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又称武汉首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暴动，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19世纪末，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地方科举考试停止以后，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亦正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造就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

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

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秘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

保路运动亦称“铁路风潮”。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十万计。清政府下令镇压。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1911年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清朝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炮队事件后，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当局召集官长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1911年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1911年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

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博尔济吉特·瑞澂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同盟会员何贯中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

武昌起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众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

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

《鄂州约法》对这三方面职权均有明确的划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并维护既得的成果。

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武昌起义即狭义的辛亥革命，同时又是广义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前后的系列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

战斗简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震惊了清政府，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撤销瑞澄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

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

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于1911年10月15日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以阻止清军南下。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陷，前后战斗41天，史称“阳夏战争”、“阳夏保卫战”、或汉口、汉阳保卫战。

结局影响

为时一个半月的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在这41天之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先后获得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

革命军虽然最后失利，但这次战役仍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有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而且为各省树立一个英勇抗敌的典范。它充分暴露了清军的残暴和虚弱，使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进一步陷入孤立和瓦解的境地。它吸引了清军绝大部分主力，使清政府无力有效地控制和镇压其他各省起义，从而有效地促进了革命军和革命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详细经过

漫步武汉街头，依然可以看到众多首义遗址，包括汉口的沿江大道历史街区（租界区）、既济水电公司及其水塔、西商赛马俱乐部及其大看台、大智门火车站、共进会机关部旧址等，武昌的日知会旧址、三烈士就义处、工程八营旧址、楚望台遗址、起义门、鄂军都督府旧址（红楼）、抱冰堂、拜将台遗址、宝通寺等，汉阳的归元寺等共10余处。

为纪念武昌起义创建中华民国，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将十月十日定为“国庆日”，又名双十节。

在中国大陆，双十节又称“辛亥革命纪念日”，是为纪念1911年10月10日（即清宣统三年、辛亥年农历八月十九）发动武昌起义的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十节作为“国庆日”的性质被取消，但仍作为“辛亥革命纪念日”予以纪念。双十节期间，全国各地均有庆祝纪念活动。

2011年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为武昌辛亥革命军政府旧址，位于中国武汉市武昌区蛇山南麓，阅马场的北端。这座西式楼房原是清末湖北省咨议局，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在这里成立军政府，一度代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职权。因主体建筑为红色楼房，而被称为“红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馆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武珞路1号。

武汉地区纪念碑亭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碑、总理孙中山纪念碑、民军起义国庆碑、胜利亭，塑像有武昌、汉口两座孙中山铜像、黄兴铜像和雕像，祠堂与墓葬有庚子烈士祠、三烈祠、黎元洪墓、田桐墓、汉口利济路辛亥铁血将士公墓、汉口球场路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汉阳扁担山辛亥铁血将士公墓、伏虎山辛亥名人墓、石门峰辛亥志士墓，公园和广场有首义公园、中山公园、首义广场，纪念路有中山大道、中山路、三民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民主路、首义路、起义街、黄兴路、蔡锷路、黎黄陂路、彭刘杨路等。

近代报纸《申报》详细记载了武昌起义的过程和事件，共有报道涉及百余篇，部分报道内容如下：

1911年10月13日《申报》在2、3、4、5版登了《武昌革命》《专电》《译电》《留学生皆革命党耶》四篇文章报道辛亥革命的消息，第一篇《武昌革命》就说“余昨日方评武昌革命党之泄事失机，而昨晚得武昌新军之变，省城陷，总督走，督署毁，张彪伤”；第二篇《专电》说“汉阳又失守，汉阳府逃失无踪”；第二天《申报》3版发表《译电》，说“武昌、汉阳、汉口均为革党占据……汉阳兵工厂及火药厂亦入革党之手”。

纪武昌城内所见1911.10.19申报11版

纪武昌城内所见1911.10.19申报10版引

专电1911.10.20申报3版引

杭垣拘获形迹可疑之旅客1912.04.30申报6版引

淸淮归命纪1911.11.11申报10版引

呜呼可怜之京师1911.11.30申报6版引

两军胜败大势1911.10.27申报2版引

瞎子改良新道情1912.01.31申报8版引

鄂省革命军起事前破获详情1911.10.15申报10版引

东邦对待鄂乱新风云1911.10.26申报12版引

东邦对待鄂乱新风云1911.10.26申报11版引

新军歌1912.04.01申报9版引

北通州民党被害1912.01.26申报6版引

革命五更1911.11.05申报26版引

革命之大战争1911.10.18申报2版引

浦江潮1911.11.05申报27版引.........

陈独秀：“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向导》第22期

李大钊：“我人之民族革命运动，第一次为太平天国，唯后杂入污物，故不甚好……孙中山先生……生于民族运动之发源地，于是一洗以前之污点，卒成造成民国，至今民族解放运动，还正迫行不止”。——《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1925年8月《雷火》第8期

毛泽东：“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刘少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坚决主张经过革命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民主宪政，也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政。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们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在他们的领导下，终于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周恩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