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即蒋介石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后来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日战争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般是指中华民国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资本主义买办统治集团。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中国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仅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

宋子文（1894年～1971年），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1894年12月4日生于上海。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后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继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华联盛业银行总经理等职。1923年10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行长。其后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后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整理财务颇有成绩。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商务部长等职，负责筹措北伐军经费。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时，他积极从财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常委等职。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汉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势之机，与吴稚晖、白崇禧等策划反共清党，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蒋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龄结婚。他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宋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又连任三届。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2月与蒋介石同时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33年10月后，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次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着国民党的经济实权。1940～1942年充当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一亿美元借款，第二次签订租借协定，获五亿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4月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1月任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0月再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竭力劝说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多方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1947年9月为蒋介石谋取退路，宋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任等职。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后以开设棉业公司、垄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发国难财和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办法积聚起巨额财富，同蒋介石、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国，随后侨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为宋庆龄、宋美龄大姐宋霭龄丈夫。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1927年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

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陈果夫及陈立夫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长时间主持人事及组织工作，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在国民党内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1948年陈立夫曾到美国为杜威助选，结果杜威落选，而国民党亦因而开罪上台之杜鲁门。1949年到台湾后，蒋介石为整顿在台势力，陈立夫难以在台立足，离开政坛去美国新泽西州定居，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晚年回台湾后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坛上有决定性影响。但因是国民党元老，仍很受尊敬。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其辉煌早已随岁月烟消云散。四大家族的后代散居世界各地。

蒋家自第一代蒋介石，第二代蒋经国、蒋纬国相继逝世后，这个家族的光彩逐渐褪色，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权势。而今蒋家后代开枝散叶，人口众多，大部分都在台湾定居，一部分在美国生活，只有蒋经国的爱女蒋孝章及其家人在英国生活。

20世纪中期后，仍然在台湾政坛活跃的蒋家子女，只有蒋经国和章亚若的私生子章孝严（蒋孝严）了。他属于蒋家第三代，曾在岛内一度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秘书长这样“位高权重”的职位，是台湾的“立法委员”。他曾宣布“认祖归宗”，但蒋家大多数成员还是不承认他的“蒋家人”身份。10月27日，章孝严明确反对陈水扁在过境纽约时将青天白日旗覆盖在宋美龄灵柩上的企图。

蒋家第四代都远离政坛，他们大都从事商业、教育、演艺事业。像第四代的章蕙兰，是台湾电影界颇受瞩目的新锐导演，1999年章蕙兰首次自编自导电影处女作《小百无禁忌》，由影星舒淇担纲主演，还受邀参加了2000年的爱丁堡影展。

在台湾最出名的蒋家第四代恐怕要数蒋友柏了。他长得高大英俊，颇受台湾媒体喜欢，他和台湾影星林姮怡结婚，9月生了一个女儿，按照蒋家“孝友得成章”排序，取名为蒋得曦。蒋家有了第五代的消息，顿时成为台湾媒体报道的热点。在蒋得曦满月那天，蒋方智怡摆满月酒，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台湾政坛重量级人物都来祝贺，称得上蒋家难得的盛事。

随着宋美龄的逝世，宋家兄弟姐妹六人均已不在人世。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三兄弟的后代大部分都在美国定居，平时十分低调神秘。宋家人丁兴旺，后代人数众多，但无人从政。宋美龄在世时，宋子安的儿子宋仲虎常去看望她，至于其他宋家人的行踪，则很少被外界所知。

宋子文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档案，一共58箱，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其中17箱属于机密文件，禁止阅览，截止期限为1995年4月1日。结果期限到时，宋家后人又宣布这批文件必须等到宋美龄去世后方能公开。宋美龄已经去世，这批具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的文件可望公布，这对于从事宋子文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宋霭龄和孔祥熙开创的孔氏家族，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在国民党逃到台湾前夕，有“先见之明”的宋、孔二人，携带着万贯家财和他们的子女仓皇跑到了美国。

几十年来，孔家子女一直在美国定居，显得十分低调、神秘，除了至亲好友外，他们绝少与其他中国人来往。孔家无人从政，家族成员人丁稀少，在孔祥熙四个子女中只有小儿子孔令杰有后代。

孔家子女十分精明，他们将从孔祥熙、宋霭龄那里继承的大笔遗产，拿来投资到石油、建筑、股票、期货、批发等行业，结果发了大财。举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孔家的富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媒体曾经披露，孔令杰曾修建了一座“水底城堡”，酷似著名电影《007》里的布景，这座城堡就建在他的私人别墅的人工湖的下面，里面十分庞大，拥有上百个房间，装饰豪华，设备先进，甚至连监狱都有，据说可以抵御原子弹的攻击。孔家有多富，由此就可以知道了。

陈家保不住父亲，故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是“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的开创者，他们曾经替蒋介石负责国民党内的特务工作，权力极大，当时甚至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如今陈家辉煌不再，后人远离政治，在台湾已经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力了。

陈立夫有3个儿子1个女儿，而陈果夫只有1个女儿，为了让自己哥哥的香火延续下去，陈立夫将自己的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了陈果夫。从陈家自陈立夫、陈果夫算起，已经有了第四代，家族人口众多。

陈家除了陈立夫的小儿子还居住在台湾以外，其他人都在美国生活。在陈家后代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二陈”共同的儿子陈泽安了。他是美国一家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

陈家是四大家族中较穷的一个。陈果夫、陈立夫一生没有多少积蓄，死后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再加上“二陈”在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就已被蒋介石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因此陈家子弟一直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并没有多少名门望族的感觉。

陈家子弟在岛内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前不久岛内有人要拆除陈立夫在台北的故居。陈立夫的儿媳妇林颖曾虽然一再恳求对方“手下留情”，建议将陈立夫的故居改成陈立夫的文物纪念馆，但最终房子还是被拆除。在拆迁现场，独自抗争的林颖曾只好拿出相机，伤感地拍下照片留念。

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后人因为有宋美龄这个大家长活到一百多岁，所以联系较多。每逢宋美龄过生日，三大家族都有后代前去探望。至于陈家子弟，与三大家族联系就相对少了。

四大家族后人绝大部分都没有像他们的前人那样踏上政坛。这其中原因很多，蒋家是因为蒋经国表示不希望后代再从政，而孔、宋、陈三大家族，则是因为他们在国民党逃台后名声很差，后人也丧失了从政的基础。除此之外，四大家族的后人在近几十年中，亲眼见证了自己家族的衰落与凋零，从长辈的沉浮起落中看到了政治的灰暗，尝尽了世态的炎凉，恐怕这也是他们不愿从政的重要原因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民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叫张嘉璈。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

1942年7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6倍，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80%至90%，而战前的1936年只占59%。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

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15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为59%，1944年为25%。

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11%。

1937年9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

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3100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69%，民营的只占31%。

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的资本额为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

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

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000,000万元，关金100,000,000单位，英镑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1943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到1945年6月，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240，000，000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底为十六亿1,600,000,000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八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00万元，1943年为174,700万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

总之，国民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

孔祥熙共有子女4人，长子令侃，次子令杰；长女令仪，次女令俊。其中，孔令侃的所作所为与其父最为相似。

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1948年，国共内战后期，中国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政府进行金圆券改革，蒋经国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查封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由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干预，受到挫败。此后，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本人定居美国。宋美龄到美国后，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顿上东城为她购买的公寓内。

20世纪30年代中期，孔令侃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孔家的大公子，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不仅仅是住单间，孔令侃比任何学生都享有特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对他都如一纸空文，连美国校长都敬畏他三分。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舞瘾极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去，一跳就跳到深夜。学校每晚11点关门，孔令侃就从墙上跳进去，有时干脆就在外面过夜。他有的是钱，想到什么旅馆住就在什么旅馆住。开始还有同学反映，看到校方对此装聋作哑，也就没人管了。

一到星期天早上8点，必定有两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辆孔令侃自己开，一辆上坐着几个保镖。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职员工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吃小灶。可只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从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和宋蔼龄讲学校伙食不好，叫家里到宾馆订饭送到学校里。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到时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造人，孔令侃从小就受骄宠。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紧。而到了大学，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孔令侃越发唯我独尊，飞扬跋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把宿舍里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遍，重新布置购买了转椅、沙发、弹簧床，地上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壁画，并配备了留声机、收音机等，伊然像一个高级酒店的客房。

孔令侃虽是个纨绔子弟，但也颇有点野心，这可能是从爸妈那里继承而来。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以便形成自己的势力和网络。从这一点上讲，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说为这个团体取名时孔令侃还颇费了一番脑筋，他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学生时代的孔令侃即具有政治野心，企图凭借其父的权势，跃登中国政治舞台，于是就把经常与之交往的同学团结在一起，成立“南尖社”，以便把他们培养成自己的党羽。之所以命名为“南尖”，是由于德语“纳粹”的读音与上海话“南尖”二字的发音相似，取名“南尖”，意在以纳粹精神为结社宗旨。按照纳粹党徒效忠元首模式，“南尖社”的成员也必须效忠孔令侃。“南尖”社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成员。但自从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就迅速扩大了。1936年大学毕业后，孔令侃任财政部特务秘书，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孔令侃也进入中央信托局。那时孔令侃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成了中央信托局的太上皇，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再撤往香港。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孔令侃被任命为常务理事，主持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

1939年，孔令侃私设在香港的电台（搜集香港金银、外汇、证券、股票行情及港澳各界名流的言行，外加一些军事信息，随时向重庆孔祥熙官邸汇报）被港英当局查抄后，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蔼龄怕孔令侃一回来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威信扫地就很难再爬起来。她就说通了宋美龄，让孔令侃去美国。到美后，孔令侃除继续大搞商业投机外，又干起沽名钓誉的勾当。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孔令侃准备读一个洋硕士文凭。为此，他想起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的职员吴某。他设法将吴某调到美国，改用他的名字，进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孔令侃对吴某当然是优礼有加，关怀备至，吴某自然也就感恩图报，勤奋用功了。就这样用了两年多时间，通过考试、答辩和撰写毕业论文，终于领到一张硕士文凭。孔令侃在机关时，经常驾驶着汽车在繁华街道上横冲直撞，经常违章肇事。南京新街口广场交通拥挤，按照当时的交通法则，汽车必须沿左边环行道绕行，而孔令侃的汽车却往往抄近道从右边拐弯，警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39年，香港《大公报》曾发表过一篇讽刺小品文，标题是：《爸爸在朝当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就是对孔令侃的如实报道。

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扬子公司。这个公司经营的特点是只做现货交易，不做订货交易；只收美元黄金，不收法币。孔宋两家有矛盾，孔令侃对宋子文也一点不客气。对宋子文则没放在眼里。小时候，宋子文常来看他，给他买些玩具、糖果，他还能叫声舅。长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称宋子文为“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缩写。

有一次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就赶快叫人去收购猪鬃，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不料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孔令侃一了解，原来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正派人四处收购。他马上打电话给宋子文，让其让出一块地盘，让让他这个外甥，还说好处大家占、有钱你我分之类的话。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惯孔令侃那股横不讲理的劲。自从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和他说话。这次收购猪鬃一事，自然不会相让，就回电话搪塞说，猪鬃收购一事他并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冲突之处，自会妥善处理。孔令侃见宋子文不买帐，就直接驱车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顿，并布置手下的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然后一切由他负责。后来，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讨后最后划定了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才算避免了一场拳斗。

扬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实际上背后却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背景。关键是宋美龄。她一生不能生育，蒋经国、蒋纬国已渐渐长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的来与之抗衡。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兴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因此宋美龄对孔令侃“情有独钟”，并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到美国定居前，宋蔼龄曾专程拜访宋美龄，姐妹俩相对垂泪，心潮难平。临了宋蔼龄拜托宋美龄，多多关照自己留在大陆的儿子，当下宋美龄自然应允。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种背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大赚其钱，成为上海滩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孔令侃做生意，既有从老爹孔祥熙那里继承过来的手腕，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如炒外币美金当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可轮到孔令侃手里。他玩起来也一点不比他老爹差。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1美元合法币1.2万元。但不久黑市涨到1美元换法币4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2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地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进行炒作并大发了一笔。

不过，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走私和汽车生意，例如公司从美国进口的“雪佛兰”、“奥斯汀”等汽车，进口价格是每辆1500美元，而孔令侃却以“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优越条件，经常保持5000美元一辆的高价向市场出售。仅此一项，他就攫取了大量的美金。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市场物价暴涨，马口铁奇缺（制作罐头盒的原料），扬子公司从美国共和钢铁企业搞到一批马口铁原料，由于海关拒不签发进口许可证，以致无法进口，这就触犯了扬子公司的利益。孔令侃大发雷霆，一方面在《大陆报》上向海关当局发起攻击，同时以“降低物价、扶持工业”为理由，与海关当局大打笔墨官司；另一方面，则在海关职员中进行活动，终于迫使海关让步，签发了进口许可证。货物到手之后，孔令侃即以高价向市场抛售，获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