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乾生，字仲甫，号实庵，男，汉族，安徽怀宁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

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应江南乡试落第。18岁撰文《扬子江形势论略》。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

1898年，维新变法和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使他受到很大震动。

1901年至1915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中西求是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2年，参与成立东京青年会。

1902年至1903年间，先后三次举办爱国演说会。

1903年，陈独秀回国在安庆筹建安徽爱国会，因被清廷察觉，出走上海。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日报》。

1904年，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是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的报刊之一。

1905年，在芜湖组织安徽第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革命组织岳王会。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并参加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这个时期，陈独秀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声望的革命前驱者。他虽然没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这对他后来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重要意义。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

1914年，出狱后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编委们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寓所，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北京大学也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

1918年3月，他明确表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政象薄之。”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侵略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

1919年4月，他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认为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由于反动当局压迫，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1919年5月4日，中国的五四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陈独秀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

1919年6月，因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同年9月获释。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他还约请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间，了解工人的状况。4月中旬，他联合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劳工要旨》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名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

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和组织工人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同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同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11月，陈独秀同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达此目的，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历史由此掀开崭新一页。陈独秀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这四条意见，一是“培植党员”，二是“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是“纪纲”，四是“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及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中共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

中共一大之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革命运动的开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对推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建立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和批判戴季陶主义等，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中，陈独秀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经过讨论，与会代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推进北伐，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大革命失败前夕，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此后，他一面按照中央要求，经常发表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揭露鞭挞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关注当前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为此，他拒绝赴苏商议问题和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此时他获悉，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

1929年春，当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认为革命已处于低潮。他对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其他党派合作的“左”的纲领和策略表示不赞成。这些都是基本正确的。但他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起义方针，并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问题上反对中共六大路线，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和主张。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他接受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这些都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点名批评陈独秀。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他联合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1931年5月，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陈独秀为书记。由于这个“反对派”的主张完全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陷于分裂和瘫痪，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当后来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口号时，陈独秀开始与其格格不入，到最后终于与之分道扬镳，成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中，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现。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陈独秀的诸多言论，表现了他的强烈爱国热忱和坚决抗日态度。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狱。对于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罪名，他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这是陈独秀对自己最好的辩护，也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表露。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

1938年6月底，陈独秀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到达江津居住。

1939年2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走进房门，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老脾气，是直言不讳的。

毛泽东始终不曾忘记过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再三讲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断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

尽管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政治上也无地位，但他还是关心时局的进展，为抗战宣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洁在社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声望。邓小平后来曾说过，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陈独秀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1984-1993年间，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写于1991年12月的“编辑说明”中说：“对于陈独秀诋毁中国共产党，诬蔑工农红军和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错误言论，本书全文照录，不予删节，以供读者研究和批判”。字里行间，“批判”遗风犹在，且不无防身自保之虑。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辑文890篇，272万字。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万字，多出200多篇、115万字。校正旧编中错、别、漏字句上千处。新辑作品主要是档案文件、新发现的文章书信，以及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有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主持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五卅运动中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南京狱中写给汪原放的54封书信，入川后写给台静农等人的近百封书信，等等。

《陈独秀著作选》第六卷，收入陈独秀音韵学著作《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以及与他的学生、语言学家魏建功来往书信。文字学著作，收入《小学识字教本》、致台静农、陈立夫、陈可忠等人书信。

《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文字学研究集大成之作。1929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售予商务印书馆。当时，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自然不能出版，书稿亦杳无下落。居川期间，陈独秀在《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基础上，写《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稿酬一万元。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建议改书名为《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以“小学”乃音韵字、文字学综合之古称，也是他研究文字形、声、义三者统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点，拒改书名。此书不能出版，他令家人不得动用稿酬。《小学识字教本》书稿由国立编译馆油印50册分赠专家。梁实秋分得一册，十分珍爱，日后带往台湾，请专人描清字迹不清处，影印500册，仍感不佳。再请人费时十月，将全稿重描无误，书名改作《文字新诠》，隐去作者姓名与《自叙》，代之以梁序，于1971年由台湾语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为陈独秀遗作。《小学识字教本》得以传世，梁氏功莫大焉。

在狱中，陈独秀写了《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戊寅年登石笋山》《干支为字母说》等音韵训诂学著作。

陈独秀论书法有一则佳话。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陈独秀的一语“刺激”，而发愤练字，终成一代大师的。当时陈与沈还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初次相见，就当面说：“昨在刘三壁上见了你写的诗，诗很好，而字则其俗在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刘三则是江南名士刘季平也，其时刘三和苏曼殊以及陈独秀、沈尹默等，都是东瀛留学归来常在一起诗酒风流的名士。沈尹默并不因陈的批评为忤，相反后来沈入北大任教，还把陈推荐给了蔡元培校长，并委以文科学长之职，足见旧时学人谦虚宽博之胸怀。陈独秀批评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实际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书法上的审美观。一般以帖学为宗的书法，若无厚实的北碑为底，用笔单调柔弱，则容易滑向“媚俗”一路。这一观点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转而尊碑风尚是一致的。不过后来即便是沈尹默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陈独秀在肯定的同时，依旧保留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1941年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反观陈独秀自己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兼备众体。

陈独秀诗词：

《哭汪希颜》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

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

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

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

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记戊寅年登石笋山》

悠悠史海、惊鸿掠过、念冯唐、秋不悯蝉语吱吱、独坐溪头思太公、登峰顶，神往春秋与聃同。

芸芸众生、吾似故人、憎郭开、寰不惜廉颇凄凄、庚未及甲忧社稷、居简舍，垂叹功成木应朽。

陈独秀晚年自南京出狱后，谢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诱，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其间对书法的爱好始终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当他得知欧阳竟无珍藏着东汉隶书佳拓《武荣碑》时，以诗代简，向欧阳竟无“索借”，诗曰：“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得诗后只得割爱以遂其心愿。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八千元稿费也退回去了。最后直至1942年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陈独秀的诗作可以分为三类：

（1）表现理想抱负、批判黑暗现实。

早期所作《夜雨狂歌答沈二》《远游》和晚年所作《金粉泪》56首及长篇五言诗《告少年》。托物咏志的《咏鹤》《杂感》四首、《感怀二十首》深于寄托，伤时感事，虽表现手法较曲折隐晦，也应归于这一类。最早的作品为《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发表于1903年8月17日上海《国民日日报》。

（2）悼念亲人、酬答友朋之作

早年挽亡兄孟吉的《述哀》和晚年《挽大姊》皆为五古长篇，诗中分别铺叙诗人与兄姊患难相依的生活历程，抒发出于肺腑的深哀巨痛。

（3）山水游览与景物题咏之作

描绘山水名胜与四时风物以抒情寄志，是传统诗歌的大宗，艺术美最为突出。《陈独秀诗存》中，早期和晚年都有这一类作品，颇富意境之美。最早的山水诗为《华严瀑布》五言绝句组诗八首。

原配高氏（乳名可能叫高大众）（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临淮乡人，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于安庆。

注：关于陈独秀原配夫人的名字，广为流传的是“高晓岚”。然而根据唐宝林、张湘炳等学者的研究，高晓岚并非陈独秀夫人高氏的名字。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在多次访谈和回忆中，也提到“我的亲母姓高，无名字”。

配偶高君曼（1888年-1931年），高氏同父异母妹。育有一子一女。病逝于南京。

配偶潘兰珍（1908年-1949年），江苏南通人，因病去世于上海，无子女。有一养女，潘凤仙曾居于上海。

长子陈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浙江及江苏区委书记。原配高氏之子。

长女陈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于上海。

次子陈乔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就义。

三子陈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幼女陈子美（1912年-2004年），妇产科医生。文革时经香港前往美加地区，后常住美国行医。她逝世后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崔爱民前去吊唁。

幼子陈鹤年（1913年-2000年），与姐姐陈子美为一母所生，母亲高君曼，妻子许桂馨。在北大读书期间是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1938年底，陈鹤年携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战争期间又回内地。抗战胜利后，再度带全家定居香港进《星岛日报》工作。

第一，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第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

第三，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

第五，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

第六，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1991年，胡绳玉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以答《百年潮》杂志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他在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陈独秀的新评说时说：“要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石仲泉说，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石仲泉说：“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同时又缺乏判断的能力。”“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石仲泉说：“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我看来难以说得通。”

2008年3月1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文，介绍陈独秀时写道：陈独秀，原来说是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似成铁案；但现在，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说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先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改正为“右倾错误”（而这一错误的形成，共产国际也要负责任）。《毛选》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得到了修改。毛泽东所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将来修党史要写他”（大意）的话，得到了落实。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开天辟地》等影视作品中，陈独秀已是“高大形象”。

2019年12月5日，《中共党史研究》刊文”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文中写道：“纵观陈独秀一生，经历十分复杂，既有早年的辉煌，也有晚年的凄凉。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转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然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他的人生悲剧。在指出陈独秀的错误和悲剧的时候，要看到他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更重要的在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的悲剧，也有着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毛泽东说过：“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讲陈独秀，就要把他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全面认识，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对于陈独秀，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他的功绩和错误，把它们作为历史财富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有益于后人不断前进的历史借鉴。

毛泽东作为陈独秀曾经的战友，继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之后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他一生曾多次谈及陈独秀。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

一、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

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谈及陈独秀：

1、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自己影响极大的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7月，应斯诺之邀谈及早年经历时，毛泽东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陈独秀。他说，自己当时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2、警醒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在承认陈独秀功绩的同时，亲历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毛泽东从未忘记陈独秀放弃党的领导权而使党蒙受的重大损失。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对斯诺说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在1930年代后期，由于王明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巨大影响，毛泽东谈及陈独秀，更侧重于提醒全党警惕右倾，要求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当斯诺要求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评价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最大的罪责归于陈独秀，认为他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进一步妥协明明就意味着灾难的关头，使党丧失了决定性的领导和自己的路线”。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警醒“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二、中共七大前后

毛泽东从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及陈独秀：

1．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党有功。七大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自己是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学生。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讲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2．反思全党总结处理陈独秀问题上的教训，要求处理历史问题时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泽东反思党在处理陈独秀等人历史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与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其一，与党内错误路线做斗争时，应该注重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个人问题。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其二，与错误路线作斗争，其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不过，肯定陈独秀曾经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可以抹煞他曾经的错误。七大前后，毛泽东也多次提醒全党牢记陈独秀的错误。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严厉指责陈独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同年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说法，对其后中共对陈独秀的评价起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作的报告，题为《“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关于陈独秀建党时的情况，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然而，虽然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陈独秀建党的功劳是高度肯定的，但对陈独秀的总体评价，依然是负面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三、20世纪50至60年代

这一时期，毛泽东谈及陈独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员”等词语，但是批判集中于陈独秀组织“托派”分裂党的活动，并非全面否定。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时写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的批语。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的谈话中，又将陈独秀与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列为“反面教员”。

毛泽东的这种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未忘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党带来的血的教训，尤其是陈独秀后期成立托派，背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错误。而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使毛泽东再次警醒陈独秀后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动。他认为，对这一类人，“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所以，“只能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经过安徽考察时的毛泽东特地嘱咐地方政府照顾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据此，地方政府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在世的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应的照顾。

1997年9月14日，《环球时报》披露了陈独秀的小女儿陈子美老人尚在人间（美国）并面临生存危机的消息后，中华海外联谊会对她进行了援助。同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访美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派人携鲜花探望陈子美。

1998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专项督办李铁映、曾庆红关于陈独秀故居以及墓地修复批示的落实情况。

1999年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陈独秀研究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0月9日，是陈独秀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座谈会，就陈独秀与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陈独秀与中国革命、陈独秀的学术及文艺贡献、陈独秀的抗日主张等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同日，陈独秀纪念铜像在上海福寿园揭幕，并举办《陈独秀在上海的战斗岁月》图片展。

鹤山坪石墙院位于重庆江津市南郊，原是杨氏乡绅的私宅。抗战时期陈独秀在此度过了他六十四年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石墙院”作为陈独秀晚年生活的故居供人瞻仰。

陈独秀墓位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

2001年，陈独秀墓园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达千余平方米。

2013年，陈独秀墓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独秀墓，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氏的合冢。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