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1906年6月9日—1996年5月9日），男，出生于江苏无锡，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阵线的卓越领导人。出版有《陆定一文集》。

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1925年在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读书时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季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任共青团南洋大学支部书记及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同年秋调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中国青年》。

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27年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共青团驻少共产国际代表。长征时，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红章”纵队政治宣传部工作，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老山界》编入苏教版八年级上册第3课。《老山界》编入上海版七年级上册第十九课。《老山界》编入长春版七年级上册第八课。

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陆定一根据任弼时同志主持召开的团中央紧急会议精神，参与起草了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请求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随后，陆定一以共青团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这期间，他以犀利的文笔撰写了大量文章，鞭挞黑暗势力，鼓舞青年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坚韧不拔地进行斗争。

1928年初，陆定一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到广东帮助广东团省委工作，协助组织了1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1928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陆定一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仍担任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他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宣传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1928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此期间，陆定一与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斗争。

1930年陆定一回国后，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陆定一被错误地撤销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当年28岁。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

1940年底，陆定一奉命回延安。

1942年4月，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他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强调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5年，陆定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陆定一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

1947年1月，他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透彻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关于美国反苏战争口号的实际意义是侵略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关于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在全国和世界上引起广泛注意。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陆定一兼任中央直属队政委，随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做出了出色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7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毛泽东同志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倡导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农村职业中学。

1959年，陆定一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0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2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

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关押近13年之久。

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

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陆定一同志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较高，青年时代翻译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延安时期，曾参与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

1991年他85岁高龄时，还主持编辑了他从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亲自撰写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简练的文笔颂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著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老山界》等等。

陆定一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高度的党性，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他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他作为早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期望。

陆定一在中央苏区时任苏区共青团宣传部长，长征时任《红星报》主编、总政宣传部部长、陕甘支队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对长征的政治宣传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位出身于诗书世家的职业革命家文章写得很好，他还善于写诗。在长征途中，陆定一写了许多诗歌。在革命战争中，这些诗篇适应了斗争的需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但很可惜，这些不同寻常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首外，大都没有保留下来。 1935年5月，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北渡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此，红军必须经过大凉山，借道彝族(当时称为“ 夷”)聚居区。由于历史上反动政府长期歧视与压迫少数民族，致使彝民疑忌汉人，加上语言不通，更易造成误解。因此，通过彝族聚居区成为一个难题。中央决定:用政策的感召力建立友好关系，要求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为此，部队上下开展了一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对内，教育指战员了解和尊重彝民的民情风俗，严守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对外，发布告，贴标语，向群众宣传，讲明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根据中央的精神，陆定一撰写了一份布告，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布告全文如下：

“布告诗”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人贫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民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这张布告为“六言韵文”，或者称为“布告诗”，六字一句，一韵到底，通俗简明，朗朗上口，易记易传。布告深刻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准确而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在当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许多彝族群众就是通过这个布告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共产党和红军的。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在动员时，也特别强调要执行、宣传这个布告。他对部队宣布：“彝人会射箭打枪，疑忌汉人，和我们语言不通，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民区。”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所以，红军一路上不仅没有和彝民发生冲突，反而吸收了不少彝族群众参加红军。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布告诗”是第一次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的。也就是说，“万里长征”这个词，是陆定一的创造，并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

两大主力军会合歌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同先期到达懋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远道而来的战士噙着热泪，在雪山脚下翘首伫立、等候已久的兄弟互相拥抱，两军都沉醉在狂欢的热潮里。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手中，战士们高昂的歌声震撼山河。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军会合后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将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而张国焘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陆定一写下《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歌词如下：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雄弟兄。/团结我们工农武装不可摧毁的力量，唉！/团结我们工农武装不可摧毁的力量，/坚决赤化川陕甘。/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来伟大的会合。/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唉！/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首《两大主力军会合歌》热情奔放、铿锵有力，不但讴歌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伟大胜利，而且将中央的精神写进了歌词，通过传唱，使每个红军战士明了会师后的主要任务。这对于统一全军的思想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打骑兵歌

红军进入川西北后，经常遭到反动骑兵的袭扰，并屡屡受挫，这是长征以来遇到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此，中央军委于1935年8月6 日颁布了《关于对敌人骑兵作战的指示》，详细讲解了骑兵的基本特征及缺点，在各种情况下与骑兵作战的基本要求及注意事项；刘伯承、叶剑英等分别讲授打骑兵的基本知识；红军各部也掀起学习打骑兵战术的热潮。为了配合斗争的需要，陆定一与杨尚昆的妻子、红军中著名的歌唱家和戏剧教育家李伯钊合作写了一首《打骑兵歌》，将打骑兵的要点编成歌曲，在部队中传唱。

《打骑兵歌》的歌词如下: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勇敢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齐放易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我们消灭它！/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歌词写成后，李伯钊配了曲，在《红星报》上发表，立即引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兴趣，很快传遍了红一方面军的各 个连队。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很喜欢这首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刘瑞龙回忆道：“这首《打骑兵歌》，寓战术要领于歌曲，情趣盎然，朗朗上口，广大指战员都喜欢唱。”歌曲获得如此广泛的反响，更激发了李伯钊的创造热情，于是，她又编了《打骑兵舞》，红军政治部通知各宣传队派人到毛尔盖学跳这个舞。歌舞结合，欢快热烈，红军战士们学习的兴致更浓了。一首好的歌曲所起的效果是难以估价的，据红一军团宣传队干部回忆：“《打骑兵歌》及其舞蹈的推广普及，的确发挥了应有的效用，以后红军遇到骑兵，再也不感到惊慌失措了，一排子枪打过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

陆定一同志的著名新闻学论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是1943年春天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也是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的中国第一次新闻改革的产物。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与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即新闻的本源问题，同时阐明了“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论文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做人民的公仆”；办报的人要有群众观点，办报要走群众路线。这些观点与当前我国中央领导要求新闻工作“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正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新闻体制改革。但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事业怎么开拓创新，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与办报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搞好新闻工作、加强自身修养的思想准则与行动指南。

第一，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与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即新闻的本源问题。“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并且进而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论的“性质说”，阐明事实与新闻政治性的关系：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在阐明新闻本源的同时给“新闻”下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定义。陆定一同志当时在文中强调的：“一定要认识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实的，那怕装得象很‘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系列至理名言与精辟论述，不仅在当时是揭批德意日法西斯造谣的“新闻理论”、国民党反动特务所谓“三民主义的新闻理论”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是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与“假、大、空”文风的锐利思想武器，还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加强自身修养的准则。论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重读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第二，是阐明“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论文基本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中新闻必须具备“五要素”（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等）的观点，也基本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主张记者采访必须“亲自踏看”是对的，但同时指出这是很不够的。因为“五要素”俱全的新闻中还是有可能出现假新闻，因为记者“亲自踏看”还是有可能只见表面与片面，乃至被假象蒙蔽，而且记者不可能事事都能到现场。因此陆定一同志提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具体要求：专业的记者要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这些原则、观点与传统，至今继续有效。特别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办报、办广播电视、办网站等，都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来指导工作，万万不能以为是老生常谈而麻痹大意。

唐义贞

陆定一的第一位夫人唐义贞比陆定一小3岁，出生于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个中医家庭。唐义贞14岁进入董必武主持教务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读书，那时正是大革命时代，新文化运动活跃。她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冒着危险在车站、港口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给市民传递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向革命者举起屠刀。18岁的唐义贞被党组织送到苏联，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她遇见了也在莫斯科的陆定一，那时他是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两人一见如故，在1929年结为夫妇。 1930年夏天，陆定一先她回国。不久唐义贞也来到了上海，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一起工作。1931年春天，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最严峻时刻，陆定一夫妇在住所接待了周恩来。1931年5月，唐义贞要求去苏区工作的愿望得到批准，她和陆定一分别后，和何叔衡扮作父女坐海船在汕头登岸，沿着秘密交通路线，到达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福建永定。7月，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唐义贞协助苏维埃政府准备转移，不意有一天竟遇见陆定一，两人大喜过望。陆定一告诉爱妻，他被打成奉行调和路线的人，已被撤销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委员职务，几经辗转，才从上海来到这里。9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唐义贞随陆定一到了瑞金。此时陆定一已由团中央巡视员改任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长。他们在叶坪附近一座废庙里安了个家，第一个女孩也是在这里降生的，她被取名“叶坪”。

1932年初，唐义贞担任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并加入了党组织。这年9月，中央军委设立总卫生部，唐义贞任下属的药材局局长，并仍兼任厂长。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将孩子寄养在当地一位工人家里。一天，她突然接到陆定一的信，原来苏区团中央局在“左”倾思想指使下，指控陆定一犯了“右倾”错误，又撤销了他现任职务，他重新被派回上海去当团中央组织部干事。就在这之后不久，唐义贞还意外地遇见被押解着的面容憔悴的邓小平。她请看守将他带到自己的住处，用仅有的一个银元买了两只鸡，让邓小平打了一回牙祭。临走还让邓小平将没吃完的鸡带回他的禁闭室。 1932年下半年陆定一从上海经赣东北又回到中央苏区，他的案子也得到中组部平反，一对患难夫妻再次相聚。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果，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唐义贞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被留了下来。望着腹部隆起，步履蹒跚的她，陆定一依依不舍。唐义贞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别，但两人都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把持苏区的当权者却在宗派主义影响下，无端开除了唐义贞的党籍。1934年11月，她随被派往闽西的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一行人前往长汀。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杨老太太陪伴下，到达长汀圭田，20日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定。十几天后，她含泪和新生婴儿分别，回到自己的队伍。1935年1月中旬，部队处境日趋险恶，他们决定往江西方向转移，去寻找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哪知反而暴露了去向。敌36师迅速包抄过来，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向身边的少共福建省委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身后事说：“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我若牺牲了，日后有人问起，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经过一场殊死战斗，困在乌蛟塘大山中的唐义贞等二十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被俘。1935年1月31日凌晨，坚贞不屈的唐义贞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当时她还不满26岁。

1943年11月，陆定一在延安得知唐义贞壮烈牺牲的消息时心都碎了。他失眠半个多月，在那些不眠之夜，怀念着英勇献身的亲人，思念着不知流落何处的骨肉――女儿叶坪以及不知性别和名字的另一个孩子。陆定一后来回忆说：“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失眠半个多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严慰冰

陆定一和严慰冰的婚姻，是陈云作主介绍的。严慰冰是一位才女，能诗擅词。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开学时正逢抗战爆发，她就毫不犹豫地奔赴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即上了前方。与陆定一结合后，她抚养了3个孩子。 “文革”开始后，严慰冰成了林彪上台“祭刀”的第一个牺牲品。她写了封匿名信，怀疑林彪夫人叶群历史有问题，被打成要凶恶地“谋害林彪全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1966年4月被捕入狱，身陷囹圄13年。写匿名信是严慰冰个人行为，但也株连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陆定一。严慰冰的母亲过瑛老人，在抗战初期带着三个女儿，历尽艰难，行程万里，到达延安。这位对共产党作过贡献的革命老人，七十高龄，竟也被抓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并于1968年冬天死于狱中。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严昭、严梅青、严萍，也无一幸免地被关进秦城监牢。陆定一的儿子也被抓进监狱六年，批斗时眼睛被打伤，还被打断两根肋骨。严慰冰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于1978年12月无罪释放。陈云80寿诞时，严慰冰前去祝贺，陈云亲笔书写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赠给严慰冰。一身是病的严慰冰于1986年辞世，终年不足70岁。

本来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就动过去江西寻找失去前妻及儿女下落的念头，但是由于公私两方面的原因，没有成行。到了晚年，他思念愈炽，总觉得这种牵挂，生前该有个了结。他拜托了江西、福建两省有关政府部门。他们为寻找革命前辈和烈士留下的儿女，尽了最大的努力，详细研究唐义贞烈士的生平事迹，到处查找有关线索。所幸唐义贞托孤的陈六嬷仍健在，最先找到的是当年抚养在范其标家的儿子小定，随后才在江西赣南一个县里，找见了他的女儿叶坪一家。 1985年春天，长汀县人民政府在唐义贞烈士英勇就义的四都下赖村，竖起了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与陆定一失散五十余年的一双儿女也被寻找回来，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和儿女。陆定一知道这喜讯后，和儿女们取得了联系。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外孙赖章盛，率先去北京探望了从未见过面的外公。外公仔细看了他们寄来的各自家庭和孩子们的照片。当看到女儿叶坪生的女娃，他的外孙女，一个风华正茂的女青年时，老人眼睛定住了，随即老泪纵横，不能自持。因为，这孩子的容貌、神气，太像她的外婆唐义贞了！对于将要到来的团聚，老人和儿女、孙辈，彼此都很慎重。儿女和孙辈考虑到老人已过八旬高龄，体弱多病，不能让他太激动。而老人方面，又觉得和失散多年的儿女、孙辈团聚，是一件隆重的值得纪念的大事，要选择好日子和好地点。他选择了在江西南昌见面。 1987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南昌一家旅舍，陆定一和失散多年的亲人们重聚。按陆定一的要求，外孙女穿着红丝绒旗袍同他见面。相见的那一刹那，真似五十多年前青春焕发的唐义贞形象的复活。外公拥着自己的外孙女痛哭失声，满座的人都默默饮泣。在唐义贞墓前的石碑上，留下了陆定一的亲笔题辞：“义贞知己，我的夫人。”

无锡和京城故居

位于无锡市西河头28号，为清末民初建筑，房屋前后三进，有数十间房屋，第三进为转盘楼结构，带有后花园。 陆定一同志1906年6月9日出生在无锡西漳，在1925年“五卅运动”的波涛中，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后，他先后历任团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宅原是美国钢铁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在1918年用建协和医院的剩余材料为其父母建造的一所住宅，直到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才离去。1946年1月，这里成为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驻地，后为龙云家所有。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居住在此，去世后仍归龙家。

该宅院现存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坐北朝南。院西墙中南部辟一大门出入。门南侧有一座四角攒尖顶方亭子。院内房屋稀少，北部五级水泥台阶上为宅院的主体建筑，为一幢中西合璧式房屋，“工”字形平面，混凝土结构，地下一层，地上一层，中式大屋顶，中间为庑殿顶，四角为四角攒尖顶，均为灰筒瓦屋面。南部中间有一露台。院中栽植海棠、苹果及槐树等花草果树。庭院中甬路呈S字形。院内散落有石狮、石观音等雕刻，西南处地面上有圆形龙纹石刻。

1984年1月10日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情况较好。

1996年5月，陆定一在北京逝世，其骨灰安葬在无锡太湖边的华侨公墓。

2016年9月29日，经中央批准，陆定一骨灰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新墓地。

陆定一同志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较高，青年时代翻译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延安时期，曾参与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1991年他85岁高龄时，还主持编辑了他从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亲自撰写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简练的文笔颂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陆定一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高度的党性，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他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他作为早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期望。

陆定一同志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他认真执行党章，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廉洁奉公，生活朴素，不争名利。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护干部，维护团结。他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表现出人民公仆的本色。

陆定一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奋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学习陆定一同志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陆定一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