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吉林长春制造的流血事件。1931年4月16日，吉林长春万宝山村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租得万宝山附近萧翰林、张鸿宾等的荒地500垧。租约最后一条规定：“如果县政府不准，该约仍作无效。”可是郝永德未经县政府批准，又转租给朝鲜人李升薰等人，朝鲜人为要引伊通河水入田，就强挖壕沟、建筑高坝，所挖之地，都是中国农民的熟田，且高坝一筑，大批的熟田将被淹没，因而当地中国农民群起反对，并呈诉地方当局。6月7日长春县政府派员调处，日本当局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借机扩大事端，唆使近百名朝鲜人前去筑坝。日本领事除派日本便衣警察混在其间外，还派日本军警前去进行“保护”。中国当局据理向日本领事交涉，但日方置之不理，却督促朝鲜人加紧筑坝，限令7月5日竣工。7月1日，万宝山的农民集合500多人实行填壕。次日，日本警察竟公然开枪射击，打死中国农民数十人，然后又增派日本警察40多人前去镇压，并煽动中、朝两个民族之间的仇视情绪，使朝鲜半岛发生排华惨案。东北一些城市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惨案。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吉林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长领事石射等人交涉，因日方提出无理要求，谈判无结果。8月8日钟毓与日本领事六次会谈商定：万宝山之日警无条件撤退，韩农随去者12人，其余60多人经日方声明，听其方便。该事件实际上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万宝山位于长春东北33公里处，属于吉林省长春县第三区管辖（今万宝镇），该区的区政府和第三公安分局也设在这里，它是个拥有92户1100余人口的小村。万宝山西南15公里外有伊通河流过，河西岸是三姓堡、马家哨口和宫荒屯等村落。万宝山的周边有数万垧未开垦的荒地，这些土地的所有者每年向政府缴纳地租，因负担过重，就想雇佣部分朝鲜农民将其开发为水田。第一区区长曹彦士于1931年3月将此事向县政府报告，县政府也认为需要开发这片荒芜的土地，并为此研究了具体对策。

是时，日本帝国主义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攫取万宝山地区的土地租借权。据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调查，日方的计划是：在伊通河两岸开凿17条水渠，每条水渠灌溉水田1000垧，合计开成两万垧水田，并将二、三万朝鲜农民迁居到此地。此外，日方还想把满铁延长到马家哨口，进而以当地住有朝鲜农民为借口，在当地设置领事馆和警察署。万宝山地区的开垦问题实际是这一长期计划的一部分。日方的目的在于迫使中方承认其在东北的土地租借权，以便扩大日本在华的殖民权益。

然而，当时中国还没有许可日本人在东北拥有土地租借权。因此，日本人不能直接通过中国地主来租借土地。于是日方就企图利用当地的卖国贼郝永德来达到上述目的。实际上，当时郝永德和日本已经私下共同设立了长农稻田公司，并以这个公司的名义于4月16日和万宝山的地主张鸿宾、萧翰林等人订立了租借荒地500垧的契约。郝永德并未履行呈报县政府手续，进而将所租土地转租给李升薰等9名朝侨，为期也是10年，此契也未报县府批准。李升薰等9人，是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以“兴办三星堡水稻农场”为名骗到万宝山地区的188名朝侨的领队。

李升薰等根据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之命，决定将租得的500旱田改为水田，计划引进远在50余华里之外的伊通河水灌溉。为此，要在伊通河截流垒，挖掘引水沟。李升薰等率180余名朝侨于4月18日动工挖沟。水沟在长春县三区界内张鸿宾等12家耕地里开挖，由孟昭月的蒲草甸界沟西南角起，至盛家屯房西，长7华里，宽3米，深50厘米，两侧积土约1．50米。至月末，李升薰等又分出30余人到二区界内孙永清等41户耕地内挖沟。此沟与前沟相接，向西南延伸直至马家哨口南侧。长度也约7华里，宽5米，深1.9米，两侧各积余土4米。

李升薰等朝侨截流垒坝，引水挖沟，对万宝山一带中国农户有巨大危害：

因此，李升薰等朝侨挖沟引水、垒坝截流，一开始就遭到当地中国农户的抵制。4月末，李升薰等在孙永清等中国农户土地上挖沟时，孙永清等11人进行两次阻拦，朝侨曾两次停止挖沟。5月2日，百余名朝侨又来挖沟，孙永清等又赶去阻止，但未奏效，于是发生冲突。此后不断发生口角，但挖沟仍然持续进行。孙永清等中国农户无奈，遂派众多代表进城向长春县府请愿。孙等申称，马家哨口一带民地与郝永德并无契约关系，无端受害，要求县府出面制止朝侨挖沟。长春县长马仲援虽表示尽力去办，但并未十分重视。这时，长春县三区区长曾彦士始向长春县长马仲援呈报朝侨租种土地及挖沟之事。马仲援请示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周玉炳不但不积极支持中国农户申请，出面制止朝侨租地挖沟，相反，却是害怕中国农户起来斗争惹出事端，令长春县府“切谕民众，听候官厅核办，勿轻启事端。”5月27日，长春市政筹备处电请吉林省府。吉林省府以朝侨未经我当局许可，擅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府派员协同县公安警察前往劝止，并令朝侨出境。于是，长春县政府遂传讯萧翰林、张鸿宾等12人，限令3日内解除与郝永德之契约。并传讯郝永德，令其解除与朝侨李升薰等所订之契约。但郝永德一味拖延。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县公安局长鲁绮率骑警200名赶赴马家哨口，对挖沟朝侨进行劝阻。经说服，众多朝侨同意停工解散。朝侨代表申永均等并出甘结，决定停工解散，内称：“今蒙贵局长忠告劝导，始知被郝永德欺蒙，大众情愿停工，于二日内全体回长，决无迟延。倘至期如不走者，代表等甘愿领咎。恐口无凭，立此甘结是实。”

日本驻长领事田代重德听说后，派土屋波平、高桥和两名13警也予同日赶至万宝山探询朝侨与中国地方官府交涉情况，并于贾家店留宿。在此期间，他们又对朝侨进行胁迫，翌日又赶赴腰营堡。于是，翌日（6月1日），申永均等遂翻称至死不能停工离境。于是，鲁绮遂将申永均等10人解县讯问。申等在讯问时称“受13人命令来此种稻”。这期间，朝侨继续挖掘水沟。6月3日，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致函日驻长领事田代，就日方支持朝侨挖沟提出抗议，要求依法严办“其教唆主要各人犯”，同时逮捕郝永德。但田代反于当日派便衣日警数人携枪去马家哨口，以“保护”为名，督促朝侨继续挖沟。同日，长春县公安局长鲁绮与保卫队长率警察再至马家哨口挖沟处，并将率永均等10人带回该地。鲁绮派代表与挖沟朝侨进行联络，要求朝侨派代表面议，但被两名督促朝侨挖沟的日警所阻。日警斥责朝侨说，没有他们的命令，不得随意行动。这时，长春日领馆警察署警部中川义治率日人高桥等赶来会晤。鲁绮遂询问中川等之来意。中川称，奉领事田代之命调查真相。鲁绮继之问朝侨因何不停工，中川回答说：“须奉有命令，方能（停工）回长。”又问日警何时回长，答日“亦须奉有领事命令”。由此，日警驻屯马家哨口，名目“保护韩民”，实为武装监督挖沟。于是形成中日军事对峙之势。

双方对峙后，吉林省政府仍不积极出面与日进行交涉，而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治久郎恶人先告状，面见在沈阳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借口中国地方官宪“压迫韩民”，向张提出抗议。张作相不仅不力驳日方之无理，反而屈从地表示“双方撤警再说”。其实，万宝山非南满铁路附属地，也不是双方条约的“垦居区城”，日警擅入本身就是非法。

同日（6月3日），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再次致函长春日本领事田代进行抗议，除将申永均等10人引渡给日领外要求日方立即令朝侨停止挖沟，并且予以遣散，严办教唆强占民地挖沟之李升薰等9人，并赔偿受害中国农户之损失。

翌日（4日），在日警并未撤回的情况下，长春县府竟连张作相双方撤警的条件也不坚持，竞单方面首先将警察撤回。同日，周玉炳再次致函田代，要求日方严办李升薰等9人，并立即停止挖沟、赔偿损失和撤回日警。5日，周玉炳又致函田代，要求日方撤警。6日，长春日领田代始首函周玉炳，声称不能令朝侨停止挖沟与离境，还表示在未圆满解决此事之前不能撤回日警。8日，中方提议联合调查。同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派柳井领事来长调查，同意中方提议。于是，于当日晚7时双方达成“调查万宝山鲜人稻田开掘水道问题之临时协定办法”。主要内容有：

于是，中方代表长春市政筹备处外交科长郭承厚、长春县农会干事长吴长春，日方代表长春日领馆书记官上屋波平、警部中川义治、南满铁路会社长春地方事务所涉外主任龙谷保等9日赴万宝山实地调查。日方并于同日撤回日警。

11日，中日联合调查组返回长春。中国方面认为，引水沟应填平，恢复原状，朝侨并应赔偿损失；朝侨所租之地可种旱稻，若朝侨不拟耕作，损失应由郝永德承担。同日，长春市政筹备处长周玉炳就上述内容致函日领。指出“沟坝工作于法律、事实均不可行，绝对不能容忍”。但又表示，可以向韩民赔偿三千日元的损失，以便换取日方之谅解。但是，长春日领田代并不满足，于当日下午5时致函长春市政筹备处，严加拒绝，声称：“韩人贫弱可怜，所挖水道工作将次完成，拟令韩人于本日继续施河流水坝工作，以免有误本年农作。”其后，周玉炳复向日领提出“按照租得稻田改种早稻，经与地主改订契约”，即实际等于承认日方的“商租权”，但仍遭到日领之否决。日领已看出中国外交十分软弱，于是又派12名日警至马家哨口，督促百余名朝侨继续挖沟，并迫令朝侨编织柳条帘子，准备筑坝。这时，众多朝侨得知挖沟给中国农民将造成之损失后，曾多次向日警提出放弃在此种稻，另到他处谋生。但日警不但不昕，反而督促更为严厉，并限朝侨于7月5日以前一律竣工。朝侨无奈，在日警督促下继续挖沟。6月25日，筑坝工程开始施工，28日，因坝漏水停工，加宽堤坝。30日，水沟基本竣工。

这期间，长春市政筹备处于6月12、14、17、23、27日多次致函长春日领进行抗议，要求停止挖沟、赔偿损失、撤警。长春日领馆于同月13、16、26日数次回函进行抵赖与狡辩或提出变相占地要求和建议，如虚伪地承诺可以赔偿挖沟地户之损失，上等地每垧予以租米兰石；河沟可以架桥等。长春市政筹备处不是据理力争，驳斥对方，反而依日领13日来函之内容，召集受害民户代表进行劝解，企图以日方之三石租米为诱饵，平息农民愤怒，自然遭到受害农户代表的驳斥。

面对长春县、市两级政府的软弱无能，交涉无力，忍无可忍的中国受害农民遂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抗争。5月24日夜间，受害众农户曾偷偷平沟（约18丈），但翌日旋被朝侨掘开。6月25、26日，受害农户代表两次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制止朝侨挖沟。6月30日，长春县二、三区受害农民500余人，在万宝山召开“反对日警嗾使韩民筑堰后援大会”，由孙琅瑄任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交涉经过，然后由各村代表发表意见。结果公推正、副会长各1人，正副干事长各1人，干事30人，负责办理后援事宜。并且议决除催请官府进行强力交涉外，由各干事联合受害村庄，按户出工，进行填沟平坝；要坚决进行斗争，纵有官府干涉制止也不听从，即使流血亦在所不惜。

7月1日，上午lo时，中国受害农民300余人，手执锹镐进行平沟，“是日填二里余，并将横河柳条所筑之坝拆毁”“是日，有日警八人，韩人多人在旁观着”。这时，闻讯赴至现场的长春县公安局第二分局长田锡毅带同7名警察制止中国农民平沟。结果，被愤怒的农民殴打。傍晚，日人高桥对中国平沟农民进行威胁说：“明天你们不多备枪，就多准备棺材吧。”

7月1日并未发生中朝农民互殴和日替射击中国农民之事。但到了7月2日，早上7点30分，中国农民四五百人，各执铁锹、镐头前往马家哨口，继续平沟填壕。因前日晚日警之威胁，许多农民携带猎枪以做自卫。这时，长春县公安局二分局长田锡毅与三分局长曹隆标，根据县政府“劝谕人民禁止平沟”的指令，也赶至马家哨口。田、曹等遂上前劝阻。这时，马家啃口已集有日本武装警察50余名，便衣警察10余名。8时左右，日本警察开始对平沟的中国农民进行镇压。日警先是制止中国农民填沟。中国农民与之据理力争，有的被为日警殴伤，旋被中国农民奋力夺回。于是，日警首先向中国农民进行射击。日警实弹射击38发。愤怒的中国农民立即跳入壕沟，开枪向空中射击，以示反抗。双方射击约半小时左右。这时中国警察急忙出面制止中国农民射击，并制止平沟。平沟的中国农民遂被迫解散回家。当时并未有中国农民被日警开枪打死和被捕之事，只有几名中国农民被日警殴伤。中外一些史书关于中国农民死10余人，被捕数十人之记载，但从原始资料来看，属于讹传。

此后，长春县公安局第二分局长田锡毅遂留6名警察驻在张鸿宾宅内；第三分局长曹隆标亦留一名巡官、6名警察驻马家哨口贺春荣家，并将当日日警殴伤中国农民和开枪射击中国农民之事报告长春县公安局。

长春日本领事田代闻讯后，于当日上午在领事馆召开日军第三旅团、第四联队、宪兵队等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中金川藏司令、中村大队长等50余人参加。会上决议：

上午11时半左右，田代派日警30余人乘两辆汽车驰援，于下午3时许到达万宝山马家哨口。而后“占住马家哨口四周土墙，并筑炮台于贺姓房院”。下午6时，日本中川警部放出信鸽将万宝山事件经过报告日本领事馆。同时，向关东厅长官冢本清治请求出动日军一千名，妄图以此扩大事端，趁机出兵侵占东北。信鸽后为梨树县兰家堡子中国农民截获。

同日下午3时，长春日领田代又派守备队骑兵50名由长春驰赴万宝山。同日晚，马家哨口之日警，在中川酱部率领下奔入稻田区，“协助驻警赴各村捕人，并搜捕华农自卫枪弹”，“将村民捕去十五、六人，严刑审拷，灌煤油及辣椒水”。第二天才将被捕农户放回。日本警察捕人气势汹汹，闯入民宅。当时闯入马家哨口前村民户于泽家时，于之孙媳于马氏正在分娩，“因受惊，腹内胎转，不能生下。次日午后十时，母子均死。”

7月3日，日本驻长领事田代为进一步扩大事端，又于上午11时许，续派20名宪兵驰援万宝山。同日下1午时，复派500名日警携机枪2挺、快炮2门、弹药50箱，炮弹50发、长枪200余支、短枪数十支、子弹万发前往万宝山③，企图武装朝侨之用，妄图长期驻屯。大批日本军警到达马家哨口以后，分别驻屯于稻田区及镇街，有的在河岸搭住帐篷，有的强占民间房舍。并且埋设地雷，挖掘战壕，架设机枪、大炮，砍伐树木，扣留船只，禁止中国人在马家哨口附近五华里之内通行。与此同时，迫令朝鲜侨民不准离开此地，并将被填之水沟再度挖掘，加速修复水坝。水坝于7月5日竣工。堤坝于马家哨口处横截伊通河水，顶宽3米，底宽16米，全长30余米。7月5日，马家哨口之日警竟公然在河岸高处悬挂日本国旗，“少顷即移至黄家窝堡北山韩民坟最高处，竖杆悬挂一日”。这些日警还对中国农户进行威胁、搜捕。7月4日、15日，日警藏本英明、高桥分别到长春县公安局第三分局，要求会见中国平沟农民代表和肖翰林等12户租主。被严词拒绝后，日警又派人四处侦察农民代表住处，并声称“如能介绍代表和解，酬日金千元。但能见面虽不能和解，亦酬金五百元．代表如能同意，更酬金不资”。但中国农户代表均拒绝出见会面。其后，日领事田代又派数名警察多次到头道沟庆丰达栈找平沟农户代表孙永清。因孙不在，日警将其弟暴打一顿，扬长而去。7月15日，马家哨口之日警迫令附近中国农民到马家哨口看日军机枪演习。演习结束后，日警大声询问中国农民“前次平沟有无在内？”又说：“你们知道吗？此为机关枪，一秒钟能若干响。你们若不怕，再有轨外活动，我们用此枪即将你们均行打死。”但是，中国农民并不屈服，他们对侵占马家哨日之日军进行经济封锁，不向日人出售蔬菜、粮食。日本军警遂迫令朝侨从数十里之外的米沙子车站背运粮食、蔬菜。许多朝侨在运粮过程中遭到日警毒打。

7月2日，日警开枪射击中国农民事件发生后，长春县政府召开县长、商会长、公安局长、各地方法团首领参加的紧急会议。议决如下事项：

随后，长春县政府派300名警察保卫队奔赴马家哨口。于是，中日双方再度形成军事对峙。

万宝山事件发生当日（7月2日），日本驻长春领馆便捏造与传布许多耸人的消息在朝鲜各地日文报纸发表。同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又将捏造的消息文稿，交给朝鲜《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的长春支局局长、特派员金利三。金利三以急电、特急电告朝鲜汉城的《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朝鲜日报》为了抢新闻，于当日（2日）晚首次发行《号外》。7月3日早、晚又连续两次发行《号外》。这些《号外》登载日领馆捏造的上述消息，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挑拨性标题。诸如：中国八百农民与二百朝侨发生冲突、朝侨受伤累累、中日警察已交战一小时、驻长日军已经出动、中国当局将于8月1日一律驱逐朝侨出境、中国出动六百骑兵、朝侨处境危急朝不保夕等。由于朝鲜各地日文、朝文报纸大量刊载这些捏造的消息，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朝鲜人在别有用心的暴徒、亲日分子的煽动组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进行了排华活动。大规模的排华惨案蔓延朝鲜各地，直到7月8日才基本平息。

1931年朝鲜排华事件，使朝鲜华侨遭到巨大损失。如乎壤，城内侨店共300余家悉被捣毁，财物抢掠一空。据当年《益世报》记者赴朝鮮调查惨案写的《鲜案调查报告》称：“平壤之损失，直接只10余家大商即在三百余万元左右，连合小商三百众家，菜园六千余家，损失当在五百万元以上，间接损失犹不在內。其他各地、直接损尖较间接损失为轻。仁川统计损失约在四十万元上下，京城（汉城）、新义州、镇南浦，直接、间接损失各约在五十万元，釜山约在三十万元。侨鲜华人，据去年（1930年）调查总数为三十余万人，以人均蒙直接、间接损失而计，数目当在二千万元以上。其中，商人占百分之六十，农种者为百分之三十，工占百分之十。经此番打击后，华侨多年辛苦之积蓄，损失殆尽。其幸而未被捣毁，或捣毁较轻者，生意清淡，亦难持久矣。”总之，朝鲜华侨经济经此浩劫，从此一蹶不振。

华侨死伤也很惨重。对于排华骚乱最惨烈的平壤，朝鲜总督府下辖的平安道道厅公布的平壤华侨死亡数字就达95人。据中国汉城总领事馆派出的调查员的《朝鲜侨胞调查平壤灾情报旮书》称，平壤华侨死216人，轻、重伤500余人。归国侨胞秋水的《告国内同胞书》和《朝鲜被难华侨一封血泪书》称，平壤华侨死200余人。当年在平壤华侨团体负责对外联络事务的李子建说：“平壤长山一带的死难华侨墓地——肉丘坟中，埋葬了约有750名的惨死华侨”。这几个数字较为可信。死200余人，是指当场被打死在平壤街头的。埋墓750名，可能包括因被殴伤不治身亡和郊区死难华侨。如以平壤一地死亡750名华侨计算，其他各地已如汉城死20人、仁川死20~30人、元山死30人，则此4个城市华侨死亡数字已达820~830人。那么，在朝鲜发生排华骚乱的58个城市及众多乡村的排华活动中，华侨死亡与失踪者总数当在千人左右。

7月15日，金利三投书《吉长日报》，发表《谢罪声明书》，使日领捏造的消息真相大白。当天，金利三就在吉林远东旅馆被日本领事馆的朝鲜人警察朴昌厦暗杀。

这次排华活动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其目的是挑拨中朝关系，使中国官民仇恨东北朝侨，扩大万宝山事件，以便在“保护韩人”借口下出兵侵占东北。

万宝山事件后，中国反应最迅速的是舆论界。各地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发行专刊，介绍“两案”（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惨案）经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声援受难的海外同胞。《益世报》等报刊还派特派记者赶赴朝鲜，了解排华惨案经过。蔡元培等社会名流以及各社会团体均发表声明或谈话，谴责日帝暴行，声援受难海外同胞。许多地区举行反日援侨大会。7月3日上海举行反日大会。7月22日，南京举行反日大会。7月23日，上海举行追悼死难朝鲜华大会。7月30日，北平举行反日大会。国内数次派轮船陆续接运受难华侨回国。各地社团慰问难侨，并邀难胞出席会议，陈述朝鲜排华暴行。许多地区还成立外交协会等组织，从事反日宣传，呼旴人民抵制日货，敦促国民党政府对日进行强硬外交。全国逐步形成反日高潮。

中国共产党在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事件发生后，立即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反日救国斗争。7月7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的宜传大纲》，指出，“这两件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指使，挑拨中韩两民族感情，煽动朝鲜人的排华行为，以遂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为此，要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反日救国斗争，“扩大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立即组织反帝同盟、中韩反帝同盟，使这一反帝组织普遍扩大到城市中的每一个工厂、每作坊、每一学校、每个兵营，以及乡村中每一村落，吸收广大的中韩工农劳苦群众来参邡举行盛大示威游行、髒众集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侵路企图表示坚决的反抗”。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的一些组织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团、工会组织，也对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惨案发表宣言或文件。

日本外务省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一面令驻东北的日本领事向中国当局进行抗议、交涉，一面密令。朝鲜当局煽动韩民迫害华侨，以作外交有利之后援”。7月5日，日驻吉林领事石射与日驻长春领事田代密谋后，遂向中国吉林地方当局外事部门进行交涉，表示日本决不撤军，要求赔偿朝侨损失，保证朝侨开垦水田。7月7日，日本内阁决议派在东北之日本官员进行实地调查；利用这一事件解决土地商租权、居住权。7月7日，代理张学良统辖东北政务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始去北平见张学良，请示万宝山事件处理方案。同日下午，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会议始召开会议。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事件经过。决定万宝山事件为地方性质，由地方当局处理；朝鲜排华事件为中央性质，由外交部处理。8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妥协方针，指示张作相，万宝山事件就地解决。

7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张作相交涉万宝山事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

同日，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始向日本提出抗议，并且建议双方派员调查和开始就地谈判；要求日本军警撤退和朝侨停止挖沟等。7月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派吉林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十郎在吉林省城进行交涉谈判。

按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令提出的设想，地方谈判只解决“补偿问题”。但是，日本连撤警和取消契约这两项犹未同意，“补偿问题”自是无从谈起。于是，钟毓在首次会谈时提出要求日方“先行撤警”。对此，石射答复是“撤警亦非不可，但须贵方声明：第一，负责保护鲜人；第二，维持现状，即已成工事至交涉解决之日止，不得加以妨害。”钟毓明知日人以撤警要挟，但他恐日警不撤将酿成武装冲突，遂答应以特派员身份担保“劝导人民，暂勿动作。”于是在谈判尚未谈及正题以前，日方就迫中国承担“保护韩人”、“维持现状”的义务。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迟迟不下达交涉原则，使两国交涉形成虚设。7月21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始会见日本代理公使重光，就万宝山事件提出抗议，向日本政府提出朝侨退出该地等三项要求。22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代理公使，要求日本撤警、撤退朝侨、取消契约、赔偿中国农民损失等。2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始向钟毓下达交涉方针：撤消契约、恢复原状已由外交部进行抗议，加以要求；赔偿地方损失由祸首负责。此后，关于万宝山事件之交涉才真正开始。由于日本方面在谈判中强辩抵赖，交涉无有任何进展。7月26日、8月5日，钟毓两次致电外交部，诉说日方在谈判中对撤军、朝侨停止挖沟筑坝仍无切实答复。8月7日，吉林省政府始派调查员张庆云赴万宝山马家哨口进行实地调查。

这期间，中国各地抗日呼声日益高涨，日本迫于压力，经过中方二十天十余次的交涉，日方代表始于8月8日同意撤警。藏、本英明率日警26名、朝侨12名自马家哨口撤出。至于其余朝侨，日方宣布听其自便。同日下午，中日“继续讨论万案本题”。中国方面在外交部照会基础上提出三项要求：

但日方代表石射在历次谈判中声称“以万宝山非鲜民垦居区域为言，则与民四条约敝国已享之既得权不不合”“如果契约不合法，可令其以合法手续改订契约”“对于鲜人，贵方取之政策既为宽大主义，万宝山鲜人既愿在该处耕田，仍援宽大主义容认原无不可。”

中国代表钟毓对日方所谓之《民四条约》问题进行驳斥，指出《民四条约》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两次均由我方全权代表提出宣言废弃，“况该约于威协缔结之时，始终未得我国国会之同意与承诺，即未完备我国约法上批准条约之要素”，所以“不能认为有效”。

中国代表虽然进行如此驳斥，却迟迟拿不出新的提案，只是重复“移归国际法庭裁判。相反，日方代表却很主动、异常蛮横，动辄以“停止交涉”为要挟。中日谈判自7月下旬开始，直到9月中旬，任何问题也没有解决。

8月26日，日本政府正式就万宝山事件答复中国，照会也仍引用《2l条》之有关条款。9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组研究日本关于万宝山事件之照会。决定：

9月15日，国民党政府经长时间拟稿、审核，才发表驳日本政府之照会。而在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的当天，长春县长马仲援在给长春市政筹备处的呈文中，还呼吁“盼交涉早日圆满解决。”随着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炮声，为期数月的中日交涉也就彻底结束了。

万宝山事件与关东军挑起的九一八事变的阴谋，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后来连续发生的朝鲜事件和中国反日、抵制日货运动，却被在野党政友会、满洲青年联盟等对外强硬团体利用于鼓动“满蒙问题”的社会舆论上，对日本政府的“满蒙政策”施加了压力，并促成了其政策上的转变，从而形成关东军挑起事变的社会基础。这便是万宝山事件对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直接影响和作用。在广义上可以说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一个原因。但在狭义上，它没有成为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导火线，而是间接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