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英文：Republic of China，1912年—1949年），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的国家名称和年号。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继1901年元旦孙中山向东京学界及国际社会宣布“中华民国”为革命成功之后的国号后，1906年同盟会开会追认，获一致通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宣布成立“中华民国”。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布使用“中华民国”之国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明确表示：

表明中华民国政府之设立，完全是为了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管理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

孙中山在1916年作过全面阐述：

“民国”与“共和国”的本质是一致的。孙中山心目中的共和国与欧美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学习西方，要避免欧美诸国的弊端，而在国号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民权，比“共和”之意义更为积极和鲜明。

中华民国的建立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

19世纪末年，由于清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

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

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

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

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

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

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

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

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

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

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鼓动独立的机关。

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弃职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拥护独立。

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 上海、 江苏、 贵州、 安徽、 浙江、 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

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湖北和上海军政府都倡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

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决定在临时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表会议还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仍留在武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成功武昌起义，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带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响应。

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业已独立的17个省，派出代表，推选刚刚返国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2年1月至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临时宪法，南京为临时首都。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宣统帝溥仪的兼祧母后（即溥仪的伯母）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为一大中华民国”；

至此，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与继承大清帝国。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

此后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

代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即是北洋政府。

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国歌为取自尚书大传虞舜篇的《卿云歌》，其中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临时政府正式迁京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发生了。由于国民党力量涣散，北洋军力量强大，“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孙中山再次组织武力讨袁，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在绝望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徐州军阀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为维护共和制度，孙中山倡导了护法运动，但不久也失败了。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了。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相继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一大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广东革命政府还创办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两次东征陈炯明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统一；第一次东征后，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将所属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

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国民政府于1926开始了北伐。北伐军胜利进军，不到半年打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得到了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紧争夺革命领导权。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这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民革命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定南京为首都。1928年，国民政府举行“北伐”，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到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国民政府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改为北平，置北平特别市。国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其后东北易帜），并订于国府的《训政时期约法》中。“约法”相当于宪法。卿云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训典礼所撰训辞“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为国歌。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军政”时期在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结束，“训政”时期开始。由于国共内战继续，以及日本侵华，直到1946年方订定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颁行，训政时期始告结束。1936年5月拟定“五五宪草”预备正式立宪。后因中日战争爆发，立宪遂向后拖延。当时国民政府主席为林森（1932年－1943年），行政院长为汪精卫（1932年－1935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蒋介石（1932年－1946年）。汪精卫因屡遭国民党内压力，后出亡河内，与日本接触，应允反共，停止抗日，于1940年在南京另组一个汪伪国民政府。该政府仅获教廷、意大利、纳粹德国、伪满洲国的承认。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东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从东北地区开始了局部侵华。

1937年7月7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虹桥机场事变”，蓄意扩大侵华战争规模，国民政府被迫对日作战，“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9月下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开始。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大规模战役，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丧失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的路线，执行持久抗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抗击日军侵略，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中美英正式对日德意宣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194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征得英、荷政府同意后，向蒋介石正式提议建立中国战区，设立统帅部，以便统一指挥中国战区的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境内作战的联合国军队，协调中国战区司令、印度军司令、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三总部之内的联系。1942年1月4日，联合国正式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1942年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由此正式建立。美国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42年春和1943年，中国派出最精锐的部队组成远征军，两度入缅作为主力在英美盟军配合下作战。中国军队在援缅作战中，先后投入30余万兵力，在历时3年多的时间里，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为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中国军队成了亚太地区盟军的重要战略支柱。

1944年，解放区军民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

1945年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先后投下核武器，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于9月2日向盟国签订投降书，接受《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规定、归还占领之外国领土。遂即“伪满洲国”瓦解，汪精卫政府覆亡，台澎诸岛后由中华民国进行接收。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国民党虽然也宣布批准政协决议，但提出许多保留条件。接着，在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则公然不承认政协会议的约束力，继续鼓吹一党专政。同时对全国人民要求遵守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的活动横加破坏镇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李闻血案”及“下关惨案”等流血事件。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共谈判也转到南京举行。蒋介石借口共产党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调集二十万军队，于6月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 百万雄师强渡长江， 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于23日解放南京。 中华民国在大陆最后一届反动政府垮台，宣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接着，解放军攻占上海、 杭州、 南昌、武汉等城市，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余人，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退到四川，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分路展开追歼战，席卷两广、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绥远、新疆、湖南、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岛。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其版图在前清康、雍、乾时期大体奠定，但经过晚清以后东西方列强的鲸吞蚕食之后，大片国土沦丧，金瓯不全。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领土只剩下1116.65万平方公里。其疆域东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处，西到帕米尔高原，南起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至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东邻朝鲜，南接越南、老挝、缅甸，西和南部与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阿富汗接壤，北部与俄国接界。形状略呈秋海棠叶子状。隔海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文莱等国家和地区相望。

中国西部多山地，且呈网格状，东部多为平原丘陵地带。由西向东延伸的山脉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阴山、秦岭、南岭;由北向南伸张的有横断山；在同境东部，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山脉有大兴安岭、太行山等。东部平原主要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

全国地形略呈三级阶梯状，最西部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为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高原，山岭间镶嵌着巨大的高原和盆地。是为第一级阶梯。青藏高原的北面和东面，为海拔1000—2000米的高原和盆地，其中包括云贵高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是为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一雪峰山一线以东，为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至200米以下的平原。是为第三级阶梯。

由于地形西高东低，全国的河流也多由西向东，最后注入太平洋。主要的河流有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向南流的有雅鲁藏布江，经印度、孟加拉、缅甸入印度洋；向北流的有额尔齐斯河，流入北冰洋。还有不能流入海洋的内陆河，最大的是塔里木河。长江最长，达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其次为黄河，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万多平方公里。

全国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而以长江中下游平原和藏北高原分布最密。较大的有江西的鄱阳湖，面积3976平方公里；湖南的洞庭湖，3915平方公里;江苏的洪泽湖，3780平方公里；太湖，2200多平方公里。除上述淡水湖外，还有咸水湖，最大的青海湖，面积4400多平方公里，新疆的罗布泊，2500多平方公里。

除天然河流湖泊外，还有人工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长1782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个水系。

中国大陆东面、南面都是大海，由北向南依次为渤海、黄海，长江口以南为东海，台湾海峡以南为南海。渤海为内海，其他均为太平洋的边缘海。大海中罗列着5000多个岛屿，总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最大的是台湾岛，35700平方公里，其次是海南岛，34000平方公里。

由于海洋和大陆之间热力上的差异，而造成显著的季风气候，加之土地辽阔，地形复杂，中国各地气温和雨量相差很大，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夏季全国普遍高温，冬季北方干冷，南方暖湿。

土地的辽阔、地形的复杂、气候的差异，以及有关的地区各种不同的自然特点，使中国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平原地区，盛产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和油、麻、糖等经济作物；在山区生产茶叶、桐油、蚕丝、药材等。草原放养牛羊马驼，森林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以及福建、台湾等地。煤、石油、铁遍及全国。其他矿产也异常丰富。

第一次为民国初年。民国建立之初，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仍沿清季之制，全国设23省，省下实行省、府（州）、县（州、厅）三级管理体制。1913年1月，袁世凯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地方各级行政官厅组织令》，废除旧有地方制度，改设省、道、县三级管理体制。全国共分22个省。各省之外。另设5个特别行政区，除在京城设京兆特别行政区外，以山西省长城以北原来归化等12直隶厅旧地，以及内蒙古河套内外的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诸生旗牧地设立绥远特别行政区；以直隶的原承德、朝阳二府和赤峰直隶州旧地，以及内蒙古昭乌达、卓索图二盟牧地设热河特别行政区；以川边、滇边毗邻西藏等处划为川边特别行政区；以直隶口北道的独石、张北、多伦诸地和绥远的丰镇、兴和、凉城、陶林4县，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牧地设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另有外蒙古、西藏两个地方及宁夏、青海两个地区，共32个一级行政区划。省和特别行政区下设道，道下设县。对蒙古和西藏地方基本沿用清代旧制。蒙古地区漠南采用盟、旗制，漠北采用部（盟）、旗制，西藏采用宗、豁制。1914年全国计有道92个，1920年增至96个。1914年全国有1740县，加上旗等县级机构209个，计1949个三级行政区，到1920年，全国共有县1885个，另有设治局、旗223个，计2108个三级行政区。

第二次为北伐战争胜利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在全国废除道级区划，实行省、县二级管理体制。1928年6月21日，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将京兆原属20县并入河北省，将口北道划入察哈尔。1928年9月5日将热河、察哈尔、川边4个特别行政区、宁夏护军使及宁夏道所辖区域分别改设为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西康5省。同年10月将青海地方和甘肃省西宁道所辖区域改设青海省。1929年1月30日将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全国省级机构达到28个，另有外蒙古、西藏两个地方。1932年国民政府实行首县制，作为地区召集单位。同年10月普遍创设行政督察区，又称专区，专区不属行政区划，而是省的派出机构。1938年在国统区15个省内设有142个专区，到1947年达到209个。

第三次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东三省改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同时台湾省回归祖国，全国省级单位增至35个，另有外蒙古、西藏两个地方。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1947年6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12个与省平级的院辖市，全国一级行政区划达到48个。县级区划，截止到1947年6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除西藏地方外，全国共有2016个县，57个普通市，40个设治局，1个管理局，132个旗盟，共计2246个县级区划。

1940年前，国民政府将县分为3等，1940年后则将县分为6等。

参见：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1月1日由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该宪法共一百四十一条，分为十三章：国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之修正解释及效力。《中华民国宪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条文完备，形式民主。《中华民国宪法》关于人民权利自由的规定，虽然是自清末《钦定宪法大纲》以来所有“官方”制定的宪法性文件中最具体的，但其实质并没有区别，是以虚伪的人权，来掩盖一党独裁专制的事实。2、名义上实行地方自治，实则确认国内军阀的势力范围。

参见：中华民国大总统

参见：中华民国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治权机构，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11年肇建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后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多次政权替换。

中华民国的司法机关为中华民国司法院。

中华民国历任总统（含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代理总统）（1912年至1949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总统法律上取消职权。

民国初期采用铁血十八星旗，五色旗，后在全国推广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国徽有两款，北洋政府的十二章国徽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徽。国歌一般指的是北伐成功后的《三民主义歌》。但在升国旗的时候使用《中华民国国旗歌》。

中华民国国防力量依《中华民国宪法》第36条的规定，中华民国总统统率陆海空三军，行使统帅权指挥军队，直接责成国防部部长，由部长命令参谋总长指挥执行之。

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与周边国家，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自清代与苏俄于新疆、蒙古、东北、与英国于西藏就不断有边境冲突发生。

中华民国于北洋政府时期曾派遣少量军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西部边界与苏联、英国等一直存有歧见与冲突，部分问题甚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还以武力方式解决。中国军队共与日军进行了淞沪、徐州、武汉、长沙、南昌、宜枣、长衡、九江、桂柳、湘西、豫西鄂北、滇西等十万人以上的大会战22场次，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二十多万次，歼灭和俘获日军261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全国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连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工业增长率在1912年—1920年间高达13.4%，1921年—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年—1936年，为8.7%， 1912年—1942年， 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年—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传统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外国产品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压力，因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项目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3.75美元，1936年是6.97美元，比印度和拉丁美洲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的数块。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顷，1933年为2.27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年—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60%、15%和24.62%，而劳务租占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他主动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于1949年实行。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维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

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定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年—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年—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 1928年—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至1935年的4.47亿元 ， 存款从11.2亿增至37.8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年—19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年—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8.2%。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3.27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

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于1920年代开始下降 。

参见：中华民国外交部

中华民国外交部，为主管中华民国外交及有关涉外事务之最高机构。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将清朝外务部改组为外交部，理藩部因各族平等而裁撤。

中华民国外交部最高领导职务，北洋政府时期称“中华民国外交部总长”，国民政府时期称“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中华民国外交部旧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32号，现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等单位所在地。

中华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从来不曾停歇，以此为宗旨的思潮和运动接连不断。率先举起这两面大旗的，是五四运动。五四以后，追求科学、民主的思潮和运动继续得到发展。科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科学派、唯物史观派反击玄学派的“科玄论战”；30年代初至抗战以前“科学救国论”指导下的“科学化运动”；同时期左翼人士从事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民主方面，有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胡适、罗隆基发动的资产阶级“人权运动”；抗战后期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民主建国运动等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左翼文化人还曾发起一场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自任，再次将民主与科学作为启蒙的目标，显示出文化思想运动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不仅抗战时期，甚至抗战以后，都仍然能够看到此一运动的余波。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中，都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教育方面，此期教育改革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原则，就是杜威所宣传的平民主义（或称民主主义）教育。它强调接受教育权的平等，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重视实验精神，对推进中国现代教育的形成，其功甚伟。

文学艺术方面，也始终贯穿着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炽热追求。从五四时期起，白话文开始代替文言文，揭露和鞭挞封建蒙昧主义成为中国文艺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和《祥林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将此一主题与白话文的形式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此类作品，文学史界名之曰“启蒙主题文学”。另外，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延安时期崛起的“工农兵文艺”，也都是崇尚民主精神的直接产物。新闻出版方面，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同样强烈而执着。

民国年间人口约4亿，以汉族人口居多，占90%以上，其他少数民族次之，人口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10%。

民国时期的38年，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极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在人口发展史上，它同样也只是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人口数据不完整也不准确。经过多种数据的综合，大致可以知道1912年的人口数为41964万，1949年为54167万人，基本上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民国的人口有几个特点：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当时全国的死亡率为2.76%，华南地区为3.04%，四川为4%，而婴儿的死亡率则更高，达到15.6%，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即使城市也不过是40岁。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男：女是110：100。人口密度不平衡。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江苏增加到379人/平方公里，而西北则荒无人烟，新疆地区为2.38人/平方公里。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包括汉族和50多个少数民族。民国年间人口约4亿，以汉族人口居多，占90%以上，其他少数民族次之，人口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10%。

中华民国坚持平等和自由“五族共和”。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识别工作是中国从近代以来建构“民族—国家”的内在需要，民族分类与识别工作本身就是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提供学术支持；同时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借鉴西方民族学知识建构起来的民族分类标准也为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科学标准。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承续了民国时期的民族分类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发端是民国时期的贡献；制定今后民族教育的政策也是吸取民国时期在民族教育政策上的深刻教训。

代表资产阶级的民国政府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趋向以法律治理民族，制定了以民族平等、自治、 实业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客观上说具有整体系统性、时代发展性和历史进步性等特点；但其阶级本质又决定着其民族政策带有极大的欺骗性、虚伪性和空想性。从根本上讲，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不可能真正解决当时中国的民族问题，最终连同民国政府一起走向失败。

主词条：祖先崇拜、三教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宗教发展较蓬勃的国家之一，其中尤以佛教、基督教新教和道教在中国的信徒数量最为庞大。中国的宗教文化，有“儒道释”三教之说；一般的中国人，在祖先崇拜的基础上，都受到儒、道、释三教思想的影响，称之为中国民间信仰。现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等。

辛亥以后，大批留学生陆续回国，其中大多数人朝气蓬勃，年青有为，热心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他们大力宣传科学的伟大力量，传播当时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面对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他们喊出“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在民国初年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形成一股新的思潮。

1912年，地质学家章鸿钊首先呼吁成立地质调查所；同年高鲁着手筹办中央观象台；1928年，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随后北平研究院及各研究所也相继成立，此外还有几所民办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研究院所的成立是中国科技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专业科技队伍，他们是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科技事业的中坚，是复兴中国科技的保障。

自1912年至1937年间，不过25年的时间，各种学会组织达到110多个（不包括医学部分），涉及到近代科学技术的广大领域。某些学科如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等在个别领域中曾取得了一批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工程技术方面，可以仿造万吨级轮船、较先进的飞机、汽车、各种机床。中国的工程师们已经掌握了运用钢筋混凝土建筑高层建筑的技术，建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钱塘江大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建立与发展，并大大缩短了科技落后西方的差距。这一时期无疑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此后的20多年里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1928年至1929年，历史语言所在安阳小屯村发掘殷墟，发现了大量商朝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使中国古代信史向上推移千百年，成为中国和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科学的成熟。

地质所在30年代初期曾在庐山等地找到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物理所进行了电学、磁学、光学的研究，后来还开创了核物理、金属学、结晶学以及短波的研究。

化学所着重于分子光谱、性激素、中药成份的化学分析，化学玻璃的性质及平阳矾矿的利用等研究。

数学所的研究主要在近代数学理论方面，开展了数论、代数、微分几何、拓扑学、级数论、数理统计六个部分的研究。

天文研究所筹建了紫金山天文台，编制了国民历及南京授时的发布，着重开展了天体方位和形态的观测，如变星、彗星、太阳黑子及日食的观测等。

气象研究所观测并研究了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竺可桢关于中国雨量和台风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际气象学界的重视。

动物所作了动物分类学研究，后来着重于鱼类生物学、昆虫学、寄生虫学、原生动物学和实验动物学的研究，对山东海洋的物理及化学性质和浮游生物也作了调查研究。

植物所开展了植物分类学、藻类学、真菌学、森林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形态学、植物病理学及细胞遗传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