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台湾作家张我军，于1943年，短论《日本文化的再认识》发表于《日本研究》二卷二期。

从理论上讲，张我军依然坚持了他在沦陷前的思想，认为了解一个国家必须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要对付日本必须对日本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因此，他的翻译、介绍活动是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环节。只不过，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的表达方式比较隐讳，他一再强调的是认识日本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以及一些关于翻译日文的技巧问题，并没有像沦陷以前那样公开指出了解日本文化对于抵抗日本的威胁、侵略的重要意义。他有意回避了政治性的问题。但有时在字里行间，也掩饰不住对日本侵略者的讥讽和愤怒之情。

如在《日本文化的再认识》一文中，他写道：“历来和中国的一般大众接触下来的日本文化，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商品尤其是工业生产品。……这工业生产品盛行运到中国和中国一般大众接触，记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的事。到了中国大众手上的日本的工业生产品，东西既美观价钱又低廉，一时不用说是大受欢迎的了。然而用起来一看，却是脆弱不堪，再加以政治上宣传的关系，‘劣货’终至于成了日本的工业生产品的代名词了。这时候，正是日本的商人乘着大战的景气，一阵儿把粗制滥造的商品送到中国把持了中国的市场，所以有这样不幸的结果。这种由于唯利是图的商人制造出来的粗制滥造的商品，被拿来做日本文化的标本，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文化诸君，也许要说岂有此理而恼怒吧。然而事实上，除了这工业生产品以外，中国一般大众并没有具体地和日本文化接触的机会。所以中国人轻视日本文化的倾向，日本的商人应该担负一部分助成的责任。”

这里不但揭出了中国人抵制日本文化的原因，而且，在日寇的严酷统治下，把日本的产品称为“劣货”，进而指出这种“劣货”就是日本文化的标本，这种讥讽和冷嘲在当时的情势下是需要相当的胆略的。接下来作者写道：“事实上我国一般大众，就是想要认识日本文化也无从认识。所接触的，除了商品以外就是飞机、大炮和军舰而已，难怪乎前面所说的皮毛的日本文化观会横行于中国一般大众之间也。”一句“除了商品以外就是飞机、大炮和军舰而已”，其对侵略者怒不可遏的义愤之情已经力透纸背。当然，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和在沦陷以前一样，他指出了人们轻视日本文化以及因为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仇视日本文化的错误倾向，再次强调了认识日本文化的重要性，认为：“须知研究人家的文化是我们所享的权利，并不是我们所负的义务；你不研究人家的文化，人家并不吃亏，吃亏的是你自己。局限自己的眼界，这亏吃得自然不小……如果自愿局缩本国文化的内容，自愿使本国文化孤立而至于落伍而至于受人征服，那就没有话说，否则便须与任何国的文化交流合作，何况是和我国最接近而关系最密切的日本的文化呢？”

张我军：《日本文化的再认识》，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15—220页。他同时也指出了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糟糕情况，一些根本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也在那里大谈文化交流，因此“希望大家发奋起来，就自己的专门或有兴趣的方面，加以研究而介绍于同胞，使国人从新认识日本的文化”。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张我军意味深长之处，他的目标所向还是要使中国“不吃亏”，可谓用心良苦。而且，他还就有关翻译日文的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当然都来自于他自己多年教学和翻译工作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笔名一郎、速生、野马、以斋等。台湾台北县人。中国台湾作家，文艺理论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奠基者。1926年始陆续发表小说《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 。作品有力地揭露与批判了黑暗时代，有“台湾文学清道夫”、“台湾的胡适”盛称。

众所周知，早在北平沦陷以前，张我军就已经是华北地区名重一时的日语教授和日文翻译家了。他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文译著，对于人们了解日本，学习新的知识有很大的帮助。在北平沦陷期间他也一直没有放弃译介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事日文翻译是他钟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