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养甫（1898—1969），原名宪浩，广东平远县人，1923年在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深造，入匹兹堡大学研究院，获矿冶工程师学位。1925年初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1929年3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后任中国国民党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公路处处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副主任。1931年12月继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后，任广州特别市市长、黄埔开埠督办公署督办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1938年后，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兼军事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曾督办修筑滇缅国际公路。学者称其为“中国土木水利（交通）建设之父”、“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参与创办梅州家乡的最早及最高学府南华学院等。1945年后，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曾养甫（1898—1969），广东平远东石镇双石村人。

1917年秋考入天津国立北洋大学预料，两年后升入本科矿冶系，1923年毕业。同年秋自费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学习，曾到矿场实习，到油漆厂任技师，还被选为匹兹堡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国际学生会会长。

1925年初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

1926年春在美国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任广东石井中央兵工试验厂筹务处主任、厂长，监造迫击炮，后调任国民党广东省巡视员、青年委员、中央宣传部巡视员、广东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结识陈果夫。

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

1927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广东兵工局局长、国民革命军军官团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特别党部筹备委员。

1929年3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后任国民党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公路处处长，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副主任。

1931年12月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

1935年任铁道部次长兼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是年11月受陈立夫秘密委派部属谌小岑寻找同共产党接触的渠道。12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国家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翌年夏以国民党方面代表在南京相继同中共代表周小舟、张子华进行初步会谈。

1936年7月调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州特别市市长，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还一度兼任黄埔开埠督办公署督办。

1938年3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同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曾在广宁县组织抗日游击总指挥部，任总指挥。不久，调任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主任，主持粤湘赣各线军需运输，保障抗战后方供给。

1939年8月，任军委会滇缅国防公路督办，亲率工程技术人员，主持战略要道滇缅公路的修建工程，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修通，使抗战大后方的军需供给有了保障。

1940年后，任军委工程委员会主任，同年冬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负责筹备抗战后方交通建设，维持前方军需民用的重任。

1945年后，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

1949年去香港。

1969年8月28日在香港病逝。

曾养甫幼承庭训，聪颖异常，始读东石义方小学，1912年考入平远县立中学。1916年夏，入上海复旦中学补习，1917年秋考入国立北洋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矿冶学系，1923年夏季毕业。同年秋，自费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功课之余，在矿场实习，又在油漆厂任化工技师。同时，研究孙中山所著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坚信科技知识与精神为物质建设的先决条件。养甫身躯魁伟，气度非凡，活泼多才，能言善辩。在校时，任匹兹保大学中国学生会长，后又当选为国际学生会会长。

1926年春，曾养甫获得硕士学位，回国抵上海。这时，正值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准备北伐。于是，曾养甫被派到广州，领导青年，训练干部，巩固后方，继而奉命筹办广州石井兵工厂，并任厂长。该厂专门制造迫击炮，以充实军兵器。在建厂时，工厂设备在上海采购，用商船运粤。为防止海关留难，养甫亲自率领数艘兵舰，到虎门接运，使设备如期运到，工厂迅速投产。是年6月1日起，中国中央组织部，派曾养甫为中央组织部民众组织处干事，兼广东省党部青年科科长。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养甫奉命兼北伐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

曾养甫于1927年出任广东省政府建设厅长。1928年2月18日，国民政府设立“中华建设委员会”，由张静江任委员长，曾养甫任副委员长。那时，张静江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驻扎杭州，故由曾氏负建设委员会的实际责任。他根据建国方略，积极进行工作。先从整理国营事业入手，本着“管理科学化”、“经营商业化”两个原则，建立会计制度，集中采购材料。3年间，办了5项事业：

一、整理、扩充首都及戚墅堰两间电厂；

二、创办湘南煤矿，以充实长江下游的动力；

三、设置无线电台三十座，筹建上海真茹国际电台，开创中国通讯事业之先河；

四、决定编制黄河、淮河、太湖的水利计划，并进行测勘；

五、筹备开辟东方与北方两大商港。

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氏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嗣后，在1931年和1935年召开的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先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养甫奉派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同时兼任浙赣铁路理事会理事长，建设钱塘江大桥委员会主任委员、改良蚕丝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就任后，把开辟道路列为建设首要。1933年夏秋期间，国民政府决定修筑浙闽公路浙江段，限期半个月完成。这段公路山岭重叠，施工困难。养甫亲赴工地督建，风雨无间，不分昼夜，终于依期开通到枫岭。对浙江蚕丝技术之改进，市场之扩大，亦卓有成效。

浙江省的主要河流钱塘江，江面广阔，把该省分成两半，交通阻隔，沪杭甬铁路止于北岸，杭江铁路则起自南岸，铁路、公路不能贯通，交通运输靠船渡。养甫任浙江省建设厅长之初，即欲跨江架桥，以利交通运输。其时，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写信给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的桥梁专家茅以升，邀请他前往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茅以升抵杭州后，首先登门见曾养甫，不料养甫正患感冒，无奈在床上会见茅以升。养甫一谈起建桥，滔滔不绝，好象病也轻了。他说：“钱塘江上建一座桥，这是浙江人民多年来的愿望，我一来杭州，就想促成此事。”茅以升盘算着说：“这是需要一大笔钱的。”养甫说：“筹款的事，我已多方接洽，很有希望，有了款，还要人会用，才能把桥造起来。”养甫看着茅以升又说：“关于主持造桥的人，我考虑很久，还是请你来担任，经费我负责，工程你负责，一定要把桥造起来，你看如何？”茅以升看他这样坦率，当即答应：“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要把桥造起来。”这样的交谈，两人进行了多次。茅以升问道：“造桥的工程资料，有无准备？”曾养甫说：“有一些，当然是初步的，将来还需要你大大补充。”并要他马上辞去北洋教席。停了一会，他又像声明似地补充：“造桥工程完全由你负责，我决不干涉。”接着，即派茅以升为钱塘江建桥工程处处长。在建桥一事上，曾养甫说话是算数的，他把建桥的、工程技术权全交给茅以升。

筹建初期，曾养甫曾请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作过一套工程设计，需建桥费用758万银元，而茅以升设计的只要510万元。华德尔是铁道部请来的顾问。因此，曾养甫和铁道部交涉及向银行筹款时，注意策略，说建桥方案是根据华德尔的设计“略加修改”。到后来筹款有着落时，曾养甫就宣布：“这钱塘江大桥，是我们中国人自行设计的。”接着，勘测了桥基的座落地点，定于杭州市上游六和塔下面。桥为双层，下通火车，上驶汽车。1934年11月11日举行了正式开工典礼。大桥动工不久，外面传言很多，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大桥能够建成，原来给予借款的银行界人士更担忧。此时（1935年）曾养甫已调任铁道部政务次长兼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把茅以升叫到南京，正颜厉色地说：“我一切相信你，如果桥造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你后头跳。”曾养甫的话，使茅以升百感交集。于是，他吃住在工地，日夜奔走，解决了一个个困难，终于在1937年9月26日全桥安装就绪，下层铁路桥正式通车，11月17日上层的公路桥又通汽车。人们为了感谢曾养甫，在大桥上镌刻着“曾养甫”三个大字，至今犹存。

曾养甫任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时，动工修筑浙赣铁路，半年之内便筑到了浙江金华市。1933年冬，又由金华延伸到江山县。他在调任铁道部次长后，多方督促，使浙赣铁路建成通车，与粤汉铁路衔接，成为长江以南的大动脉。抗日战争期间充分发挥其运输物资和军队调动的效用。浙赣铁路，东起杭州，西至湖南株洲，全长九百四十二公里，横贯浙、赣、湘三省，它是中国长江以南东西方向的主要干线，在抗战时期贡献巨大。从1937年底至1939年3月的15个月中，浙赣铁路共开用列车1700余列，运送部队150万人、伤兵6万人，运输军需品、商货各23万吨。历史永远不会忘记曾为修建及管理此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实干家曾养甫。

1935年，曾养甫奉令入川，督促川、黔当局赶筑由重庆至贵阳的公路。是年，西南五省联络干道工程开工，次年秋即告完成，使以贵阳为中心的公路网四通八达，东通湖南，西达云南，南至粤桂，北接重庆。在抗战期间，这条公路网，对军队的调遣、物资的运输起着重要作用。

1936年5月，曾养甫被推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该职一直任至1947年10月。

曾养甫在从事交通建设的同时，还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吕振羽、张子华、周小舟进行了长达11个月（1935年11月至1936年9月）的会谈，力促两党联合抗日，并有书信与周恩来等领导联系，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此事，在2004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第四集和第八集，从曾养甫和潘汉年的讲话中都有所反映。

1936年秋，两广归政中央，曾养甫调任广州特别市市长，兼黄埔开埠督办公署督办。1937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复兼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总运输处主任。当时日军侵华告急，曾养甫预料，抗战军兴，海面被敌封锁，西南大后方之燃料，将感缺乏。遂于1936年返粤之初，创办了湘南煤矿局，积极开采湖南宜章杨梅山和资兴县煤矿。在抗日战争期间，粤汉、湘桂、黔桂各条铁路及后方各省的工业用煤，均赖其供应。

在这段时间，曾养甫认为当务之急是自造汽车。长途运输用柴油车辆较为经济，于是与德国沃乐甫厂进行合作，创办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至1937年，已能自造柴油引擎。其后，中国全部海岸线被日本封锁，汽油不能输入，国产桐油又无法出口，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以自制引擎设计改燃桐油，在各公路行驶，以利军民物资之运输。

1939年，日寇深入华南，妄图断我后方运输命脉，中国当局为另辟国际通路，特派曾养甫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

1940年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运输统制局”，委派曾养甫为监察处长，负责统一西南各省公路的军队、物资调遣，以应抗战军事急需。是年冬，日寇占领华南，封锁中国的全部海岸线，海防港被敌占。这时，国际通道仅赖滇缅铁路，才能负担繁重的运输任务。

1941年9月，国民政府为协商筑路事宜，组织“中国友好访缅团”，任蒋梦麟为团长，曾养甫为副团长。经双方会商后，便动工勘测、修筑。中缅边境属蛮荒地带，崇山峻岭，悬崖深谷，森林遍野，瘴气弥漫，施工人员爬山越岭，凿路架桥，工程艰巨。养甫不避瘴雨，亲率员工勘测施工，致使其左肢不适，变成痼疾。铁路施工未及半年，仰光沦陷，中国国际通道乃完全断绝，筑路工程亦告中辍。

1942年12月8日，养甫由滇回渝，已感左肢麻痹。旋奉命出任交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时，他积极整理邮政、电信，改善公路、铁路、水道运输，以配合军事需要。

自日本偷袭珍珠港，进占太平洋西部各地后，英、美与中国成为盟邦。中国国际通道完全断绝后，美方决定用大型运输机载运军需物资，经印度空运接济中国，并欲利用中国后方基地出击日本。于是，由美国负担经费，由曾养甫督办的滇湎铁道的工程人员负责赶筑飞机场。在工程委员会的主持下，由云南东至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北至贵州、四川、湖北、陕西，计划共筑飞机场72处。其中以成都平原等5处机场，工程最为巨大，设计适合巨型轰炸机及运输机起飞与降落之用。以上机场从1943年秋开工，仅用了半年时间便赶筑完成。

1945年初，曾养甫左肢右腿日益僵硬，影响脑神经，经请准辞去交通部长职务后赴美治疗。医师命他绝食减肥，经四十余日，躯体便消瘦如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曾养甫回国，选为立法委员。

1949年冬，去香港治疗腿疾。稍后，往日本医院治疗，施脑部手术两次。

1962年，他定居台北。

1969年5月由台北扶病赴港，7月入九龙法国医院治疗，同年8月28日逝世，享年72岁。

曾养甫热心于家乡教育事业。1946年，他捐赠一百万元国币给平远第一中学兴建纪念台。1947年，他又给长田小学捐赠50万元国币，资助办学。

亲属成员

父亲：曾玉如

母亲：林氏

曾养甫于1930年与军长冯轶裴的胞妹冯晓云女士结婚，其长子曾庆文，18岁留学美国，死于车祸。其次子曾庆武为美国伊利诺大学电机工程学博士；有女三人：长女曾庆嵩，次女曾庆衡，三女曾庆华，均在美国各大学毕业。

好友

茅以升(1896—1989)，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与曾养甫共同组织兴建钱塘江大桥，并肩工作多年。

陈立夫(1900—2001)，原名祖燕，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土学位。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长、教育部长、社会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与曾养甫是大学同学，两人私交颇好。

陈果夫(1892-1951)，原名祖涛，浙江吴兴人。1911年春加入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因叔父陈其美的关系，与蒋介石成为密友。他曾向蒋介石力荐曾养甫，曾被视为其亲信。

1898年

生于广东平远县，名宪浩，字养甫。在父亲曾玉如指导下，幼年受过良好学校教育。

1917年秋

考入国立北洋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矿冶系，1923年毕业。同年秋自费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学习，曾当选匹兹堡中国学生会会长，后来还成为国际学生会会长。

1926年春

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担任广东石井中央兵工试验场筹务处主任、厂长及国民党广东巡视员、广东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7年7月

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等职务。

1928年

出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负责整顿企业、开办电厂，创设煤矿、设置电台。

1929年

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后连续当选为国民党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余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

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同时兼任浙赣铁路理事会理事长和建设钱塘江大桥及改良蚕丝两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5年

调任铁道部政务次长兼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修建的西南五省（湘、川、黔、粤、桂）联络干道，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1936年

出任广州市市长，兼黄埔开埠督办公署督办。

1937年

在担任广州市市长的同时，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还兼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处主任。任内创办湘南煤矿局，解决了战时西南大后方燃料紧缺的问题。

1939年

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为瘴气所伤，左肢行动不便。

1942年12月

出任国民党交通部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一面致力邮政、电信、改善公路等交通通讯建设、一面承担建筑飞机场的重任。

1945年

赴美治疗左肢僵硬和脑部麻痹，此后长期养病。

1962年

定居台北。

1969年8月28日

病逝于香港。

曾养甫于民国33年(1944)所作《五十自叙》一文中曰:“以为欲谋建设，非有科学知识，不能效法先进;非有革命精神，不能迎头赶上。自就学北洋，以至游学美洲，此情此志，锲而不舍……是后效力于交通工程，工矿事业，薄有贡献，实基于此”。

早年生活

曾养甫的父亲曾玉如是广东平远县当地教育界的宿儒。平远经济文化落后，曾玉如不忍于心，提倡设立兴学会，率各乡先进积谷集资作积金，以奖励有志升学的子弟。曾玉如精于旧学，但与一般秀才不同，他喜欢读新画报，接受新知识。曾养甫就是在乡间儒雅开化的文化氛围和父亲的关爱中成长起来的。

曾养甫幼年时叫作曾宪浩，在东石乡义方小学读书，成绩出类拨萃。七岁那年，曾宪浩向父亲提出，不想再接受学校的奖学金。他郑重其事地向父亲解释：“儿子一心向学，无愧于天地父母。只是学校奖学金由曾氏兴学会所设，而父亲又是会长，儿子屡得奖金，惟恐外人生出嫌疑。”曾玉如抚案而叹，没料到儿子年岁虽小，却颇有心思。他安抚儿子说：“古人举贤不避亲，我儿用功乡里皆知，不必狐疑。”曾宪浩依然争辩，曾玉如遂免去了他的奖学金。曾宪浩避嫌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同乡好友林商翼到曾家做客时，对曾玉如说：“此子才气，如南宋陈同甫之风，宜加涵养，以期有成。”从此养甫作为曾宪浩的字。

负载着家族希望的曾养甫发奋图强，1912年考入平远县立中学。1916年夏，赴上海人复旦中学补习一年，1917年秋进入国立北洋大学读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矿冶学系。毕业后，25岁的曾养甫一心想着实业兴国，于是自筹资金，远赴重洋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学院继续深造。在那里，他与北洋大学同学陈立夫再一次聚首，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养甫活泼多才，能言善辩，不畏强权。1924年初，他做兼职的一家煤矿的老板，以美国移民法限制留学生做工为借口，拒绝发放工资。曾养甫和受到不公待遇的十几个同学据理力争，他领着大家到教会去寻求宗教界的声援，到议会与议员进行讨论，最后终于获得同情和支持，打赢了与美国矿场主的官司。自那以后，他积极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竞选匹兹堡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会讲正宗北京官话，身材高大魁梧的年轻小伙子竟然是广东人，但是曾养甫气度恢弘的演讲和勇于维权的作派，早就为他赢得了声名，他不但顺利当选中国学生会会长，后来还成为国际学生会会长。

中国土木工程（交通）建设之父

曾养甫（1898-1969），原名显浩，乳名矮三，字远甫。1898年出生于平远县义化都东石乡大营里。其父曾如玉是民国初年平远教育界名人，曾参与创办县立中学并任县劝学所所长。

曾养甫生性聪颖，尤刻苦用功。先入私塾后读平远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取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23年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课余在矿场实习，在油漆厂任化工技师。1926年春获矿冶硕士学位。从北洋到美国，曾养甫都与浙江吴兴的陈立夫是“如兄弟一般”的同班同学，他与称呼蒋介石为“三叔”的陈立夫这一因缘，对自己早入国民党中枢，长期得到上峰的信任，都有一定的关系。

1925年冬，曾养甫与陈立夫联袂回国，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后到达国民革命策源地广东。1928年2月，因在广州、南京工作时见重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张举荐曾养甫担任自己当主任委员的建设委员会副手，负实际责任，并兼任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年余时间，曾养甫主持改造、扩充南京两间电厂；创办了淮南煤矿；设置无线电台30座；筹建真茹国际电台1座。各个项目均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改进管理办法。1932年初，张静江、陈立夫为加快家乡浙江的建设步伐，又推荐曾养甫出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发起、组织建设闻名全国的钱塘江大桥；修筑横贯东南、西南7省的公路。1935年6月，曾养甫调任铁道部次长兼新路建设委员会主任，组织建成浙赣铁路，与粤汉铁路连接，打通长江以南的交通大动脉。

南京国民政府历任交通部长共有8位。尽管曾养甫1942年任交通部长仅两年多，但不论在之前的浙江建设厅、铁道部、广州市任上，还是在任交通部长兼军工主任期间，对我国现代建设事业，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民用运输保障，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学者将他誉为“中国土木工程（交通）建设之父”“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

建造钱塘江大桥的第一功臣

说起钱塘江大桥，人们无不和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另一位建桥的关键人物，似乎陌生甚至被遗忘了，他就是建桥的发起人、促成者和组织者曾养甫。在钱塘江建桥，是浙江人千百年来的梦想。但真的要建，谈何容易，江面海浪排空，江底高深莫测。但曾养甫不信“邪”，他认为，为国家战略和人民生计着想，只要群策群力，精心组织，定能成功。

曾养甫先在省建设厅组建专门委员会，延揽专家做测量、勘探基础工作，收集大量的水文、气象和地质资料，形成建桥的可行性报告送省政府，得到省主席的支持。接着，又将方案寄给南京铁道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博士，请他为钱塘江大桥作一设计。

据估算，建桥经费需银元500万。这个数字对内战频仍、财政窘迫的南京政府，拨巨款支持的可能性不大，以浙江一省财力亦难以承担。对此，曾养甫毅然承担起筹款的任务，他吸取国际上的做法，制订了一个筹款计划，预定大桥建成后收取“过桥费”。以此为基金，向银行借款，计划10年内偿还本息，10年后大桥不再收费。这种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银行界担忧在政治上无保障，利息亦小，对此多不热心。面对这一情况，曾养甫向银行界中的浙籍财阀作广泛的宣传发动。浙江兴业银行被曾养甫说动，答应借给100万元。其后，浙江实业、四明、中国和交通四大银行联合借给100万元。尚欠的300多万元是边施工边筹措的：100万元是曾养甫以地方交通由中央按一定比例补助的规定亲自上京申得拨付；200万元是他得知国家“导淮（河）委员会”尚有一笔中英庚子赔款因故未使用，通过上司宋子文说项获得的。

曾养甫一边筹款，一边物色人才。他经过多方深入了解和慎重考虑，决定聘请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系、在天津任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的茅以升来担任建桥工程的主持人。曾养甫把前期工作收集到的所有水文、气象资料和钻探得到的数据交给他，说这些“都还是初步的，可以供你参考。将来你还要大大补充”。曾养甫还向茅以升表态，所需工程技术人员由你物色、组成，所有工程技术工作由你主持。这些诚恳、坦率的话使茅以升十分感动，增强了他克服困难的决心。

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先行者

史学界一般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西安事变”促成的。但如果说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对共产党只“剿”不“联”，那就不准确了。其实，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已有“联共”的打算，只不过是没有公开而已，而这一秘密行动就是由曾养甫主其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界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高涨。中共审时度势，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获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而且在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蒋介石为首的实权人物，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政党利益考虑，公开是对中共攻击、贬损，而心底里亦不得不承认中共道出了主流民意的心声。大约在“八一宣言”发表两个月后，蒋介石与陈立夫商定，指派曾养甫负责秘密“打通共产党关系”。曾养甫首先物色早年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亦是陈立夫的同学谌小岑作为助手。时谌正被曾罗致在其属下的浙赣铁路理事会任秘书。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期间曾经加入“觉悟社”，与周恩来过从甚密，平时也常与共产党人、左派人士来往，且性格稳重。曾养甫与谌小岑一致认为，第一，全面抗日的战争一经发动，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我们应当利用广大的空间去争取时间，发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战，而这方面为中共及其红军所擅长。所以，抗战一定不能将中共摒弃在外；第二，争取国际援助是抗战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必要因素，而外国的援助应该是多渠道的，不仅需要美国，而且需要苏联。然而，要取得苏联的援助，联合共产党是题中应有之义。正是曾养甫具有战略眼光和开明的思想观念，加之谌小岑的协助，“打通共产党关系”的工作正式启动。

1936年4月底，中共中央派吕振羽专程到南京曾养甫家中，转达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提出的4项具体条件。5月，曾养甫将与共方谈判的直接负责人陈立夫请到家里，讨论答复中共领袖的信件和提出的条件。

1936年7月，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即将离开南京，但仍记挂着肩负的国共和谈任务。在以曾养甫为首的国方和以潘汉年为首的共方的频繁接触、交换意见后，国共双方立场日趋一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这是中共第一份公开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

修筑滇缅铁路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为了赶筑一条路，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就意识到，如果沿海口岸不保，中国将失去外援，陷入危险境地。必须尽早铺设一条从西南向外与国际联系的通道，这就是后来以悲壮和惨烈镌刻在中国抗战史上的滇缅铁路的修建。

由于抗日战争日益的危急，滇缅铁路的修建终于提到了国民政府的日程。然而对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和滇西百姓来说，出动30万的劳力，供应30万人的吃粮问题，却是一个颇为艰巨的任务。不仅如此，数万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铁路民工，还要面临恶性疟疾的死亡威胁，这一切，连同越来越危急的抗日形势，一同摆到了滇缅铁路工程局和滇西百姓的面前，滇缅铁路的修筑注定要多灾多难。

曾养甫自1940年中出任督办日起，奔走财力、 物力、 人力可谓头绪百端，常是席不暇暖。犹每抽时亲临工地沿线视察，抚慰民工，甚至过问民工伙食，无车处要步行几公里，宵盱之勤，人所共钦。

最后缅境军事失利，铁路各处段仓皇撤走，犹自坐镇腊戍督运仓库物资，及至烽火在望，才怆然驰回。

自此，滇缅铁路一如弃婴，抛尸荒野，无人关注。 建国后有人自边地来，说云县至滚弄等地铁路旧址部份作公路用，部分经过垦殖，部分已杂树成林，大小隧道则是狐纵免穴荒莽难辨矣。

但这一不幸早天弃婴，其孕育及分娩是经过极大阵痛的，其修筑工程之艰巨，超乎滇缅公路。 铁路长800多公里，比公路少100多公里，但土石方数量则超过公路一倍。 困瘴厉及工伤死亡人数也多于公路。 总投资达7000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来之不易的美国贷款。

中央对滇缅铁路的期望急于星火，最高统帅部经常过问，迫使交通部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于1940年改组滇缅铁路，撤销工程局改设督办公署，派曾养甫为督办。

曾养甫，广东平远人，北洋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归国后任广东省建设厅长等职，及后到交通部任职交通部长。

曾养甫接任后，该督办公署于弥渡 （居全路中心），首先礼聘中外专家十余人组成顾问机枸，并增设帮办 2人（原局长杜镇远以帮办兼总工程师），会办3 人，为股肱辅助，皆国内路政干员。

同时，将原工程局所设科室扩大为处，并添设机构，计有：顾问室、工程师室、秘书室、总务处、粮管处、会计处、出纳处、 警备处、司法处、行车效率工程处、运输处（拥有大小车数百辆）、卫生处（于每一工程处设有铁路医院、各总段有医务所），后又增设征工处，另有路警总队（下设四个大队，每一工程处配备一个大队）、军法执行总监部、材料厂、材料库、无线电台及职工福利之生活物资供应社等十几个单位。

处以下设科，股。在外尚有驻腈成、昆明、重庆等地的办事处，可谓组织庞大完善。

中国银行随公署及各工程派出营业所，为财会收支提供方便。确定全路四个工程处驻地，第一工程处驻该弄，第二工程处驻云县，第三工程处驻弥渡，第四工程处驻禄丰。 就是基层处段也力求充实健全，如第一工程处王段艰巨，就由会办张海平兼任处长。

可谓人材济济，荟一时之盛，据说当时国内的铁路权威人士均为曾氏罗致无余。

热心公益

曾养甫生平热心于家乡教育事业。民国35年(1946)他捐赠100万元国币给平远第一中学兴建纪念台。民国36年，捐赠50万元国币给长田中心小学校资助办学。

养甫同志任事有远大眼光，气度恢弘，凡是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即全力以赴，从不旁顾……在朋友诸君心中，他做人处事，永远是站在正义的一边，不屈不挠，力争到底，一直到成功为止。

——陈立夫

在一心集资修建钱塘江大桥一事上，可以看出曾养甫是有爱国心的，有一定的气度，在工程方面比较专业，为人也是清廉的……幸亏有曾养甫的“赶”和“逼”，钱塘江大桥才能真正于二年半内完工，没有耽误大桥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否则二年半还是不够的。

——茅以升

2013年5月24日，曾养甫旧居被平远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平远县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