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6期。

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文革”中被抄家、关押，惊恐致疯，失踪十多年后又回到小镇。此时，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已烟消云散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是来去匆匆的现代化景观。当疯子一瘸一拐地走进小镇时，实际上走来的是一段历史，甚至是历史遗存的一个意象。没有人感觉到来自他的压抑，只有他已经改嫁多年的妻子常常在幻觉中感觉到他嚓嚓的脚步声由远而来，使她心惊肉眺，恐惧至极，整天不敢出门。而这个曾经对中国古代刑罚特别热衷的教师现在被历史所控制，在幻觉中对周围的众人实施酷刑。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在他身上被打通，他所研究的古代酷刑变成现实，在现实里，他用砍刀、烧红的铁块、钢锯对自己施行劓、宫、凌迟等酷刑。在令人恐怖的血腥中，疯子完成了历史向现实的延续。

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创作中，余华以暴力、冷酷的风格独树一帜。《一九八六年》就是余华暴力化叙述的极致表达之一。20世纪80年代的余华迷恋于“暴力”和“死亡”的精确叙述。这种独特的叙述对象以及近乎冷漠的叙事姿态都与余华对现实的态度有关。他认为，现实本身就是真假参半的，所以一般的写作只能是对现实的亦步亦趋，而人的精神这一真实的世界，必须在作家的写作中被表现出来。因此背离现实世界提供给作家的秩序和形式，用想象力挣脱现实的，也就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便成为余华小说主要采用的叙事策略。在这种小说观念的影响下，余华在其早期的小说创作中，热衷于对现实的颠覆，并在这种颠覆中表达了一种近似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而《一九八六年》正是这样一部对历史的现实性存在进行颠覆和批判的中篇小说。

疯子（历史教师）

小说中的疯子本来并不疯，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甚至说是一个很好的人。在事业上，他安分守己，踏实认真地教书，而且从故事一开头，学生对他妻子说：“我们没有打他，只是把他带到学校办公室，让他写交代材料，也没有派人看守他”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待学生也是关心而且负责的，才让学生们格外手下留情。在家庭中，他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对妻子有着格外的柔情，深深的迷恋着妻子和她美丽的“红蝴蝶”，为了保护妻子，早在灾难还在酝酿之际就已不让她外出，说明了他对妻子的爱与疼惜，不幸还是发生了，他的墨守成规和小心翼翼并没有给他换来一个美好的结局，他还是被抓了，被赤着脚提到了大街上……等到他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疯子。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确实是时代酿成的苦果，和众多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人一样，是文革的受害者。

然而，他受到的伤害也并非只单单来自于文革，来自于那个混乱的时代，在受到文革带给他的重创之后，他继而又被更残缺的人性和冰冷的社会所抛弃。在他变成疯子再次出现以后，他的妻女认出了他，可是并没有给予他帮助与爱，而是厌恶他、惧怕他、装作陌生人。

终于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命运之后，曾经循规蹈矩的历史老师疯了，从一个过于正常的人变成了彻底的疯癫。主人公的发疯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把自己藏在阴影里，自觉的把自己精神分裂开来，从而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精神压迫。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有时候灵魂的压迫要比身体的伤害更为残酷和难以接受，所以他选择了逃避，逃离这个异常的世界，在这里，灵魂和身体的分裂完成了人的异化，一个人的生物自然需求，社会存在和精神需求产生了分离。在他的视野里“一座巨大的楼房正在熊熊燃烧。他看到燃烧的火中有无数的人扭在一起，同时无数的人正在以各种姿势掉落下来。”

这种压抑恐怖的场景像极了文革动乱的时代，他随着大火兴奋起来，又随着大楼的倒塌，火势的熄灭消沉，最后又去追逐黎明太阳的红光，虽然这种亢奋是混乱的，可是那种时代激荡下对人的影响也是震撼人心的，光明也是可怖的，已经走入黑暗的他还是充满了对光明的向往。“在文革中，一切人事都趋向变态化的统一，人的个性被压制，思维开始变得空洞，这使得历史老师患上了一种‘失语症’，他只能把他内心丰富的空白和恐惧简化为最原始、最野蛮的刑罚，用身体语言来表达出来。”

历史老师的悲剧不在于像文革中许多为了“革命”牺牲他人的人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而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勇者，他把苦楚的刀戟狠狠地对准了自己。在非人的世界里，他用不完整的身体保住了完整的灵魂，用最残忍、最野蛮、最原始的方法捍卫着人道，并最终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一次灵肉合一的回归。

《一九八六年》的疯子这一历史角色，是非常年代的遗存。人类历史是正常与非常两种年代的交替。对于正常年代来说，非常年代遗留下来的历史生活经验十分宝贵，如能加以汲取，可以推迟非常年代的到来。然而，人类总是好了疮疤忘了痛，不见棺材不落泪。疯子的遭遇注定是悲剧性的，他用自残身体来演示历史暴力的可怖，但是镇上的人们听不懂历史语言，反而把他当作少有的奇观争相观赏。余华从又一个方面呼应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刻画了“看客”的蒙昧。更有悲剧性的是，在这些看客里，竟然还包括历史老师的不知道有他这个父亲的女儿，尽管女儿学妈妈年轻时的样子在两根乌黑的辫子上扎上两只红蝴蝶，在经过疯子父亲身边时几乎唤起了他对往昔生活的记忆。小说是借女儿的眼睛来看围观父亲的看客的。在父亲要给自己做“劓”（割鼻子）时，“她看到一些孩子在往树上爬，而另一些则站到自行车上去了。她想也许是一个人在打拳卖药吧，可竟会站到街道上去，为何不站到人行道上去。她看到圈子正在扩张，一会儿工夫大半条街道被阻塞了。然后有一个交通警走了过去，交通警开始驱赶人群了。在一处赶开了几个再去另一处时，被赶开的那些人又回到了原处。她看着交通警不断重复又徒然地驱赶着。后来那交通警就不再走动了，而是站在尚未被阻塞的小半条街上，于是新围上去的人都被他赶到两旁去了。她发现那黑黑的圈子已经成了椭圆。”

在父亲做完令人惨不忍睹的“劓”刑后，“她看到那个椭圆形状正一点一点地散失开去，那些走开的人影和没走开的人影使她想起了什么，她想到那很像是一小摊不慎失落的墨汁，中间黑黑一团，四周溅出去了点点滴滴的墨汁。那些在树上的孩子此刻像猫一样迅速地滑了下去，自行车正在减少。显然街道正在被腾出来，因为那交通警不像刚才那么紧张地站在那里，他开始走动起来。”在父亲做完“剕”刑（砍脚）后，“这时候她看到那薄薄的一圈顷刻散失了，那些人四下走了开去，像是一群聚集的麻雀惊慌失措地飞散。然后她远远地看到了一团坐着的鲜血。”及至父亲做完“宫”刑（去势），“这时候她看到那薄薄的一圈顷刻散失了，那些人四下走了开去，像是一群聚集的麻雀惊慌失措地飞散。然后她远远地看到了一团坐着的鲜血。”女儿的身体来自父亲。可是当父亲当众给自己施刑，越来越严重地损毁自己身体时，女儿却无法察知，也做了一名可悲的看客。只有历史老师的妻子，对丈夫的归来似有心灵感应，好像听到脚步声，以致万分痛苦，焦虑不安，差点毁了新的生活。但在她的丈夫彻底毁掉生命后，历史暴力的替身退场，一家人很快又恢复了往日平静而甜蜜的生活。真正的父亲和丈夫死得那么惨烈，而又那么寂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理解和痛惜。这样的叙事设计所造成的悲剧性叫人无比沉痛，这样的启蒙叙事使人对经历过大灾难而不肯反思的国人的精神现实感到悲观。

历史解构

《一九八六年》的主人公是一个热衷于研究刑罚的中学历史教师，他在“文革”之中深受红卫兵的迫害，尝尽了刑罚之苦。这种“文革”记忆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以致多年以后，当他以疯子的形象重返故乡时，自残便成为他重演自己“文革”记忆的方式。疯子悠然自得、慢条斯理的自残行为，将已然逝去的历史场景骤然之间拉回到“现在”。疯子仍然活在过去，他的自残行为表面上是疯癫的症侯，但其实是他“文革”记忆的现实回放。“疯癫”可以在这一层面中被简单地理解为余华对“文革”历史的批判。但与此同时，疯癫还具有另外的含义。在《一九八六年》中，疯癫具有沟通历史与现实的话语功能。对于疯子来说，线性时间已烟消云散，他自残的快感与他过去的历史紧密相联，疯子将历史和现实的差异在时间维度内抹去后，“历史”便以人格的肉身形式出场：疯子就是历史的化身，他对自己施加刑罚的同时，也是以具体的暴力手段对“文革”历史进行了摧毁。在这里，余华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将“文革”历史拟人化，从而借助暴力形象地解构了历史的现实性存在。

《一九八六年》几乎可看作是个“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祭礼。“十年浩劫”后的十年，一切平静如恒了，只有一个疯子的出现，带来些许刺激。那疯子以自己的身躯为舞台，凌迟切割，演出一场场血腥好戏。（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

余华，中国当代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其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2014年）、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2018年）、意大利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文学奖（201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