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周恩来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

1910年春，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入银岗书院读书。秋，到奉天府（今沈阳市）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学习。

1913年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917年6月，南开学校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离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9月，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学习。

1920年1月，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在狱中宣讲马克思主义。7月出狱。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2年6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宣传工作。

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1924年7月，奉调回国，9月抵广州。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1925年1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在中共广东区委内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长，参与领导黄埔军校校军进行第一次东征。8月8日，和邓颖超结婚。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少将军衔。10月，参与领导第二次东征。11月，被任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1926年2月，任第一军副党代表。3月，“中山舰事件”后，和毛泽东等主张反击蒋介石，未被采纳。12月，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总指挥，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四一二”事变后，主张“迅速出师，直指南京”，“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8年夏，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11月回到上海。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8月，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起草中央8月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口授并审定中央9月给红四军的指示信，阐明红军的任务、前途、战略、发展方向等，指出毛泽东仍应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1930年3月，离上海去莫斯科。7月，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2月，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3年春，和朱德领导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4年2月，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加长征。12月，在贵州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西渡乌江北上。

1935年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会议委托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四川省懋功以北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红军应北上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得到会议一致通过。8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总部重新组成，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过与张国焘的斗争，和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0月到达陕北苏区。

1936年4月9日夜，和张学良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1937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杭州、庐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7月，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到山西开展华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日作战工作。12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

1938年，参与领导长江局所属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建和发展。3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9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2月，到重庆。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任书记，领导南方各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2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任务等。3月，回祖籍绍兴，并指导浙江等省中共地下党工作。6月返延安。7月，因坠马右臂骨折。8月，赴苏联就医。1940年3月，回到延安。5月，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封锁消息，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书写题词和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中共南方局内部署应变措施。

1942年，组织中共南方局干部参加整风学习。1943年，为配合整风教育，多次召开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党员干部会议，讲述中共党史。7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七大筹备工作。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主席团成员。10月，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会上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说，指出挽救当前国内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1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2月，回延安。

1945年1月，再到重庆谈判。2月，回延安。4至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和毛泽东、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和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谈纪要》上签字。

1946年1月上旬，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同马歇尔、张群组成的三人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至31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3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随后与军事三人小组其他两方人员赴湖北宣化店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并同中原部队领导人研究、部署了突围方案。这期间，周恩来极力防止内战，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但国民党军队终于在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延安。12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长。

1947年3月18日，和毛泽东等撤离延安，之后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二条战线斗争。8月，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1948年4月下旬，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今属平山县），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3月25日，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49年12月，周恩来指出中国经济建设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领导。1950年1至2月，和毛泽东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准备越过“三八线”。30日，周恩来指出“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向朝中边境进犯。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和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2月，周恩来、陈云等六人领导小组成立，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编制工作。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直接领导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12月，兼任中央转业委员会主任。

1952年4月，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8月，主持拟出《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提出“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195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2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2月，主持研究国家体委工作，提出要为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锻炼身体。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6月下旬，访问印度、缅甸，与两国总理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7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回国途中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中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仍兼外交部部长。12月，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5年3月，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西藏工作，指出要想方设法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由国家给以财政补助。4月，率中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主持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5月，谈文艺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1至12月，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1957年1至2月，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印度、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8月，在青岛出席民族工作座谈会，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作《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报告。1958年2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6月，批准创办中国科技大学。

1959年1至2月间，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60年4月，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5月，访问柬埔寨、越南、蒙古。8月，接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8至9月间，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翌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10月1日，和缅甸总理吴努签订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1月，率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4至5月，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研究。10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962年1至2月，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指出：“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3月，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戏剧创作会议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4月，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闭幕词，着重讲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11月起，主持领导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2月，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阐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点立场，随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

1964年1至2月，访问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10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走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3至4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6月，访问巴基斯坦、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7月，到新疆视察。

1966年3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6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5月后，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继续进行，为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1967年1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2月，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7月，在江青、康生等煽动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揪刘”活动持续近一个月，周恩来多次批评“造反派”，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他们的罪恶企图未能得逞。

1968年，极力维护工农业生产，制止武斗，解放干部，促进联合。12月4日，向新华社指示：对外宣传中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举行中苏边界谈判、防止武装冲突等达成谅解。

1970年4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批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1971年3月，访问越南。4月，指出：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7月，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秘密会谈。9月13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处理林彪叛国事件，使国家转危为安。之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1972年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5月，发现癌症。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7月，提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8月，再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10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敦促加速解放干部工作。本年国民经济逐步回升，是“一五”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1974年6月1日，病重住院，此后，在医院中仍工作不止。9月30日，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招待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国庆招待会。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前进。在会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9月7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12月20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周恩来50多年革命生涯，26年总理任期，他日理万机，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政治楷模。

一、参与创建和领导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在欧洲的核心人物。1920年，他团结和领导了一大批美欧的先进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以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从1927年开始他在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岗位上，工作了半个世纪。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做出的重大决策和经历的重大事件和他的关系密不可分。

二、参与创建和领导新型的人民军队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内，是认识军事工作重要性、从事军事工作较早的人。早在1922年，他就意识到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他敏锐地提出军队是实现理论的先锋。1924年回国以后，他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从事中国新型军队建设实践的人。1927年，他作为前委书记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南昌起义以后，他在党内长期担任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包括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拥有大量的军事指挥实践经验。

三、参与创建和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寻找和确定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是党内领导层当中为数不多的最早的几位自觉者之一，是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帮助者之一。正因为他在寻找革命道路的过程当中建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所以毛泽东在构想新国家机构、考虑未来政府人选、考虑未来新中国的机构或人员设置时，周恩来就是当仁不让的总理角色。在具体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从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起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组建，都是在周恩来的组织下进行的。

四、参与领导新中国的全面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废墟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格局。在艰辛探索的过程当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治党、治国、治军，在内政、国防和外交各个领域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周恩来参与的领域之丰富，在党内领导人中是比较少见的，而且他参与领导的工作大都很具体。

五、参与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主要创立者，周恩来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当中，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和与时俱进的长久坚持。他在军事领域、统战领域、外交领域、经济建设领域、文化建设领域、促进祖国统一战线等领域都有很大的理论建树。

六、树立和实践周恩来精神

周恩来精神是指周恩来在实践当中体现出来的做人做事的立场、情怀和品格。这种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热爱人民、勤政为民，自我革命、永远奋斗，勇于担当、鞠躬尽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牢记为民宗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境界，他奋斗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缩影。在这方面周恩来确实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主席胡锦涛：

周恩来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是关心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1973年，他重返延安时，目睹群众生活仍然贫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心地自责对不起老区人民。1975年，大手术之后，他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深知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把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提到“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特别告诫：因为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尤其要警惕种种破坏和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他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方面堪称楷模。

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他一贯倡导实际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他善于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善于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善于应对险象环生的局面，又能够极为周密和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复倡导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先进水平，又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实践经验，考虑问题时总是力求在分析、综合、比较上多下功夫，主张“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正因为如此，在组织领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创造性地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深得毛泽东同志的倚重。

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认为做工作“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他认为“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他善于启发和倾听不同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意见都认真考虑。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充分发挥每个同志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诚同各界人士广泛交往，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经常说：“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周恩来同志以其谦虚谨慎、广纳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风范，赢得了党内外由衷的信赖和爱戴，是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的最好榜样。

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毕生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觉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总结、自我考察、自我完善，从不文过饰非。他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说：“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补了又补。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还说过：“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周恩来同志一生都遵奉自己的誓言。不论革命力量多么弱小，白色恐怖多么残酷，对敌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局势多么复杂，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担负的责任多么艰巨，个人的处境多么困难，他都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正如他在自我解剖时说的那样：“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复兴中华民族的伟业始终充满必胜信心。在他心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周恩来同志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把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维护和巩固党的政治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为警惕和“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周恩来同志在战争年代担任红军主要领导时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提高。红军中只能有党的领导，党要运用集中指导的原则来建立权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负责政府工作时，周恩来同志提出必须加强“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周恩来同志总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同志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首先要过好政治关。

周恩来同志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来同志说的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他说：“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周恩来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做到了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共忧乐、共奋进。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他说：“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周恩来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始终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同志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常说：“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时代要求，周恩来同志总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战，参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使自己始终同党和人民事业一道前进。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些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说：“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辛苦，夜以继日，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即便是得了重病之后也是如此。周恩来同志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抱病操劳国事，心忧百姓。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周恩来同志毕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周恩来同志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党组织进行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周恩来同志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有一次，周恩来同志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党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周恩来同志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说，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1958年1月，周恩来同志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枕巾、棉褥子、床单、被子。被子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周恩来同志就把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从后勤部门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周恩来同志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对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周恩来同志坦率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上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周恩来同志带头把在淮安老家几代亲人的坟墓托人平掉，把整理出来的土地交公使用。周恩来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周恩来同志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同他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周恩来同志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连自己的骨灰也不让保留，撒进祖国的江海大地。“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

周恩来纪念馆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桃花垠，1986年3月由中宣部批准兴建，1992年1月6日对外开放，邓小平题写馆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又增建了仿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和周恩来铜像广场。

周恩来铜像连基座高7.6米。由著名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守仁创作，取材于周恩来总理五、六十年代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交谈时习惯性站姿。

周恩来纪念馆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区劳动路，馆区由周恩来祖居、纪念广场、风范园等组成。周恩来祖居为明清风格建筑，1984年对外开放，陈云题写匾额，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周恩来祖居“百岁堂”是周恩来先辈们世居之地，坐北朝南，平面呈三条轴线布局，据地方志及《周恩来家世》等资料记载，周恩来系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周氏先辈们随宋室南迁，周恩来祖上第四世周庆开始定居于此。

1998年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之际，纪念馆扩建了纪念广场，正面是周恩来铜像，身后是巨型汉白玉照壁，镌刻着周恩来手书“努力学习，精益求精”八个鎏金大字。广场东西侧回廊陈列着周恩来1939年给亲友题词而镌刻的石碑。2001年6月在周恩来祖居的东侧又建成风范园，由展览厅、缅怀厅、党课室、留言壁四部分组成。展厅陈列以“风范垂青史”为主题，生动详细地介绍了周恩来一生爱国、爱民、勤政、廉政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