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1845年－1911年），字季和，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清末正蓝旗人，晚清名臣赵尔巽之弟，清朝大臣。

其父是道光进士，其兄弟尔震、尔巽、尔萃均考取进士，唯赵尔丰屡试不第，只能以纳捐为官，任职于广东。1884年任山西静乐知县，1888年调永济县令，得山西巡抚锡良赏识，随任于河南。

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又随之入川，先后任永宁道、建昌道。

1905年5月，时任清驻藏大臣的凤全在巴塘遇害，赵尔丰被调任建昌道，并受命招募兵勇，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乱，这也是其参与和川边藏区相关的事务的开始。当时，由于清政府和驻藏官员对藏区事务的处理不力，致使原本反英的西藏高层统治者转而成为亲英势力，而得到英国支持的西藏地方军队也经常在西康和川边地方制造军事冲突。根据这一情况，清政府制定了在川边实行改革藏政和改土归流的政策，意图稳定川边局势。

赵尔丰素来主张武力行事，在凤全被杀后，理塘土司逃至桑披寺，赵尔丰围攻桑披寺长达数月，并切断水源，也未能得手，为此大伤脑筋。后来，有位士兵发现桑披寺的地下引水管道后，该寺才被攻破，然理塘土司却侥幸逃脱，最终隐匿西藏。

赵尔丰平定西康地方土司叛乱之后，充任川滇边务大臣，并开始在西康进行改土归流的政策。

由于“改土归流”削弱了土司的权利，遭到土司的武力反抗，所以赵尔丰在六年中几乎是不停地打仗，废除了明正、德格、巴塘、理塘为首的大小土司和昌都、乍丫（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甚至驱逐了一些西藏地方政府在康区的官员。

1906年8月22日，清政府以“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决定设立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

1907年，锡良离任，赵尔丰一度代理四川总督一职。

赵尔丰考虑到川边与西藏关系的微妙，筹划了《会筹边务开办章程折》，主张川边与西藏划清界限。其次，增设官署。赵尔丰考虑到清政府每年给边务开办费银一百万两，额度远不能满足公务需求，所以请求油捐与糖捐两项税务收入作为政府将来的常项收入，协济兵食。因内地兵勇对于西藏糌粑等食物不适应，故将大米青稞两种，分发各半，同时开田引水，试验种植稻米。

1908年2月，朝廷任命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但仍兼任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打箭炉驻兵，改设打箭炉为康定府后又设登科等府，加强清政府对西康的控制。

朝廷要求他与联豫会同察度藏情，并拨给赵尔丰白银60余万两，如果不够，由四川总督随时接济。由于赵尔丰在川边的改革赢得了清中央的赏识，西藏噶厦深知赵尔丰主藏政，必会有与川边一样的改革，于是派员前往察木多，调集藏兵，意图武力阻止赵尔丰入藏。

1909年，赵尔丰挫败进攻巴塘的西藏叛军，并乘胜进入西藏，收复江卡、贡觉等四个部落地区，更越过丹达山向西，一直到达江达宗，此时距离拉萨只有六天的路程，达赖喇嘛逃往英属印度。赵尔丰上书请求乘胜平定西藏全土，并建议在藏区推行革教易俗政策，由于担心其举措过激，为避免事端，清政府没有允许，但赵尔丰入藏期间仍有大量寺庙被毁。

1910年，赵尔丰与钟颖军会师于查木多，然后两军迅速推进到工部一线，然后又进入波密地区。赵、钟两军对所到之处的土司头人进行招抚，说服他们建立郡县。这次行军，流传有很多传说。有史料记载道，“大军直入恩达，获噶伦登珠及随从四十余人”，当时赵尔丰在昌都，听说登珠将要到了，陈兵三十里，然而登珠“乘马不下，神色自如”。赵尔丰以盛宴款待登珠，登珠也坦然入座，不把自己当做囚徒。赵尔丰开玩笑地问他：“你为什么被捉住了啊？”登珠说：“两军对战，理应先约战期，鸣鼓对垒，以力相较，如此行劫，未足为武也。”赵尔丰听到此言，于是约好再战。但再次作战时，藏军皆不战溃散。登珠想要逃跑，但刚一上马，就被活捉了。之后赵尔丰又收复了三崖（今贡觉、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

1911年4月，原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兄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朝廷将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8月2日，赵尔丰到任。那时，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从而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早在6月份便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之后运动遍及全省。赵尔丰甫任，也曾一度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后又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但清廷对赵尔丰等所陈各节，不但置之不顾，反而电饬赵尔丰解散群众，切实镇压。赵尔丰被逼无奈，只能忠实的执行清廷的旨意。9月16日，赵尔丰召集各营军官训话，部署弹压保路风潮。9月7日，他以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为由，将应约而来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诱捕。赵尔丰未答应，并在当天下令射杀聚集在四川总督衙门请愿放人的民众，制造了后来所谓的“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各地同志军闻而起义，旬月之间，四川大半州县被保路同志军攻占，清军处处失利，四面楚歌。川军不愿意接受命令继续镇压，清政府于是派湖北新军入川平定动乱，导致武昌兵力空虚，因此该事件也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赵尔丰也因此事件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留任边务大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22日和25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原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军政府都督，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但是局势并不稳定，12月6日，军队突然哗变，蒲、朱逃走，军政部长尹昌衡平定叛乱，被推为都督。当军队哗变时，应一些绅商的请求下，赵尔丰以总督的名义张帖布告以安定军心，因此，事后人们怀疑兵变是赵指使。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陶泽琨将赵尔丰当场处决于皇城“明远楼”。《清史稿》称赵尔丰临死前“骂不绝口”。1913年秋，赵尔丰之兄赵尔巽买通袁世凯，袁密令四川都督胡景尹、师长周骏，在重庆将陶泽琨捕杀。

赵尔丰对推动川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在政治上，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管理；在宗教方面，抑制寺庙势力的恶性膨胀；在经济上，禁止土司、头人、寺庙放高利贷，严禁炒作买卖土地，废除土司、头人、寺庙的经济特权，废除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鼓励垦荒，兴厂开矿，改善交通，发展邮政，统一度量衡；在教育方面，发展官学，打破了寺庙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

乌拉（农奴，也即官府或农奴主所服的劳役）”在晚清以前是西藏人民沉重的负担，1909年2月，赵尔丰实施乌拉改革，颁布新的《乌拉章程》，要求征乌拉者必须付给一定的费用，俗称脚价。倘有违章苛敛百姓，勒令蛮民支差，不给脚价、口食，一经查出，定予严办，决不宽贷。《乌拉章程》于1909年9月正式施行，共二十六条，从前所有乌拉规章一概撤销。主要改革内容为：牛驮运不得超过120斤，背夫不得超过66斤，过重者，百姓可以拒雇；一匹马只准乘1人，随行货物不得超过20斤；雇佣的骑驮在乌拉途中倒毙者，官兵应给赔偿；以前乌拉支应者多为妇女，今后应徐图改良，男女均出，且五十岁以下。乌拉改革是清末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及实施新政的诸多措施中带给百姓利益较多的一项措施，为遭受沉重乌拉支应的藏族百姓减轻了负担。

赵尔丰经营川边藏的数年里，“所收边地（指改土归流），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为1928年西康的建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锡良：“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川人何罪？逢此屠伯！”

赵尔巽：“恩铭遇刺，实在辛亥之前，盖乱机已久兆矣。武昌变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寿、锺琦等数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

章士钊：“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政变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

尚秉和：“尔丰自光绪三十一年以次，勘定康地，驰驱劳瘁，至是凡七年，共用款六十余万，部拨经费尚余三分之一，而西康全域皆定。尔丰之治康，以傅嵩谋。狎其人，并知其山川扼要形胜。”“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着功若此者。”

贺觉非：“尔丰之治边也，先与兵威，……边地既定，即从事各种建设。……但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为赵氏。……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

李思纯：“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 （指改土归流），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

塔公寺庙喇嘛巴登说：“不管怎么说，我对赵尔丰这个人是不改变看法的，我认为你不管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固守有多大的功劳，你对地方老百姓毫无疼爱，动不动就以杀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对的。”

赵尔丰在四川所上的奏疏，被学者吴丰培整理为《赵尔丰川边奏牍》。

父：赵文颖

兄：赵尔震、赵尔巽

弟：赵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