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名祖燕，字立夫，以字行，还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人。中国现代政治家、思想家。陈其业之子，陈其美、陈其采之侄，陈果夫之弟。

陈立夫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1900年8月21日）。陈家原为吴兴世族，后家道中落，改经商。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二叔陈其美、三叔陈其采、兄长陈果夫均为重要的政治人物。

陈立夫幼年受父亲启蒙，七岁入塾，读《小学》《幼学琼林》及“四书”“五经”，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民国三年（1914年），他到上海考入路矿学堂中学部，有志于工矿开采。到民国六年（1917年）以第一名毕业后，陈立夫成功考取北洋大学采矿科。在校期间，他刻苦攻读，学业优秀。

民国十二年（1923年），陈立夫赴美留学，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学习，一年后即以论文《如何使中国工业化》获采矿学硕士学位。他先后在烟煤层厚薄不同的三个矿区实习，再去斯克拉顿做矿工。这时，陈立夫读到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遂在旧金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民国十四年（1925年）底，陈立夫自美回国，应山东中兴煤矿公司之聘，准备赴山东出任采矿工程师；但被蒋介石电召至广州，要他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在广州的东山公馆处理机要。陈立夫对于与二叔陈其美以昆仲相称的蒋介石难以违抗，乃勉强留粤。这时的蒋介石在处理廖仲恺案和东征奏捷后，已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但他与汪精卫、苏联顾问及中共人士之间的龃龉日增。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中旬，蒋介石猜疑苏联顾问的某些举措，打算用以退为进的办法，出国去苏考察，要陈立夫同行。在赴长堤码头的途中，陈立夫说：“校长，我们为什么要走？我们有军权在手，可以干啊！”蒋介石采纳此议，与他返回东山公馆，共同策划“中山舰事件”，排挤了汪精卫，打击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为后来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打开了通道。

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骨干，其聪敏机灵深获蒋介石的赞许。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陈立夫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未及半年，又升任秘书处代处长。他不仅精心处理总司令部内外事宜，还组织机要科人员潜心研究敌方密电码而破译成功，同时自编密码，使他人无法破译，被蒋介石夸奖为“等于十万大军”。

在蒋介石授意下，陈立夫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代部长的陈果夫把党务调查科改变成为一个专事研究和对付共产党活动的特务机构，以陈立夫为主任，为蒋介石“清党”反共效力。后来，他将该科交其表弟徐恩曾掌管，但仍负主管之责。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陈立夫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统辖国民党系统和军队系统的特务活动，权势更大。

蒋介石攫取国民党军政大权后，面临各个派系的争斗和倾轧，虽有黄埔系在手，但在国民党内和政界还缺乏一支听命于己的力量，以至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8月在桂系和汪精卫的逼迫下被迫下野。他懊丧之余，授意陈果夫、陈立夫把原先在广州建立的“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联络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党政机构的亲信部属，逐渐形成以二陈兄弟为首的CC系。后来他们还秘密组织起了“青天白日团”和“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以“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的信徒为成员，成了CC系的实体组织。他们在“党员登记”和“整理”中央党部及地方各级党部中，大量派出和重用CC系的亲信力量，逐步控制了国民党的党务大权，使得蒋介石能够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一手包办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并操纵中央执、监委员的选举。

民国十八年（1929年），29岁的陈立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最年轻的秘书长；不久后又任中政会委员兼秘书长。在这个“以党治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中，陈立夫为蒋介石襄赞党国军政大计，还经常“列席”中政会下设之军政、内政、财政、经济、教育、外交等专门委员会的会议，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承上启下，权势显赫。他与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的陈果夫共同直接控制党务，因此国民党内外有“蒋家军”“陈家党”或“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立夫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后，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起继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着力于国民党组织的扩展，自称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4月的15年间，“协助扩大征求党员至五百余万人”；同时进一步发展CC系势力，加强对全国党务系统和教育、文化系统的控制，并向政府机关和警务、司法界扩张。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CC系控制中央执监委员的选举达到巅峰，陈立夫的选票比蒋介石还多了四票；陈立夫为此十分窘迫，仓皇之中在统计票数的黑板上擦去了一个正字，以比蒋少一票过场。“权重震主”，后经多人向蒋介石说项转寰，陈立夫虽被选为中常委，但没有再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和秘书长的要职。

陈立夫在为蒋介石重用于中央党部担任要职近十年间，仍向往用其所学，在经济建设方面一展才华，曾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兼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常委及秘书长，谋划良多；以后终因党务繁重，无力兼顾而辞去经济委员会职务。但他认为自己“既无机会开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先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南京发起创办《京报》，一年半后又创办《时事日报》，后又与陈果夫创办一份《政治评论》月刊，以倡导“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为宗旨。民国十九年（1930年），他又联络好友开办正中书局，“为本党宣传主义”，自任董事长达20年。

陈立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深为忧虑，认为中日之战不可幸免，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间几次向蒋介石建言：应与中共接触，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扩展。同年12月，他奉蒋介石之命，化名李融清秘密赴苏谈判，先至马赛再抵柏林；但随后蒋介石又认为时机未到，命陈立夫自德回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陈立夫在南京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 Vasilievitch Bogomoloff）秘密谈判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事，得到苏方“决不帮助中共”的保证，即与蒋介石商议“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他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交给当时担任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负责打通与中共的关系。5月，陈立夫向曾养甫口授了与中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四）共方可以选择一个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他布置曾养甫在同中共北平市委和中共长江局代表分别接触的同时，还与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潘汉年建立了联系。经过几个月的磋商，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秘密会见潘汉年。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他代表蒋介石答复说：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再按才录用。后来陈立夫与潘汉年又进行两次谈判，答应红军人数由3000改为30000，但坚持一种收编招降的立场和态度。西安事变爆发后，陈立夫于次日要求潘汉年致电共产国际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促请中共协助释放蒋介石。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直接主持与周恩来的谈判，陈立夫参与幕后谋划。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立夫表示了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对中外记者说：“民心之向背，才是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我们鉴于士气民意之旺盛，全国上下一心一德，才有此坚决之信心，抗战到底，不到胜利不止。”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负责民众动员和组训；并兼军事工程团团长。

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起，陈立夫任教育部长达七年之久，主持战时教育事业的维持和发展。他担任部长后，每天上班在先，下班在后，兢兢业业，勤勉处事。他主持拟订《战时教育纲要》及实施要点，作为该部各司工作的大纲，各负其责。当时大量青年学生投奔抗日根据地，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他组织教育部人员将愿意从军抗日的流亡师生送至军校或军训班，将年幼及愿继续上学者安置入学并供给生活费。他推动各大学在后方单独或联合复校，使大学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后方城镇建立一批国立中学及教师服务团，设立贷金制用于衣食住读，以保证十余万师生能继续学业，俾使教育事业不因战争而中辍。为推动教育事业纳入正规，陈邀请教育专家拟订了全国统一的大学课程标准，并创议实行全国分区举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以改变过去各大专学校课程设置不一、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接着，他又组织专家学者对中学课程的教学课目、时数和课程标准作了统一修订和规定。他还推动建立国民教育制度，在各地增设国民中学及中心国民学校，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公布了《国民学校法》。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1月，陈立夫再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负责筹备已有十年未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凭借根基深厚的CC系，他力图控制选举，但是遭到三青团系、黄埔系等诸多派系的攻击和抵制，闹得不可开交，后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大会才开了下来。陈立夫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确定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集合各党派人土共商国是。陈立夫不以为然，认为：“凡一会议多数通过，而参与者不服从多数而拒绝执行之，此种会议有何意义？”后经蒋介石说服，才勉强作为国民党八代表之一参加政协会议。他认为国共两党难以合作，并指出美国派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来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也是徒劳无益的。

其时，蒋经国主持的三青团，在蒋介石的默许下，有制约、监督甚至改造、替代国民党之势，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9月于庐山举行的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出现了“三青团独立组党”的呼声。陈立夫闻讯后，星夜兼程赶上庐山，向蒋介石进谏力加阻止。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月，陈立夫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组织党团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受命调整党团双方的关系。但在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过程中，党团两方激烈争斗，加剧了对立之势。蒋介石于无奈之中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结果名为统一实则内部争斗更加激烈，陈立夫与蒋经国的矛盾日深。之后，陈立夫重任中政会秘书长，又兼经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虽全力以赴，但无补于蒋介石发动内战造成的困顿之局。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陈立夫任立法院副院长，年末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但对濒于崩溃的国民党统治更无回天之术。

陈立夫于1949年追随蒋介石撤往台湾后，支持蒋介石整顿党务、政务，重新出山主政。但蒋介石在“改造”国民党时，倚重陈诚、蒋经国等人，而把陈立夫排斥在“改造委员会”之外。

1950年8月，陈立夫离开台湾，不久后去美国，在新泽西州林湖城定居，与友人合办了一个养鸡场；经营之余，潜心研读中国古籍，编成《四书道贯》在美国出版。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协助该校建立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1969年4月，在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再三劝说下，陈立夫偕眷属回台湾定居。他一再表示希望平平静静度过余年，虽挂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等头衔，但表示自己“已不懂政治”。在此期间，陈立夫以读书自娱，一时热衷于中医药，对推动文化学术的发展也表现得颇为热心。研读古籍之余，又撰著出版大量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

晚年的陈立夫虽然不再过问政治，但蒋介石还是给他“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虚衔，蒋经国及国民党的一些人也尊他为元老。

两岸关系缓和以后，陈立夫对于海峡两岸文化、学术和民间来往的交流活动，表现得十分热心。他为早年与自己政见迥异的张西曼的家属题字云：“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忍小异而争大同则无争，无争则家和而事兴矣。”表达他捐弃前嫌、期盼“和平统一”的愿望。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联合33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中国文化统一论的首创，奠定了陈立夫在两岸关系的特殊地位，被台湾媒介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后来还当选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陈立夫晚年健康欠佳、逐渐减少公开露面。2000年10月，他因肺炎住进医院、还并发心肌梗塞。

2001年2月8日晚近9时，陈立夫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101岁（虚岁一百零三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1945年8月底，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谈判期间，国民党派军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被解放区军民打退，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停战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终于开幕。在政协会议的会场上，代表中国多种政治力量的会议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各种争斗中，最尖锐的自然还是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国民党右派的陈立夫一马当先，与共产党代表进行唇枪舌剑，顽固坚守反共立场。

在关于军队问题上，陈立夫与张群一起，坚持“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这一提议自然受到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周恩来表示，在一党专制的现状没有改变之前，把军队交给政府实质上就是交给国民党。双方争论激烈，最后达成折中的协议,即“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在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上，陈立夫表示：“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其实中国要进至民主，还要相当时间”，并说：“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参加选举，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陈立夫的这一说法遭到中共代表陆定一的反驳，陆定一明确表示：“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中有不愿参加选举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此事实，但数量很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选举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意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陈立夫被批驳得哑口无言。

在关于政治制度问题上，陈立夫坚持国民党一党专制。他口若悬河大谈一党制的好处，甚至不惜搬出他早已弃之不顾的苏联的建国经验，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苏联的经验。他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大家要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不仅如此，陈立夫同时还对中共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提出质疑，表示不信任，说什么：“当时国民党中委只有260名，国大代表有1440名，只占六分之一，比中共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针对陈立夫的无理发难，中共代表陆定一给予坚决反击。陆定一表示，中国目前的情况与苏联完全不同，中国的工农知识分子还处于无权的地位；更何况苏联也非陈立夫所理解的一党专政，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对于陈立夫否定的“三三制”，陆定一根据自己事先掌握的事实，揭露国民党代表包括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的真实数目，明确表示：“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要比’三三制‘下的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要少，这是难以相信的。”

陈立夫在政协会场上得不到半点便宜，便想办法在会场外搞各种卑劣的“小动作”。陈立夫密令CC特务及重庆市党部严密监视中共及各党派的活动，并指令用“以组织对组织、以民众对民众”的方法，对付共产党。会议期间，CC特务破坏了重庆各界人士为促进会议召开而成立的政协会议促进会，制造了为各界各阶层民众所不齿的“沧白堂惨案”。

会议将近尾声，陈立夫又指使中统特务捣乱各界人士举行的庆祝大会，企图“抓住这个群众集会的机会，夺取对大会主席选举的控制，以转移大会的目标，给共产党一次无情的打击”。特务、流氓在校场口大打出手，致使到会群众负伤、失踪达60多人，许多著名民主人士遭受人身侮辱与围殴。此外，中统特务还在全国各地挑起事端，如捣毁《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冲砸军事协调处执行部，威胁军调部中共小组成员；毒打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还都”南京之后，又制造“下关惨案”等等，均为“CC方面所为”，是“中统局所主使”。

远在1973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希望实现两岸沟通，便秘密找来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也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来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章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还写道：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给了陈立夫极大的鼓舞。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1988年7月14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34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尽管仍有某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陈立夫等三十四位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台湾《新新闻》发表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文中称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近百岁高龄的陈立夫在依然坚持不懈地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1992年，在接见大陆首批访台记者时，他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1994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前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

1999年在澳门回归的时刻，99岁的陈立夫书写了“雪耻荣归”四个字送给澳门。

1938年1月起，陈立夫任教育部长达七年之久，主持战时教育事业的维持和发展。他担任部长后，每天上班在先，下班在后，兢兢业业，勤勉处事。他主持拟订《战时教育纲要》及实施要点，作为该部各司工作的大纲，各负其责。

当时大量青年学生投奔抗日根据地，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他组织教育部人员将愿意从军抗日的流亡师生送至军校或军训班，将年幼及愿继续上学者安置入学并供给生活费。他推动各大学在后方单独或联合复校，使大学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后方城镇建立一批国立中学及教师服务团，设立贷金制用于衣食住读，以保证十余万师生能继续学业，俾使教育事业不因战争而中辍。

为推动教育事业纳入正规，陈邀请教育专家拟订了全国统一的大学课程标准，并创议实行全国分区举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以改变过去各大专学校课程设置不一、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接着，他又组织专家学者对中学课程的教学课目、时数和课程标准作了统一修订和规定。他还推动建立国民教育制度，在各地增设国民中学及中心国民学校，于1944年公布了《国民学校法》。

在战火迅速蔓延的形势下，为保存和延续中国的高等教育，更为了高等学校不被敌伪沾染。陈立夫当机立断，将高校内迁作为教育部当时的主要工作，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中外教育史上空前的大迁徙。在教育部的统筹安排下，华北、东南沿海各大高校一齐向西南、西北搬迁。据教育部1939年的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08所，战事初起时，因日军占领被迫迁移后方的高校是52所，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续办的25所，停办17所。余下14所学校，或是原设后方，或是原在上海租界，或是教会大学当时能在沦陷区继续办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全国108所高校中，只有新疆文理学院一所没有受到战事的影响。全国高校几度举迁，绝大部分高校虽辗转千里，却得以保持完整，这离不开陈立夫及其执掌的教育部的精心筹谋、密切配合。

然而，陈立夫虽然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诸如贡献，但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例如，在陈立夫的控制之下，教育部在各级学校严加防范“赤化” 。为达到防共、反共目的，同时也为了扩展其个人政治势力，陈立夫还想方设法将CC势力渗透于学校之中。CC特务在校园内大肆活动，对具有进步思想的师生进行迫害，施以绑架、逮捕，甚至杀害，激起广大师生的强烈愤慨与反抗，也引发国际国内民主人士的反感和谴责。

1932年7月，陈立夫参与创立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参与编纂发行了中国第一部电影百科辞典——《中国电影年鉴1934》。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

1917年，陈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陈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1925年，留美回国的陈立夫任蒋介石机要秘书。1929年，29岁的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陈立夫知道蒋介石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介石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西安事变震惊了国内外。蒋被张、杨软禁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在蒋介石躲藏处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为“正气亭”（今“兵谏亭”）。国民党要人戴季陶、陈诚、陈果夫、陈立夫、胡宗南、卫立煌、王耀武等先后在亭子内题词，歌颂蒋介石。

由于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另一心腹---台湾省主席陈诚不睦，为防止内斗，败退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决定清除陈立夫这块绊脚石。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的用意，一次在跟蒋介石谈话时主动表示：“总裁，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不久，陈立夫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叫他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带着全家仓促离台。

离台后，陈立夫一家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最终定居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此时的陈立夫，刚年满50岁。虽被称为“四大家族”之一，论资产陈家实际上根本不够格称作“大家族”，因此，谋生很快成为陈立夫流亡生活的主题，于是陈立夫决定办个养鸡场。当时，在美国定居的江苏医学院前院长胡安定准备投资办个养鸡场，需要合伙人，找到了陈立夫。陈立夫与胡安定考察了60个养鸡场，挑一个便宜的买下来，成交价为4.7万美元，可先付2万元，剩下的分十年付清。陈、胡二人翻箱倒箧，倾尽所有，只凑足8000美元，四下里告贷，经朋友援手，总算把鸡场盘了下来。

陈立夫的这个养鸡场，上上下下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两人打理。夫妻二人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这段生活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的小儿子陈泽宠曾经回忆，陈家当时只有一间房子，鸡儿就那么在屋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家人只好在鸡群里面跑来跑去。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陈立夫，有人看到陈立夫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作家李敖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陈泽宠，陈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陈家养鸡场最兴隆时养了6500多只鸡。陈立夫的儿女曾问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陈立夫无奈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为节省开支，陈立夫的养鸡场全部采用人工饲养，劳力支出很大，陈立夫出力最多。三年下来，养鸡场利润可观。

但好景不长，随着横贯美国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西部地区大量廉价鸡蛋源源而来，蛋价暴跌，直接威胁到了陈家养鸡场的生存。不幸的是，1964年10月，陈家养鸡场附近的森林失火，陈家养鸡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好在陈的长子、次子均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找到了不错的工作，陈立夫夫妇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些接济。

鸡场被焚后，陈立夫又把目光投向养鸡业的“下游产业”———鸡蛋加工上面。陈立夫家中有一个做皮蛋的秘方，陈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仅好吃，而且好看，在美国的华侨之中，人称“陈立夫皮蛋”。中秋节到来之时，颇有商业头脑的陈立夫将2万个鸭蛋制成鸭蛋黄供应，着实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他又扩大业务，做湖州粽子、年糕、咸鸭蛋等。

在当年唐人街，陈立夫家制作的辣椒酱也一度成了热销品。当时，陈家在美国有很多老朋友，经常到陈家聚会。陈夫人很会做菜，大家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订购。陈夫人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这种辣椒酱味道鲜美，有人美其名曰“陈立夫辣椒酱”。

陈立夫开养鸡场、卖皮蛋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进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在鸡场起火和出鸡瘟的时候，蒋介石还曾秘密通过近臣俞国华给陈家寄钱，帮陈家渡过难关。陈诚死后，蒋介石派人赴美，让陈立夫准备尽速返台定居，并指派专人在台湾为陈立夫督造官邸。当时已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出马为陈宅选址。1969年国民党开完“十全”会后，陈氏夫妇回台湾定居。

陈立夫一生历经风风雨雨，却身体安康长寿，享年101岁，其中确实有些养生之道。

1990年8月27日晚，陈氏家族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庆祝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90大寿。为了感谢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校友门生、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以介绍他的养生之道作为答谢致辞。

陈立夫说，他的长寿之道分为四个“老”，共32字：“老健：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老伴：爱其所同，敬其所异；老友：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老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在宴会上，陈立夫的致辞如下：

人生活到90岁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尤其夫妇二人都到90。我今天答谢诸位第一句话就是“祝诸位全体健康和长寿。”同时要乘此机会报告大家，老年人之四大需要，以及达到四大条件之要点如下：

老健

老而不健康，是不幸福的，所以要保持健康为最重要。让我奉赠你们八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古人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因为它常动之故。人体亦然，多动使其血液流通，增进健康，其理易明。人都了解自己身体方面的缺点何在，就得在这方面多做运动。我每天清早5时半一起身，就要淋浴，淋浴时当水冲到哪里，就按摩到哪里，从头顶到脚心，每处用两手按摩100下，一共需要40分钟，连洗脸拭牙等约需1小时。早饭后，再散步1000步。如此做来，已有28年，决没有一天间断。持之以恒为最重要，此之所谓“养身在动”。

养心在静。首在不发脾气，不寻烦恼，知足常乐。我随蒋公服务25年，从未向他做任何要求，故心常快乐。他要我做这事做那事，我尽心竭力去做，做不好，是非所学（我是学采矿工程的），非我之罪也。故心常安，所以睡眠甚佳，不厌不游，此之谓“养心在静”。

老伴

中国人的夫妇观念与现代美国不同，是要“白头偕老”的。所以要慎择于始而和顺至终，惟如何能达到“和顺”二字，必须做到下列八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须知天地间没有两个全同的人，就是亲兄弟姊妹，都是个个不同的，强人同我，就是自私，自私是争吵之主因，为“老伴”之大敌。所以只要大体相同，不必求对方一定要同我，则得之矣。大同世界，如何达致，亦就靠上述之八个字，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相处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与内人结婚已63年，从未吵过架，就是靠上面的八个字。夫妇和顺，对于下一代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儿孙，似乎亦没有听到有任何问题。这八个字是我创造的，谨供大家参考。

老友

人不能孤陋寡闻，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人人应交的益友。昔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友不是酒肉之交，而是道义之交，以文会友，交友辅仁为目的也。为欲维持长久友谊，亦有八个字，供大家作参考：“以诚相见，以礼相待。”

老本

老本者，指老而有储蓄也，亦即经济方面有独立能力，而无须求于人（包括儿女在内）也。于此我亦有八字奉献如下：“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以上四点，仅述以往之经验，仅供诸位之参考，仍请指教。

据采访过陈立夫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描述，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百岁寿诞时，陈立夫写过一篇《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文章开卷语写道：“长命百岁，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非人人所能达到的。其原因甚多：有属于先天所禀赋、有属于后天的保养、有灾难而能逃过、有俗务而能减少。”在《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中，他谈了自己独到的体会：先天的禀赋，人人不同，而最可贵者，则具有四种：一、能熟睡。二、不发脾气。三、记忆力强。四、有恒心。 长寿关键在于后天的保养，有七点为要。

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在上海进入中学受学时，各种球类运动均好参与。其他如赛跑、游泳、滑冰、打拳等等，亦莫不参与。年岁越老越不中断。 养心在静，要淡泊明志。余诚无志于仕途，对于勾心斗角之争，决不愿见其出现。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他的家既非富有亦非贫乏。因其二叔辛亥革命起义上海，事成而家亦不复穷困。但不久反袁称帝，又遭迫害，复归于贫困。故饮食终归贫乏之，其能维持学业不辍，则全赖其三叔在银行服务以协助有以成之也，故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二者勉强做到。

多食果菜，少食肉类。家贫其能不断餐者，因上一代兄弟友善从不分家，故能免于三餐不断。祖母茹素，固然两素两荤，家里女人吃素的多，自然适合，其实正合乎养生之道。

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吃生牛肉、海鲜等已成为人类之普通习惯，认为好吃不问其他。他则认为癌症日见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故终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饮”，从未破例破例。

头部宜凉，足部宜热。有一美国老年人活至120岁，究其长寿原因在于：“保持头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与中国老年人睡眠前以热水洗脚，非至极寒冷之日，不戴帽子同一理由。

知足常乐，无求乃安。昔人云：“登天难，求人更难。”故常以自立自强，好学博学诲人。“无求于人品自高。”求人常使其心不安，而受制于人，不可称为自主，欲求心之安乐必从知足无求做起。

减少俗务，寻求安宁。陈于80岁生日之起，自限“不为”之事如下：不剪彩；不证婚；参加婚礼及寿宴不发言；不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如此做法减少年高时之麻烦。

陈坦言，他的身体并不特别强壮，自58岁起，即患糖尿病，亦曾因胆结石及膀胱结石，动过外科手术，其他的病亦曾生过，今居然能活到100岁，不亦乐乎。后天的保养是长寿的关键。 1949年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保住政权，先拿陈立夫开刀。陈立夫的原则是“不生气”。他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埋头研究起《易经》来。 为了维持生计，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元，买了一个养鸡场。没有帮手，他就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很快就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

养鸡不仅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还让他的精神得到了振奋。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劳损，常年背部疼痛，从事体力劳动竟然治好了这个病。陈立夫还在家中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 闲下来的时间，陈立夫和夫人读书、写字、绘画，还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就去大学讲课，进入了无忧、无辱、常乐的人生境界。

陈立夫晚年一度热衷于中医药事业。他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

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

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陈立夫曾获得国民政府授予的云麾勋章（1937年）、景星勋章（1944年）。还曾获韩国建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哲学博士学位。

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字勤士，清末府学廪生，授业乡里，后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等职。陈其美（英士）、陈其采（蔼士）为其二叔、三叔；陈果夫（名祖焘）为其兄长。

陈立夫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古籍兴致甚浓，研读《易经》后提出“唯生论”，谓宇宙内一切生命的生存条件有四：物质、精神、时间、空间，“生”是宇宙的本体，“生生不已”又是“生生不灭”，人类之求共生共存共进化是历史的根本原动力。他自称“唯生论”超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上，先后写出《唯生论》和《生之原理》两书出版。

陈立夫退出政界后，旅居美国近19年（1951年—1969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1969年返台，专事文化工作，著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国父道德言论类辑》《儒家研究言论集》，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撰有《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晚年还撰著出版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成败之鉴》。

陈立夫在书法领域颇有心得。他终身研究并践行儒学，晚年致力推广中华文化及中医药学。他还潜心学术，长于论著，一生著述三十余本，并有更多翻译与编辑的书籍存世，其中不乏孔孟哲学、四书、土地法、私人回忆录、中国农业史与科技史、教育等，题材广泛。尽管陈立夫鲜少提及家庭生活，但其回忆录中依然流露出对六十六年结发妻子孙禄卿的倾慕与钟爱。孙禄卿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夫妻二人曾多次合作，创作天分颇高的孙禄卿作画，书法功力深厚的陈立夫题字，琴瑟和鸣，令人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