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除绪论外，共分为三部分。上篇以时间为轴，叙述了自新罗真德王时期至文武王时期的唐罗关系，重点论述了
金春秋父子入唐交涉，唐罗联合灭亡百济的前因后果，以及七次赴唐的
金仁问的交涉活动；下篇考察了苏定方、刘仁愿、
薛仁贵、
柴哲威等人在新罗的活动行迹，对所谓“唐罗密约”“苏定方被杀说”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附篇介绍韩国古代金石文研究概况，综论高句丽与唐朝之间的50年关系，考察高句丽遗民
高足酉墓志铭等。
在该书上篇中，作者以罗唐关系的发展演变为主轴，论述了从7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朝鲜半岛发生的事端对东亚政治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例如，深入联系唐罗两国以及朝鲜半岛的具体情况，分析金春秋带使团赴唐请兵的请求，并剖析唐太宗的态度，得出唐“对新罗举讼百济只是爱莫能助表面应承而已”，“从此亦可看出罗唐双方各自需求的明显错位”。再如，关于罗唐联军攻伐百济的时间，中国旧的文献、金石史料，以及当时逗留在唐的日本遣唐使的记载均记载是显庆五年（660年）八月，韩国、日本两国的史料则主张事件结束于该年七月。双方记载的时间差刚好是一个月。作者从当时罗唐双方使用的历法及天文观测方面的情况切入，详细分析了戊寅历、麟德历在唐朝使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受到的非难，得出戊寅历和麟德历在唐朝尚有较大的误差，传入新罗后，经天文学实力和观测工具相对较弱的当地天文学者的推演，其计算的误差当更大，这样必然形成虽然运用同一历法推算记载年月，但其所得结果却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结果。而这就是造成后来两国史书对同一件事情上的记载不同的可能原因。随后对新罗诸王的死亡月份在两国史书中记载的差异进行了排列考察分析，旁证了上述观点。
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书下篇专门论述“从唐朝赴朝鲜半岛将军的行迹看7世纪中叶的罗唐关系”，表明作者把握历史问题的到位。另外，对著史者进行分析考察，据以判断史料的可信性，也是另一层面的对人物的重视，比如对于《
三国史记》和《
三国遗事》中有关唐将军苏定方在征伐百济战斗中畏缩不前的记载，学界此前少有人发表看法，作者以为：应当重新认识。因为两史籍中和
金庾信关联的事件，记事多取材于金庾信的玄孙金长清为其先祖歌功颂德、抬高夸大地位功绩所作的《金庾信行记》，无形中贬低了苏定方等相关人物的作用及人格，造成了后世某些研究者在利用史料时，不加分析而进入误区。又如对《三国史记》中关于文武王与《答薛仁贵书》，作者从答书的写作背景和执笔者的情况入手分析，得出对答书内容“既不能全盘接受，又不必盲目否定”的看法，显示了作者对史料运用的慎重。
《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首次出版于2003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印；2020年，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收入文史哲研究系列“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出版修订本。
拜根兴，男，汉族，1964年生，陕西大荔人。1987年在陕西师范大学本科毕业，1990年在陕西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2004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5月—2002年8月在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校留学，专业为韩国古代史，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2016年兼任陕西师范大学文科部副主任（副院长）行政工作。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古代中韩、中日关系史及中国古代隋唐史的教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