创期的单纯、素朴风格，不过诗作多数是散文句子的分行，诗的想像较为贫弱，表达的直露也使诗作缺乏耐读性。

张我军于诗集《乱都之恋》中所行吟的故事，就是作者来到北平求学时发生的。刚到北平时，张我军寄居在后孙公园的泉郡会馆，上课就在厂甸的高等师范所办的升学补习班。当年补习班的夜班部是男女共学，班上有两朵班花，一位17岁的少女叫罗文淑，肄业于北京尚义女子师范学校，为提高学业才到这所补习班补习功课，结果被少年英俊的张我军一追就追上了。开头的那首诗，就是诗人偷偷写给心上人罗文淑的。不过，那时候虽说风气刚开，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保守封闭的社会，男女恋爱，不仅要避人耳目，更要向家长隐瞒，所以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私约，对罗家没透半点口风。后来张我军手边的钱花完了，在北平无法生存，就暂时回到台北，在日本统治下的独家汉文报纸《台湾民报》当编辑。张我军连着给罗文淑去了好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原来女方的家长察觉此事，将男方的情书悉数没收，女方也不知道张我军的联系地址，弄得只有男女双方关山阻隔，梦萦魂牵。此时，有一个高等师范四年级学生庄某，对罗文淑心仪已久，见张我军返台迟迟未归，就通过媒妁向罗家求婚，除去说了不少张我军的坏话外，还说自己是大富商的弟弟，可以养活罗文淑的寡母幼弟。罗母正愁“女大不中留”，看到庄某即将毕业，家境也不错，于是就应允了这桩婚事。罗文淑虽说心中早有他人，但拘于旧礼教约束，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只能暗暗着急。紧急关头，张我军的挚友洪炎秋得闻此事，立即给张我军发去一封急电。张我军接到电报后，当即赶来北平，托付另一个女友将罗文淑约出家门，俩人决定离家私奔，共奔台湾，来争取自己的幸福。自此，罗文淑为自己心爱的人改名为罗心香。

1986年，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罗心香在美国纽约寓所回忆这段恋情时，依旧是那样甜蜜缱绻，令人回味：“一天我开箱找衣服，突然从箱子上掉下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信上只是写了一首莫名其妙的白话诗。有—天，这个写诗的青年主动来找我攀谈，才知道他叫张我军。他说自己不是来这里补习功课，而是来学北京话的。就这样，我们彼此相识了。我在一个姊姊的陪同下，每星期到他住的泉郡会馆去一次，说些话，借几本杂志回来看。当时社会上青年男女还不能公开交往，我们只能保持这样的接触，他要求同我通信，我告诉他我家是封建旧家庭，不允许同男孩子来往。他说可以用女人的名字写信，于是就用‘娥君’的名字，每周给我来一两封信。还经常约我去公园，来去都各走各的路，躲躲藏藏地到没人的地方才说话。这样来往了大半年，他忽然不辞而别，接到信后才知道他回台湾了。就在这时家人要包办我的婚事。正当愁云密布之时，有人把这消息电告我军，他立即从台湾赶回北京，约我见面说，事至如此，只有一起去台湾避难，否则前途将遭厄运。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穿了一身学生服，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同我军一同坐火车到上海，再乘船到厦门鼓浪屿，然后写信给家人。他们接到信后，立即寄钱和衣物给我，并要我们尽快正式结婚。得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高兴，遂一同乘船去台湾，在台北江山楼摆了两桌酒席，举行了婚礼。”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把自己与妻子的这段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恋爱经历写成新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出版，成为台湾岛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这本诗集出版之际，正是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实行严厉的思想钳制、推行“皇民化”文化、禁止汉语传习的时期。《乱都之恋》出版后，台湾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张我军还甘冒大不韪，毅然宣称：“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张我军被人誉为是“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张我军育有4子：张光正、张光直、张光诚、张光朴。大儿张光正参加中国共产革命没有回台湾，其他3个儿子在台湾读完书都留学美国，次子张光直（1931-2001），考古学家，生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

张我军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评论战及新诗创作和小说创作。

他关于新文学理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对旧文学的批判。第二，关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第三，对待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新文学的关系上。第四，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第五，关于“国语”与“方言”的关系。

张我军的诗作曾结集出版，名为《乱都之恋》，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至于张我军的小说，虽是其文学创作的副产品，但在台湾新文学的草创期中，实具有不可忽视的代表意义。其小说语言，不用台湾语文，完全以中国白话文来创作，以后并影响了郑登山，廖汉臣及朱点人等人，与赖和、郭秋生的台湾语文流派不同，也与杨云萍诸人带有日本风味的白话文流派截然有别，是草创期中小说语言的“三大派别”之一。

日语教育

张我军主编的《日文与日语

台湾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首推张我军。（台湾小说家黄武忠评）

如提起本省的新文化运动，谁也不能忘记了张我军，曾向旧文学阵营横冲直撞，盘肠大战。（台湾诗人春晖评）

他虽然不能说是新文学的创始人，却可以说是最有力的开拓者之一。他虽然不能说是台湾白话文的发起人，却可以说是最有力的领导者之一。在台湾文学史上，他应该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台湾作家张深切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