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唱三叹》是中国当代作家方方创作的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广州文艺》1992年第1期。

主人公琀妈是一个在理想、荣誉等信念的支撑下孤独一生的老人。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琀妈那拥有过人的数学天赋的大儿子昆生被她以“可以干更大的事业”为由，送到了乡下农场，成为一个平庸的农场小学老师；大女儿南生在琀妈的劝阻下，与放弃支边的男友断绝关系，踏上了奔赴新疆支边的列车，并在几年后的一天突然失踪，从此杳无音信；在琀妈的教育下，二儿子蜀生大学毕业去了青海什多龙高原，三儿子宁生研究生毕业去了偏远的大西南一隅；小女儿宜生是唯一没有下乡的子女，在偏远的郊区工厂工作并嫁给了自己的工人师傅。作为母亲的琀妈，作为有着高尚觉悟的国家公民，在她平静地送走孩子、甚至面对孩子失踪消息的时候，在她兴奋地坐在主席台上接受英雄母亲的荣誉。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除了墙上破旧的奖状，琀妈贫病交加，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懊悔与绝望，同时还要因经济拮据而忍受病痛折磨，孤独和凄凉将永远伴随她走向生命的终点。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写实小说在文坛风行一时，围绕这种创作也展开了很多讨论，其中不乏否定之词。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新写实小说对社会庸常的过度认同尤其为人诟病。但细究起来，这样的批评其实对被视为新写实领军人物的方方、刘震云等作家来说是不公正的。在他们的笔下，虽然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颇富于同情心的描述，但并不能称得上是完全认同作品中的小市民生活的价值观的。对待生活的艰难，市民阶层有自己的智慧与道德判断，作家在展示这种生活状态的同时并非是简单地认同或欣赏，甚至可能完全不是认同或欣赏，而是带有审视和批评的。

但是随着“新写实”这种潮流的兴起，方方等人作为“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的名号不断地被强化，“新写实小说”在表现普通市民生活时所流露出的同情也被悄悄地置换为认同和推崇，继而推及对这些“代表作家”的作品简单地一概而论。对此，方方表示了不以为然。她曾在一次访谈中对此有过一个戏谑的比喻：“对于我来说，这是件无所谓的事，评论家总要把写作相近一点的作家归堆，写文章时方便提及，道理就跟菜场里要把萝卜白菜分别归堆一样。”显然，方方不认为所谓的“新写实”能够概括自己当时的写作。一方面，市民题材确实只是方方创作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方方在对市民生活进行真实反映的同时，确实保持着非常鲜明的审视、批评的态度。她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是对世俗的蔑视与反对，但坚守理想的沉重人生又往往让人绝望，《一唱三叹》就是这样一部寄托了痛苦与忧虑的作品。

琀妈

琀妈是一个在理想、荣誉等信念的支撑下孤独一生的老人，她把她的四个儿女连同她的丈夫都奉献给社会，但是除了满墙的奖状，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晚年，只有一个十七岁的小保姆伴随她生活在一个十二平米的狭窄空间里，守着满墙奖状一盏孤灯做伴，住着狭仄的十二平米小屋，连买煤买米都要自己动手，同时还要因经济拮据而忍受病痛折磨，孤独和凄凉将永远伴随她走向生命的终点。琀妈曾经荣光过，但活得毕竟太空泛。待她有所觉悟。却已经晚了。

琀妈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可以说她当初的将孩子交付出去的行为是有些盲目的，国家的号召和能够响应号召的激动让琀妈被一种近似自虐的热情所迷惑，尤其是她要求大儿子昆生放弃考大学而去下乡的举动，显然并非一种理智的追求理想，南生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更增加了琀妈这种盲目热情的悲剧感。琀妈在子女的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态度与人伦天性相悖，但却在道德上具有理想化、崇高化的特征。并且，琀妈做这样的选择并非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出于一种为了国家、理想自我牺牲的崇高信念。虽然最初琀妈因为深明大义而获得了许多的荣誉，她也为此而兴奋、激动，但平心而论，琀妈不是为了所谓的个人荣誉而狠心送走孩子的。

盈月老师

盈月老师是一个深谙世俗生活之道的精明女性。她对琀妈的人生理想不屑一顾，认为琀妈“最要命的弱点就是头脑简单”。琀妈则对盈月老师有着同样否定的评价：“她为自己的每一件事都算计得不会有分厘的亏吃。她天天算计怎样才能对自己有好处，一点也不感到累，她在这方面是个天才。”在盈月老师的精明算计下，她的二儿子在临行之际屈从于母亲的自杀威胁而放弃西行支边的计划，亦与自己的女友即琀妈的大女儿南生分手，后来混到局长的职位，生活优裕，再回首当年岁月时，便赞叹母亲的远见卓识。同样，在面临小儿子的婚事时，盈月老师以毕业之前结婚能保证儿子不被分配到外地为由，让儿子和女友匆匆结婚并获得亲家赞同，其实盈月老师真正的目的是为此可以省下一大笔结婚典礼的费用，因为儿子的工作实际已有着落，并无分到外地之忧。到了老年，“盈月老师气色红润，细皮嫩肉，穿着质地精良的老年时装，一副贵夫人的颐指气使态”，同时还有孙子孙女承欢膝下，得以尽享天伦之乐。这与的琀妈形成天壤之别。两相对照，一个儿孙满堂、志得意满，一个形单影只、孤苦可怜，让观者感慨万分。

崇高理想与世俗人生的交锋

《一唱三叹》中，支持琀妈如此行事的原因是琀妈认为“养儿子本来就不只是为自己养的，自然是为这个国家养的”，所以一旦国家需要、工作需要，她就鼓励孩子“好儿女志在四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地把一个个子女送到祖国的偏远之地，以为这样就能让孩子更好地为祖国建设服务，以为这就是她作为一个母亲应尽的义务，以为这就是将自己的理想、追求付诸实施的最佳方式。可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子女的远去未见得就是他们的最佳生活方式，这里指的并非子女物质生活环境的恶劣，而是指每个孩子的能力与其施展的空间并不一定是最适合的。尤其是昆生，将过人的数学天赋仅仅用来教一个农场小学可谓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南生的失踪、生死未卜更是一个永远无法知晓的人生悲剧。

对比模式

方方的《一唱三叹》出现在“新写实”风行一时的时期，却并没有重复其他新写实作品对世俗人生的认可和维护。而是用作家善用的对比模式，设置了两种人生的对峙。在这对峙中，有对世俗人生态度的描绘，更有对崇高理想的坚守。这样的交锋让人感喟于现实的冷漠与不近人情，但无疑作家对坚守理想的主人公琀妈是持同情态度的。方方借琀妈的遭遇以及心态的变化揭示出了一个女性真实人性的回归，同时也表现出坚守理想的不易。故事的结局并非是否定理想，而是质问了社会的庸俗、腐败以及虚假、矫饰的冠冕堂皇，这样的质问无疑是对理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张扬。

社会批判

在《一唱三叹》中，作者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塑造了“我”，以一种远观的方式冷静地表达了对琀妈的理解、同情，以及对这种给女性穿上盔甲，将其模式化的社会观念的批判，但没有认识到琀妈真正想的是什么，没有看到琀妈思想观念的变化。作者在作品中有对女性的苦难有温柔的同情，虽已认识到了女性的生命情感渴求，却将自己放在了一种同情的姿态上，不痛不痒地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社会观念的一种批判。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种认识上的局限，也体现了当时社会普遍价值观的一种局限性，没能正确认识女性正常的情感诉求，而是运用社会舆论给女性穿上了一件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盔甲，而不去管这件盔甲是不是女性们真正所需要的。

读毕全篇，人们在感慨叹息之余，不免掩卷沉思：究竟是社会应该给琀妈以更公平的待遇，还是晗妈应该早些觉悟，让自己活得更实在些？这就是这个有限的短箱所蕴含的深长的意味。方方的小说的确变得越来越冷峻、沉潜和深邃了。（文学评论家陈骏涛评）

《一唱三叹》首次发表于《广州文艺》1992年第1期，后收录至方方出版的小说集中。

方方，本名汪芳，生于南京市，祖籍江西彭泽，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当编辑。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76年始发诗歌，大学期间转写小说。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景》，成为“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软埋》《是无等等》，中篇小说《桃花灿烂》《中北路空无一人》《万箭穿心》《琴断口》《刀锋上的蚂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散文随笔《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等。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上海政府奖、湖北屈原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重要奖项。已出版各类作品集一百多部，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意、葡、韩、泰、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