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廷（1882年7月25日－1961年5月21日），谱名正庭，字儒堂，浙江奉化人，中国近现代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体育的早期领袖之一。

清光绪八年六月十一日（1882年7月25日），王正廷生于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谱名正庭，后改正廷，表字儒堂。

王正廷出生在一个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在同龄学子中较早接受西式教育。他六岁时在宁波进小学堂，十岁往上海入英国传教士所办的中英学校习英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二等（预科），后升入头等（本科）。其时，中国处于甲午战败之后，“割地丧权，日蹙百里，几于无时不在压迫之中”。《辛丑条约》的签署更是强烈刺激了年轻的王正廷。他决意从原来攻读的铁路专业转向“研习外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陷天津、北京，北洋西学堂被德国侵略军占据，学堂停办，王正廷辍学返回上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曾一度进海关任职，不久再去天津，随原在北洋西学堂任教之坎特（Percy H.Kent）研习法律。其后到中美书院任英文科主任。光绪三十年（1904年），去湖南长沙中学堂担任英文科主任。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王正廷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白乐门（Fletcher S.Brockman）邀请前往日本，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筹设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分会。同年，他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王正廷赴美国留学，先入密歇根大学攻读法律，后入耶鲁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国际法，与后来供职于民国外交界的名人王宠惠、王景春合称“耶鲁三王”。其间，王正廷是非常活跃的学生领袖。宣统二年（1910年）夏，正在硕士研究生班攻读国际法的王正廷，因健康原因被迫休学，旋即因父丧归国。

宣统三年（1911年）夏，王正廷回到上海。10月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王正廷前往湖北，在黎部下参与起草都督府组织条例，被任为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办理外交事务。12月中旬，袁世凯派代表唐绍仪同民军方面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谈判，王正廷任民军方面和谈代表兼伍廷芳的参赞。12月下旬，他以浙江省代表的资格参加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民国元年（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组织新内阁，王正廷被任命为工商部次长。因总长陈其美没有就职，由王代理总长职务。7月，内阁总辞职，王正廷回上海，继白乐门之后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同时，他还与张伯苓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筹备第二年在北京举行民国时期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此后，他长期兼任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多次领队参加亚洲运动会和世界运动会。他和孔祥熙均为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终身委员。

民国二年（1913年）春，北京政府产生了正式国会，国民党员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有三百九十二人，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王正廷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及副议长。当时宋教仁力图实行政党内阁，为袁世凯所忌恨。3月，国会开会前夕，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王正廷等对袁世凯的违法活动及擅自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进行了揭露和斗争。7月参议院议长张继离开北京，王正廷代理议长职务。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同年11月宣布解散国民党并下令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王正廷遂离京去沪。

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王正廷回京继续担任参议院副议长。民国六年（1917年）6月，张勋率兵入京“调停”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所谓“府院之争”，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后拥清室复辟。7月，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复辟帝制，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并从上海率“应瑞”、“海琛”两舰南下广东，建立护法根据地。王正廷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7月底电复广东省议会，同意前往广州开会。他与吴景濂电请美、英、法、俄等国赞助中国国会。8月初到达广州，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共同商议组织政府等事宜。8月25日，王正廷和其他南下的国会议员一起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11日，王正廷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并暂行兼署外交总长。民国七年（1918年），护法军政府派王正廷赴美国，接洽美承认军政府事。

民国八年（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英、法、德、意、日等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派代表参加和会，为表示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对外的“一致”，广东护法军政府派王正廷为中国出席和会的全权代表之一，他与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一起，曾向和会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希望列强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山东的一切权利等。但是，中国的正当要求不仅遭到与会列强的拒绝，并且和会还将日本夺得的山东权益明文载入对德和约。巴黎和会的这一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爆发了五四运动，国外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斗争。在当时形势和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王正廷于5月中旬明确表示，如果签订和约不准中国保留意见，则无论如何“决不签字”。这一主张符合当时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多方面来电的支持，也得到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等的支持。这种态度对当时中国争取独立主权的外交斗争起了好的作用。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最终在全国人民和旅法华侨、留法学生共同斗争的压力下，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王正廷在巴黎和会期间的表现，获得当时国内舆论的好评。

广东军政府于民国七年（1918年）5月通过改组排挤了孙中山之后，实已成为桂系一手把持的傀儡机构。1920年初，滇、桂两系军阀因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而关系破裂，国民党系的国会议员与军政府间的矛盾亦加剧。4月21日，林森、王正廷、吴景濂、褚辅成通电宣布：自3月29日起，广东军政府会议已不足法定人数，一切决议概属违法。王正廷及不少议员离粤去沪。

民国十年（1921年），王正廷到北京就任中国大学校长。这所大学原是民国元年由孙中山授命创立，黄兴、宋教仁先后负责经办。其后袁世凯复辟帝制，该校受到肆意摧残，在艰难中维持近十年。这时由王宠惠任董事长，王正廷任校长，经过筹款扩建，规模日渐完善，设立文、理、法三个学院。后来该校得到中国国民党的资助，长期存在下来，甚至在抗战爆发后，也以私立大学的名义继续留在北平，校长一直由王正廷挂名，直至北平和平解放为止。

民国十年（1921年）5月，王正廷被选为海牙国际常设公断法院公断员。民国十一年（1922年）初，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促使中、日两国代表在会外直接交涉，达成“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让中国从日本手里收回胶州原德国租界地，改向各国开放”；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由中国赎回胶济铁路。3月，北洋政府派王正廷为“鲁案”督办，与日本办理交涉，至12月签订了“鲁案协定”并办理移交胶澳管理手续。接着王正廷担任青岛商埠督办兼胶济铁路理事长。当时北洋政府曾把此事称为“外交胜利”，王正廷也从中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加强了他在北洋政界中的地位。

民国十一年（1922年）11月29日，王宠惠内阁因遭到曹锟的反对而辞职，黎元洪先命汪大燮署理国务总理，王正廷署外交总长。这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排斥现任内阁，逼迫黎元洪重组对他有利的新内阁，并企图赶走现任总统，为自己登台扫清道路，汪内阁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12月6日，黎元洪不得不提出由张绍曾出来组织新内阁，因张与曹锟、吴佩孚的关系都很密切。在新内阁没有通过以前，汪内阁代理时间已到，黎元洪便于12月11日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王正廷于14日通电就职。内阁成员除王正廷兼任外交总长、凌文渊代理财政总长外，其他成员均是留任，即由高凌霨、张绍曾、李鼎新、许世英、彭允彝、李根源、高恩洪分别任内务、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总长。12月31日，王正廷代理内阁，打破自己不任免重要人员的诺言，升授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冯玉祥为陆军上将。王正廷临时内阁是个过渡性的政府，时间较短，不为曹锟等的重视，只不过为张绍曾内阁起催生的作用。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4日，张绍曾内阁组成，任王正廷为司法总长，但他未就职。

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26日，黎元洪派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其时，苏俄政府在发表两次对华宣言的基础上，特派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使华，谈判中苏建交。

但双方在先承认还是先谈判的顺序问题上，长期不能统一。北京政府主张先谈判解决中苏间悬案，然后承认苏俄政府。但这并不妨碍加拉罕与王正廷间非正式的接触与谈判。王正廷针对苏方的要求，提出参照中日交涉山东问题的前例，先拟定一个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然后互相承认，再举行双边会议解决具体问题，取得苏方同意，从而扫除了中苏谈判的障碍。争执的主要问题是外蒙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以及松花江黑龙江航行问题、赔偿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中华侨蒙受损失问题等，双方互提方案，交涉折冲。3月14日，双方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草案》《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以及附件上非正式签字，为中俄建交谈判奠定了基础。

然而，王正廷与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长期不睦，加上该草案未曾事先提交内阁会议讨论，因此遭到整个内阁的反对，认为王正廷签署该草案越权，王正廷为此退出中苏谈判，转由外交部直接与加拉罕谈判，中俄争执再起。由于此时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已确立“联俄”方针，这给北京政府以很大压力，谈判速度加快。5月31日，顾维钧与加拉罕正式签约，中苏两国由此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下台。31日，黄郛任代理国务总理，王正廷任外长兼财政总长。11月24日段祺瑞再次上台，当上了北京政府“临时执政”。黄郛下台，王正廷也去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王正廷再任中俄会议督办。12月段祺瑞改组内阁，王正廷任外交总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辞职赴上海，不久，任全国道路协会会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加入国民党，并与南方国民革命军相配合，出潼关参加北伐。王正廷应邀参与冯玉祥的军事谋划。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当国民军占领河南以后，鉴于陇海铁路有涉外事务，冯荐王正廷任陇海铁路督办。

民国十七年（1928年），王正廷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5月，日军为阻挠国民党军队北伐，制造济南惨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因执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引咎辞职。6月，王正廷继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其后他还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0月，王正廷与日本代表谈判解决“济案”问题，日本方面仍然蛮横无理，拒不撤兵。王正廷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对日本一再妥协迁就，引起了南京市民的愤懑，于12月13日举行示威，并捣毁了王正廷的住宅。1929年3月28日，中日双方达成所谓“济南协议”，除规定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所谓双方的损失外，还要中国政府负责保护在中国的“日本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个“协议”把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中国军民数千人等罪责一笔勾销，还声明：“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

王正廷在中国外交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主持了南京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由于王正廷与蒋介石的同乡关系，备受南京政府重用，出任外交部长达三年四月之久，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这在民国外交部长任职史上前所未有。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王正廷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宣告将要求与各国按照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重订新约，“改订新约”运动由此展开。 王正廷首先主持了关税自主交涉。7月，王正廷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签署《中美关税条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至12月，他以外长身份又与订有关税条约的主要列强挪威、荷兰、瑞典、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签署了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条约。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中日也签署了类似条约。中国关税自主基本实现，这不仅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而且对于保护、扶植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自民国十九年（1930年）起，王正廷还主持了与各国交涉撤废领事裁判权的谈判。由于各国提出种种阻挠意见，使谈判陷入僵局。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4日，南京政府颁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规定自1932年1月1日起，所有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均应接受中国法院管辖，但仍给外国人以一定的照顾。但该条例颁布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南京政府又宣布该条例暂缓执行，交涉以失败告终。

在“改订新约”运动中，王正廷还主持了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的谈判，收回了上海两租界的司法管辖权，建立了租界内的中国法院体制。对于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王正廷没有提出全面的交涉和实施计划，但通过努力，收回了天津比（利时）租界、镇江、厦门英租界、威海卫英租地等。

王正廷本人不是亲日派，但由于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仍然执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路线，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千多名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不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冲开警卫的阻拦，用墨水瓶掷伤王正廷的头部。王正廷于纷乱中从窗口跳出，始得逃脱。事件发生后，他被迫辞职。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王正廷改任外交委员会委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美国国务卿安排下与日本驻美公使会面，但毫无结果。以后，他也没有能够从美国方面得到新的援助。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国民政府将王正廷调回，改派胡适接替驻美大使职务。王正廷经香港转赴重庆，此后不再担任政界要职，只挂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主要从事各项社会活动、公益事业以及金融和保险事业。曾任上海市参议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菲律宾交通银行董事长、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

1961年5月21日，王正廷在香港病逝。

王正廷认为体育可以强身，可以卫国，可以唤起团结意识。所以他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35年创办的《体育季刊》“发刊词”中说：当视体育为强健身心之常经，当视体育为振兴民族之正轨。那么，如何才能唤醒民众，使大家都能懂得体育救国的道理呢？王正廷认为，通过举办运动会可以达到广泛宣传的目的，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因为“兴邦与救国绝非一人所能负其责，而世界之物质文明，导致人类身体有逐渐衰落之趋势，长此以往，民族之前途何堪设想，为提倡体育，举行运动会为最佳良方。”

正因为王正廷将举办运动会看成是对个人身体的培养，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所以他对国内外各项体育活动都投注了极大的热忱。同时，也使他自己在作为一名政界人士被社会所普遍认可的同时，也被人们作为一位体育界的领袖、作为一位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开拓者所接受、所尊敬。

民国十一年（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中国第一个奥委会委员。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与张柏苓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任名誉会长。他是远东运动会发起人之一，也是历届远东运动会赞助人之一，在前后十届远东运动会（1913年－1934年）中，任第二、第五和第八届运动会会长。他还连续担任第十届（1932年）、第十一届（1936年）、第十四届（1948年）3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领队。

唐振常：“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当始于辛亥以后之袁世凯及历代北洋政府，……在这一代可数的著名人物中，有伍廷芳、伍朝枢、陆徵祥、曹汝霖、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等。”

石源华：“王正廷一生曲折多奇。然最主要的奉献还是在外交界。其历时之久，处事之多，贡献之广，堪称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重镇人物，同时他也是民国外交史上褒贬不一、争议较多的人物之一。”

父亲：王际唐，基督教圣公会牧师，曾在上海郊区传教。

妻子：施美利，慈溪县东镇桥牧师施越明（1858-1936）之女，也是王正廷的表妹。

《王正廷博士演讲集》

《王正廷自传：顾往观来》（Looking back & looking forward），凌天出版社（香港），2012年4月版。

王正廷公馆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原停车场9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