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曾易名为《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于1938年2月首次出版中文版。

《红星照耀中国》记述了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6月至1936年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通过采访、对话和实地考察后的所见、所闻、所感，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士兵、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战斗、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陕北，斯诺采访了众多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邓发、徐海东等。斯诺描述他们的言谈举止，追溯他们的家庭环境和青少年时代，试图从其出身和成长经历中，找寻他们成为共产党人的原因。此外，斯诺还深入红军战士和根据地老百姓之中，对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军事策略，红军战士的生活，以及陕北根据地的社会制度、货币政策、工业和教育等情况做了广泛的调查。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迫害屠杀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进行了战略大转移。

1936年，人们对中国红军、苏维埃等等提出过许多问题，由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红军有关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回答问题的人都没有亲身到苏维埃统治的区域去过，所以没有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形容的那样，“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苏区和红军的存在成了一个难解的谜。斯诺知道，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走一趟。他也知道，曾经有少数人尝试过这样做，但都失败了。因此，到红区去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即使能进入红区，也以为没有谁能活着回来。

1936年6月，斯诺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他一个消息：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对红军实际上已停止作战，并邀请周恩来在西安举行了会谈。那里的形势有了转机，这就使斯诺有可能进入红区。于是斯诺决定抓住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9年的新闻封锁。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位领导人通过斯诺的一位老朋友，给他送来了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给毛泽东的介绍信。

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重重封锁，深入保安，深入根据地，深入西方媒体眼中的“土匪聚集的地方”，切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经历和革命精神。

1936年7月初，斯诺在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为他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7月，斯诺到达延安，心怀众多尚未解答的疑惑，他以公正的态度，了解红军长征、党政机关，经济、文化、教育、宣传、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战术、妇女和少先队等各方面情况，同共产党领袖、红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谈话，还参观了红军大学，观看了根据地百姓排演的剧目。斯诺的写作态度一贯客观真实，如其所说：“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所以这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1936年10月初，斯诺回到保安，随后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10多天的谈话。10月中旬，南京的军队已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和红军对峙的地方，大都逐步换上了南京方面的军队，只有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还是由东北军驻防。斯诺知道如果再不离开苏区，可能就走不了，于是决定沿这条战线回西安去。

1936年10月20日，斯诺安全地通过了无人地带，到了东北军防线的后面，21日进了洛川，22日回到了西安。斯诺在城里鼓楼下车，却发现装着斯诺在苏区记下的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个胶卷以及许多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文件的行李已不知去向。这时战士才想起，为了怕受到搜查，临行前把行李夹在一个装着东北军要修理的枪械的麻袋里，而这个麻袋已卸在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卡车急速回驶，最后终取回了行李。23日一早，西安城里戒了严，蒋介石突然来到西安，幸运的是斯诺先前已将行李取走并离开。

斯诺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首先为英国和美国的报刊写了许多篇通讯报道，他的真实报道立即轰动一时。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全部报道汇集成册。他曾为该书拟了五六个书名，有《陕北的数月》《红区访问记》《红星在中国》等。为了选择适当的书名，斯诺请来几位朋友，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星在中国》这个书名最好，于是斯诺写上书名Red Star in China，把书稿寄了出去。斯诺的代理人在把书稿转交给英国伦敦维多克·戈兰茨出版公司时，由于一时疏忽，书名抄错了一个词，把Red Star in China写成了Red Star over China。因此，该书在中文里只能译为《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由于斯诺无法百分之百地掌握有关材料，况且他还没有采访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他认识到“书中有事实上的出入，有判断分析上的不足，甚至错误。”在后来的再版中，斯诺订正了一些史料。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斯诺随即在1938年秋兰登书屋再版《红星照耀中国》时，增写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斯诺认为，日本这轮“旭日”不但不会升起，反而将在中国战场陨落。在新增写的一章中，斯诺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持久战和游击战，向外界传递了中国抗日必胜的前景和信心。

1944年，斯诺再次对《红星照耀中国》作出修订。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以及1937年以来苏美各方对《红星照耀中国》的反映，斯诺在该版长篇后记中，对中国局势作出了富有预见性的展望。他指出，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在长期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巨大的威望”，“时间已经证实了这些革命者为之奋斗和牺牲的理想的正当性”，他看到，中国人对共产党的信赖要比对国民党高得多。

二战结束后，斯诺曾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到访中国，并于1968年和1971年对《红星照耀中国》进行了两次修订。斯诺将原书的时态改成了过去式，根据三次访华所收集的新材料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增删和改写，同时增补了万余字的注释，并在附录中增添了大量新的内容，包括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未公开的部分以及一百余条人物小传等。

《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将中国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准确情况和红军将士的英勇形象公之于众，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特别是《长征》一篇，描述了红军强渡大渡河，过草地、胜利会师西北的壮举。而完成如此壮举的法宝——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具备的廉洁奉公的高贵品格，书中多有展现。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记录了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深入分析和探究了“红色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了客观的评价。作者从多个方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

文风特色

斯诺是记者，又是有天赋的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斯诺通过对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细微观察和细致描述，把原来可能写的枯燥乏味的红区党组织、各种文件、会议等内容转变为让读者读起来感到亲切生动的文字。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等许多革命将领的采访，总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有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情怀，是非凡的，但又是有人间味、有人格魅力的。在诸如饮食、住宿、开会、舞会、恋爱，甚至房屋摆设、身体语言等有趣的细节中，人们能感受到“红区”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

斯诺写红军，写共产党的领袖，写延安红色政权，他的观察点、态度和语言，跟人们所习惯的有些不一样。他的纪实毫不做作，是质朴而真诚的。斯诺以“他者”的目光来观察“红区”，他对共产党抗日政策的转述，对“红区”生活的描写，自然也有西方记者的立场，但力图还原真相，避讳“宣传”，没有刻意的“过滤”，从而保存了历史的真实。

修辞方法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修辞方式颇为灵活多样，如映衬、易色、夸张、排比、引用、悬念、宛曲、双关、借代、摹拟等等，但用得最多的还是比喻。作为一个力求客观报道事实的记者，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不仅未影响其文字的客观性，反使读者对这事实有更真实的了解与把握。修辞手段的运用，成为传达作者所见所闻所感的有效方式。该书中出现的比喻按有无喻词及本体是否出现的标准，有明喻、暗喻、借喻几种。喻体的作用，不仅仅是用自己的某一显明特征去比照本体，使本体的某一相似特征也显豁起来，而且喻体本身也往往带有鲜明的情感倾向。讲求形象性是设喻的目的，用鲜明的形象表达情感也是设喻的重要动力。埃德加·斯诺似乎在有意减弱自己情感的流露，力图以公正客观冷静的叙述来传达事实。但事实与良知却使作者自觉地选择各种带有情感色彩的喻体来陈述事实，这种陈述自然就显示着作者的倾向与价值判断。

斯诺打破了新闻封锁，让西方人看到在贫瘠的中国西北土地上，那些共产党人正在为争取民主独立而进行极其艰苦的斗争，这些人的使命感、远见卓识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斯诺的报道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国际上对“红区”的偏见，这是了不起的新闻之伟力。

《红星照耀中国》为国外记者开辟了采访苏区、报道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途径。在斯诺的影响和介绍下，外国记者纷纷前往中国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许多人从《红星照耀中国》中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同时随着《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的畅销，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世界上的许多爱好和平、支援和同情中国人民的人，从《红星照耀中国》中得到鼓励，走进反法西斯斗争的行列。众多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也在它的召唤下纷纷效仿斯诺来到中国，他们当中既有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还有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如海伦·福斯特·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爱泼斯坦和索尔兹伯里等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辈子留在了中国。

2018年，初中语文部编版教材八年级上册启用，《红星照耀中国》作为纪实作品入选名著阅读栏目。

2020年4月，《红星照耀中国》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的案头研究资料，而且是新闻史、新闻学的一个里程碑，并被公认为新闻方面的经典之作，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费正清：《红星照耀中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不仅是一份历史记录，而且阐明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它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第一次报告了毛泽东及其同事们的连贯生平，而且为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前途未卜、凶多吉少、不为人知的运动，预见了光明的前景。

美国作家迈克尔·沙勒：第一个公布长征真相的西方人是与毛泽东谈过话的年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里的经典性叙述，至今仍是有关长征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红星照耀中国》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报告文学的写作标准，树立了非虚构写作的光辉典范。

汉学家拉铁·摩尔：书中介绍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首次出版。首版《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的戈兰茨公司面向左翼读书俱乐部会员发售，该版本的印刷数量比向社会公开销售的印刷数量少。首版图书纵21.5厘米，横14厘米，共464页，其中8页为插图，附照片16张，采用柔软的橘红色封皮。封面上方印有“Red Star Over China by Edgar Snow”（《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著），下方是“Left Book Club Edition”（左翼读书俱乐部版）和“Not For Sale To The Public”（不对公众销售）。

该书出版一星期后，即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即使一个月内连续再版三次，仍然满足不了需求，仅在英国就销售了十多万册；到12月份，《红星照耀中国》已被连续再版五次。

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首印15000本，三周即告售罄；2月，《红星照耀中国》最早的中译本由上海复社出版。该译本是在胡愈之主持下，仅花费两个月时间，由12位译者集体翻译的成果，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方便，易名为《西行漫记》。斯诺为中译本撰写了序言，同时发表了一些英文版中未收入的照片。《西行漫记》初版一销而空，接着再版了四次，受到很大的欢迎。

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董乐山译本沿用了《西行漫记》的书名。这一译本以1937年戈兰茨版为底本，恢复了《西行漫记》12章57小节的原貌，同时收入斯诺1938年为复社版所作的序，以及胡愈之1979年为该译本所作的序，但出版时有所删节。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两年内便发行了165万册。

1992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方准、梁民译本是《红星照耀中国》迄今内容最全的一个译本。该译本以1972年鹈鹕版（1977年增印本）为底本，将斯诺增补的与毛泽东谈话未公开的部分、中国革命年表、书目提要等内容全部译出，并收入费正清为《红星照耀中国》所作的引言，以及斯诺1944年、1968年和1971年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和后记。上述内容共计10余万字，是之前中译本中不曾收入的。

《红星照耀中国》被译成中、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哈萨克、希伯来等语言出版。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美国记者，于1928年到中国，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