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616年或1644年—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传十二帝，初称后金。从努尔哈赤建国起，总计296年。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国祚276年。从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算起为268年。

1605年努尔哈赤第一次称“建州国”，也第一次称“国王”；次年进号“昆都仑汗”（恭敬汗）。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国号大金，或称后金，自诩为“北朝”。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关于“大清”的含义，有诸种猜测：其一，从文义上释“清”为“扫清廓清”之义。其二，清，青也。青为北方信奉萨满教诸族所崇尚，满洲也是笃信萨满的，故取“大清”为号。也有以“五德说”的观点，明朝为火德，清为水德，以水克火，故名。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的鲍明认为“大清”国号实源自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代青”（daicing）。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即“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清史学者刁书仁认为，“清”与“金”字为转音，实际上是以汉字的发音为基础，改换一个发音相似的汉字。松村润认为这个国号是汉文的，取自《管子·心术下篇》与《内业篇》之“镜大清者，视乎大明”，“鉴于大清，视于大明”，大清即天，大明即日月，天盖过日月。满文写法daicing只是汉字音译。这是在跟明朝对比的思想下制定国号的。

康熙年间签署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国际条约。尤其是清中叶以后，“中国”或“中华”作为与“大清国”含义相同并可互换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国名，更是直接与China等词对应，与西方列国在表面对等的主权条约国意义上使用，并得到各种国际条约的中外对照本之习惯性运用与“承认”。《清实录》也将清朝明确表述为“中国”，这表明在官方语境中，“中国”即清朝已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并成为一种自觉的常态。

主词条：清朝历史

传说满洲起源于长白山之东北的布库里山下。明初，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按地域分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清朝统治者为出身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时为明朝建州左卫指挥使，宣德八年（1433年），因部族冲突被害。正统五年（1440年），建州部南移。正统七年（1442年），明廷增设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南移后，建州女真与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年），努尔哈赤生于建州左卫（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南）一个奴隶主之家，父塔克世，母喜塔喇氏，努尔哈赤为长子。努尔哈赤的父祖有多人受明廷册封，其本人亦深得明廷信任。青年时，他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马市售卖。后投明辽东守将李成梁，“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他对辽东汉区有较深了解，受汉文化一定影响。万历十一年（1583年）初，明军袭击古勒寨阿台驻地时，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皆遭误杀。努尔哈赤从朝廷得到的补偿是：三十道敕书、三十匹马以及被任命为建州都督、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同年，努尔哈赤以祖、父所遗之13副甲胄起兵，开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他打着替明廷戡乱的旗号，从攻打尼堪外兰开始，经过5年的征战，努尔哈赤相继征服建州女真5部。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率领部众去攻打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李岱驻守的兆佳城发动攻击，取胜并生擒李岱。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努尔哈赤在对苏克苏浒部、董鄂部取得胜利之后，又剑指苏克苏浒部左邻之哲陈部。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克鹅尔浑，尼堪外兰逃到明朝领地。努尔哈赤请求明边吏押还尼堪外兰，并将他处死。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建立佛阿拉城，开始成为女真人政治、军事中心。万历十六年（1588年），努尔哈赤攻克完颜（王甲）城，消灭了建州女真的最后一个部落完颜部，至此统一建州女真。六月，努尔哈赤正式颁定国政，自称“淑勒贝勒”。

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与李成梁重新建立起关系。是年9月，在李成梁的保举推荐下，明廷正式晋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龙虎将军，成为建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月，努尔哈赤开始挥师向东，攻取鸭绿江路。万历二十年（1592年）2月，日本进攻朝鲜发动“壬辰倭乱”，努尔哈赤请求明廷派他去朝鲜攻打日本。虽未获准，但他却赢得了明廷的信任。此后，努尔哈赤便以“保境安民”为由，对于不受自己节制的女真部落不停地进行讨伐和征剿。同年，努尔哈赤发妻佟佳·哈哈纳扎青去世，努尔哈赤改回原名。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本第二次入侵朝鲜的6年间，明廷不断将辽东的兵力调往朝鲜打日本，无暇顾及辽东地区的女真人。而努尔哈赤则抓住这一发展良机，采取两面政策，攻打松花江（海西江）流域的海西女真。

因为海西女真势力强大，难以迅速征服，努尔哈赤遂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正当努尔哈赤率兵东向，征讨长白山各部的时候，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布寨联合乌拉、辉发、哈达及蒙古科尔沁等九部向建州女真发动进攻。双方战于古勒山。古勒山之战中，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攻其主力，大败九部联军，阵斩布寨，生擒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从而为其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是年末，又相继征服珠舍里路和讷殷路，将长白山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597年，蒙古明安贝勒把女儿嫁给35岁的努尔哈赤，表示臣服于努尔哈赤。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连续进兵东海女真，相继征服渥集部的瑚叶路、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雅兰、乌尔古宸、木伦、西林等路，攻占渥集部东额赫库伦城。东海库尔喀部亦纷纷归附。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努尔哈赤从佛阿拉城迁都到赫图阿拉。这是他从11岁离家后，第一次以一个王者的身份重归故里。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努尔哈赤停止向明廷进贡。明封闭互市二年，使女真大量马匹无处可买，殃及人参也卖不出去，烂掉三十余万斤。为应对明廷封锁，努尔哈赤苦心研究出晒干法，使人参得以保存，价格倍增。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建州攻占乌拉城，乌拉灭亡。对外扩张的同时，努尔哈赤还筑城池、设大臣、定法律、理诉讼，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按军事组织形式，把女真人编制起来，在贵族控制下进行战争和生产活动，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巩固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是努尔哈赤为建国做准备的最后一年。他最后一次派使臣赴京朝拜，表示对明廷的忠诚，并把孔子请到辽东，兴建佛寺、道观、文庙等七大庙宇，三年后全部竣工。

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建元“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群臣上尊号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自尊为天命皇帝。帝业由清太祖开创，所以清史中尊努尔哈赤为开国皇帝。后金国是满族先人继创建渤海国、金国之后建立的第三个地方自治政权。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伐明。天命四年（1619年），明军集结全国精锐20万和朝鲜等军队，号称47万大军，向辽东发起进攻，兵分四路进军。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一带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明军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被后金全歼。自此，明朝在东北的统治开始瓦解。又灭亡叶赫，至此海西女真被统一。

努尔哈赤建国时，东海“野人”还有一些部落未被征服。天命二年（1617年），努尔哈赤派兵四百，收抚沿海及海岛诸部。天命三年（1618年），虎尔哈部首领率部众一百户来降，努尔哈赤厚予赏赐。未降各部相继来附。各部俘降人户，均被编入八旗。投附的部落，仍居原地，向后金纳贡。《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四年（1619年）的情形说：“从明国以东到海滨，朝鲜以北，蒙古以南，操女真语的诸国（部），在那年都平定了。”（《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十三）努尔哈赤征服女真诸部，得以全力来攻打明朝。

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后连下开原、铁岭。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几年间席卷辽东七十余城。同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天命七年（1622年），夺取辽西重镇广宁。紧接着后金连陷义州、锦州、大凌河等辽西四十余城堡。熊廷弼、王化贞率明军残部与数十万流民往山海关而去。天命十年（1625年）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1626年1月，努尔哈赤攻宁远城不下，转攻觉华岛并破之；同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军征蒙古内喀尔喀五部。7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前往清河汤泉疗养，后病逝，终年68岁。

主词条：皇太极新政、后金攻察哈尔蒙古之战、丙子之役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建元“天聪”，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皇太极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皇太极继续对明朝展开攻势，并联合蒙古各部，势力不断扩大。

对内，皇太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皇太极继位后颁布《满汉别居令》，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张，宣布“满汉一体毋致异同”，实行“编户为民”政策，下令将大多数汉民庄丁由庄田抽出，“分屯别居”。汉民由农奴恢复为民户，即原有封建自由民身份，从而缓解了民族矛盾，社会逐渐得到缓和、安定。一改其父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独尊地位。继而寻机削除异已，铲除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势力，使汗权得到巩固。仿明制，设内三院、六部，“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独主政务。又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

对外，皇太极兴兵攻打朝鲜。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岳托、济尔哈朗等六位贝勒，统兵三万进攻朝鲜。金兵进展迅速，连下城池，势如破竹，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入据旧都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倧签订了城下之盟。皇太极也继续实行攻打明朝的政策。天聪三年（1629年）至次年，皇太极在明朝关宁锦防线难以攻克的情况下率军从蒙古突入内地，攻打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施反间计除掉了明蓟辽督师袁崇焕。林丹汗是后金统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碍，因此，后金一方面努力争取科尔沁等部贝勒与后金联合，对付林丹汗的袭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属下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大举进攻。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次年（1635年），后金军继续进攻察哈尔余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奉母献传国玉玺归降后金。鄂尔多斯部也为后金所并。至此，漠南蒙古全部统一于后金。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崇德元年（1636年）5月，皇太极称帝且改国号“金”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尊为“宽温仁圣皇帝”。同年，派兵攻打朝鲜。崇德二年（1637年），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到盛京（沈阳）为人质，朝鲜正式臣服清朝。皇太极称帝时，黑龙江流域还有一些从事渔猎的部落，虎尔哈、瓦尔喀、索伦、达斡尔等散处在山河之间。早在天聪八年（1634年），精奇里江畔的达斡尔人巴尔达齐率部归附后金。崇德四年（1639年），清朝派索海等出征。次年，大败博木博果尔兵，攻克雅克萨城。崇德六年（1641年），又派锡特库等出兵追击，博木博果尔在奇洛台（赤塔附近）被擒。索伦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在此期间，清兵又先后征服乌札拉、尼满、阿库里等部。原来被称为东海女真的部落均归于清朝统治。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后，随即派遣使臣去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汗处议和。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车臣汗派遣卫征喇嘛等六人，从者一百五十六人到盛京，叩见皇太极。崇德三年（1638年），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均遣使来清朝贡，并规定此后每年进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只，称为“九白之贡”。漠北蒙古（外蒙古）三汗由此成为清朝的藩部。自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起，发动了松锦之战。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往援锦州祖大寿。皇太极亲自坐镇指挥。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明将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松锦之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病死，福临继位，改元“顺治”，由其叔多尔衮摄政。

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遣使向多尔衮乞师讨伐李自成。多尔衮指挥八旗兵，以吴三桂为前导，兼程入关。在山海关之战中击败大顺军，李自成退出京师。五月二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福临迁都京师。十月初一，在多尔衮率领的诸王以及满、汉大臣的劝进下，顺治帝福临在南郊天坛祭天，然后再次即皇帝位于皇极门（今太和门），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国的君主。此举标志着清王朝转化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清朝定都北京后，南下剿灭农民军。与此同时，南方的明朝遗臣相继拥立朱氏皇族建立政权，史称南明。此外还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削平群雄、统一中国成为清朝统治者的新任务。

顺治二年（1645年）初，清廷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九宫山。接着清军立刻南下江南，攻灭南明弘光政权。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五月十六日进入南京，于芜湖擒获弘光帝朱由崧，弘光政权灭亡。弘光政权被消灭后，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部进攻浙、闽。朱以海逃亡海上，鲁王政权亡。操纵隆武政权的郑芝龙秘密降清。隆武帝朱聿键逃往江西汀州，清军俘杀朱聿键，隆武政权亡，福建平定。

当清军占领北京，开始向大顺军进攻时，张献忠于当年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控制四川。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击败汉中农民军，于十一月入川。后张献忠被杀。接着，清军分兵出击，连破大西军营130余处，杀伤数万人，占领四川，大西政权亡。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转入云、贵地区继续抗清。同时，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余部与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明抗清。1652年，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的抗清军队也发动攻势，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这时孙可望同李定国之间矛盾爆发，破坏了大好形势。孙可望投清后，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由于华南反清势力较大，清帝册封吴三桂、耿仲明与尚可喜为王以镇守云南、贵州、广东与福建等地，史称“三藩”。1659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昆明，1662年，永历帝被杀，南明彻底灭亡。

清廷稳定之后，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去世，顺治帝提前亲政。为加强皇权，顺治帝废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旧例，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

1661年，康熙帝玄烨即位。康熙初年，由满族的四位大臣辅政。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擒拿擅权的大臣鳌拜，亲理朝政。因为三藩割据严重影响国家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撤藩，吴三桂起兵反清，其他二藩相继响应，最终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平定三藩之乱后，将台湾纳入版图又被提上日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随后明郑纳土归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与大陆归为一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帝命都统彭春赴爱珲，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来，再次占领雅克萨城。清军击败盘踞雅克萨的俄军，遏制了沙俄侵略的野心。1689年，清朝与沙俄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线。规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均为中国的领土。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在俄国政府的怂恿支持下，兴兵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康熙帝为确保边疆安定，三次亲征漠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大破噶尔丹，噶尔丹败归科布多，伺机而动。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同喀尔喀与内蒙古的王公们会聚于多伦诺尔，史称“多伦会盟”。此次会盟标志着喀尔喀三部归顺清朝。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再次亲征，昭莫多之战，清军击溃噶尔丹主力军队，噶尔丹兵败流窜。康熙时期，清朝将喀尔喀蒙古并入版图，为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奠定基础。

康熙帝亲政后，着手强化皇权。他一方面勤于政务，举行御门听政；另一方面，他在康熙十六年（1679年）设立南书房，“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削弱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强化了皇权。而且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康熙帝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1669年，康熙下令废除圈地令，以后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从1671年起，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并规定垦荒有成绩，据开垦多少，给予不同官职，这促进了垦荒的积极性。到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得到开辟。1685年，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有利于自耕农民。康熙还下令将明朝藩王的庄田改为“更名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即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实现了地丁合一。

康熙时期，康熙帝重视笼络汉人。康熙帝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康熙帝曾举办博学鸿儒科，并去江宁祭拜明太祖孝陵，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帝还大兴文治，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数理精蕴》《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至18世纪中叶，清朝人口也大大增加。

主词条：清世宗改革

1722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登基。康熙晚年，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为此雍正帝训谕各级文武官员，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雍正朝进行一系列政策，继续强化专制主义君主权力。完善密折制度，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密折。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雍正帝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奏笔录。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雍正帝继续执行清朝的扩张政策。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二十万人进攻西宁反清，雍正帝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讨伐，取得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为此清朝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中俄中段边界。1729年，雍正帝以傅尔丹与岳钟琪兵分两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农业生产，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乾隆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之后，人口急剧增长。雍正帝废除了贱籍，于1723年四月发出第一道“开豁为良”的谕旨。雍正帝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又令各省检查，如发现本地也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出贱为良。

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雍正帝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在“康雍乾”三代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735年八月，雍正帝去世，第四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乾隆帝执政期间，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为巩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清朝鼎盛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是在他统治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逐步落后世界的浪潮。

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调动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十四年（1749年），清军进逼莎罗奔老巢勒乌围，莎罗奔被迫乞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起，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乱，不断侵扰进犯邻近土司，清政府最终平定大小金川。1757年，乾隆帝粉碎了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的割据势力，统一天山北路。1759年，又平定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叛乱。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自从1762年起，清朝陆续派遣大批军队进驻新疆。永久驻军的官兵携带家眷，主要来自东北、河北等地的达斡尔族、满族等。这些驻军为巩固中国西北边防、开发边陲作出了贡献。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为摆脱沙俄的统治，踏上了回归祖国的征途。他们粉碎了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险，万里跋涉，终于回到故土。土尔扈特部回归，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

乾隆中期，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乾隆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乾隆帝十分重视文化，对社会上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广泛征集图书，不断颁布求书谕旨。完成了康熙下令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他又下令编成《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等。从1772年开始，清政府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经十年编成，系统地整理和保护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然而乾隆帝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藉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清政府的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文化事业也很发达。时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康乾盛世”进入了全盛时期。

乾隆朝晚期，安南阮氏对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清朝与安南之间爆发战争，最终阮惠主动向清朝请和，乾隆帝同意讲和并承认了阮惠为安南的君主。清朝还于1792年打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进犯。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认定转世灵童和批准继位的大权，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等。该章程是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文献证明。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到18世纪末，清朝鼎盛进入尾声，欧洲人出现负面评价。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现象。乾隆帝在执政中期以后，逐渐好大喜功，乾隆帝六下江南，并仿制江南园林广修园林，劳民伤财，政治日渐腐败。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导致和珅专权，贪赃枉法，严重破坏了吏治。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湘黔苗民起义爆发，至嘉庆元年（1796年）底平定。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爆发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乾隆帝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终嘉庆一朝，贪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倒更加严重。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帝被迫下诏罪已。在对外交涉中，嘉庆帝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骚扰活动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同时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从此日渐走向衰亡。

道光帝即位后，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锐意进取的精神，掌政风格日趋保守和僵化。道光帝即位之初，也颇思励精图治，振衰除弊。对漕运盐政实行改革。以海运代替河运，既解决了漕运的困难，又节省了开支。行票盐制，使两淮盐政“弊肃风清”。解除对部分矿藏开采的封禁，主张使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整顿吏治，扼制奢靡之风。特别是道光七年（1827年），清朝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此后新疆地区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同时清朝开展了严禁毒品鸦片的斗争。但列强的肆意对抗和清朝的腐败政治，使禁令形同具文，鸦片的泛滥，仍给中国造成严重危害。同时，官场中，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卖官鬻爵、贿赂成风。军队里，装备陈旧、操练不勤、营务废弛、纪律败坏。财政上，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阶级矛盾激化，民变四起，西方的势力已逐步深入，中国受到外国的侵略越来越迫近。

由于吏治的腐败，导致海关走私严重，鸦片贸易猖獗，1839年，道光帝为解决鸦片的弊端，派林则徐到贸易中心广州宣布禁烟。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朝战败，被迫求和。1842年，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西方各国迫使清政府开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并土地，使得传统农村经济受到破坏。各地乘机纷纷起事，其中华北以捻乱为主，华中华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云南杜文秀、马如龙的云南回变为主。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去世，第四子奕詝继位，年号咸丰。咸丰帝即位后，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1851年，洪秀全于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称天王。联和天地会、三合会北伐。两年后攻陷并定都江宁，改称“天京”。太平天国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与外国侵略为革命宗旨。太平天国曾建立官制，分封王爵，颁行历法，制定经济制度，制造钱币，印刷书籍等。并且发动两次西征。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后来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纷纷组织湘军与淮军抵抗太平天国。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他任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肃顺掌权后，协助咸丰帝“申国法”以治积弊，锐行诛谴。以铁腕的方式面对自乾隆末期以来的官场腐败，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严惩渎职失职，整肃官场政风。其果断处理“戊午科场案”，使得清王朝此后几十年间官场风气，特别是自乾隆后期越演越烈的贪腐风气有了很大改观。建议铸大钱以解决财政困难，削减八旗俸饷，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同时，咸丰帝罢斥了道光朝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贪位保荣、妨贤病国的穆彰阿，处决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员耆英。

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共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再次沦陷。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奕訢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俄国趁火打劫，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国北方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和财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大大加深。

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病逝，六岁的幼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咸丰帝本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最后由两宫之一的慈禧太后获得实权。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较安定的局面。1864年正月，曾国藩率领的清军攻克钟山，合围天京。7月，湘军攻破天京。东捻军于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淮军消灭。最后一支留下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于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1862年到1878年间，左宗棠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平定新疆回乱，并收回伊犁。被称为洋务派的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部分汉臣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且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期，洋务派在“自强”的旗号下，通过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开始创办军事工业。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有：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兵工厂。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生产枪炮炸药和轮船。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生产轮船，分拨海军和各省巡防缉私之用。洋务派先后共办了二十几个军事工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的湖北枪炮厂。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所有权和生产管理权完全从属于封建政府，因此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但军事工业普遍采用雇佣劳动制度，因此也具有资本主义性。70年代以后，洋务派在“求富”旗号下，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和民用有关的工业。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主要是采取“官督商办”形式，即招商投资入股，官方派人经营管理。此外还有“官办”和“官商合办”的工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鸿章筹办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以及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80年代开平矿务局还修建铁路运煤，开创了中国铁路运输事业。民用工业资金主要来自社会的投入，工厂采用雇佣劳动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所以其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由于封建官僚管理企业，他们把官场腐败的作风也带到企业中来，因此企业又具有一定的封建性。

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19世纪70年代中期，洋务派开始着手建立海军。到1885年，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具规模。以后洋务派把建设海军的重点放在北洋海军上。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编成北洋舰队，共有军舰20多艘，其中大部分是购买外国的。洋务派还建设旅顺、威海卫军港，作为北洋舰队的基地。因为办洋务事业的需要，洋务派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从中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技术人才。同时，分批派遣了近200名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国家的军事和科学技术。

洋务运动使得清朝的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到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执政的同治年间，清朝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其间清朝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成功消灭内地的民变并收复新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有相当大的改善。至19世纪80年代，清朝军队的装备和洋务运动之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

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帝死于养心殿东暖阁，年仅19岁。醇亲王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被慈禧太后选定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两宫皇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暴死。慈禧独揽大权。中法战争爆发后，慈禧以越事失机之由开去恭亲王奕訢一切差使，同时罢黜五军机大臣，安排自己的亲信进入军机处及内阁。从此，清朝廷成了慈禧太后的独家天下。

同治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都把侵略的黑手伸进中国广大边疆地区，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危机。美国早有侵占中国台湾的野心。咸丰三年（1853），美国海军舰队窜到台湾，高山族人民给予迎头痛击，打走了美国侵略军。日本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侵略台湾。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以赔偿白银50万两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英国在同治年间不断派人进入中国云南、西藏侦察。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在英国的胁迫下，派李鸿章与英国代表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廷与英国谈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锡金）的边界。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廷与英国又订立《藏印续约》，从此，英国势力侵入了西藏。西北方面，同治四年（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乘中国新疆地区纷乱之机，率军侵入喀什噶尔。面对同时发生在西北和东南的两个危机，清廷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认为应大力加强海防，但他却以“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为由，主张放弃新疆。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清廷接受了收复新疆的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清军进入新疆，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光绪四年（1878年）1月，清军最后收复和田。至此，只有伊犁地区还在沙俄侵略者手中。

1883年，清朝和法国为越南（安南）主权爆发中法战争。从1884年1月到4月，法国先后派全副武装的军舰8舰次，闯到闽、台海岸，在福州、厦门和基隆港口游弋示威。1885年，面对严峻形势，曾任广西提督的老将冯子材奉命以帮办广西军务的名义奔赴镇南关，镇南关之战取得胜利，法军仓皇逃走。随后，冯子材乘胜追击，法军占领的谅山等地被陆续夺回，法军被歼灭的有千余人。失败的消息传回法国，引起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挑起对中国侵略战争的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新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清朝失去藩属国越南，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台湾也宣布建省。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廷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省巡抚。在台湾任职期间，刘铭传修建铁路，开煤矿，创办电讯，改革邮政，发展航运事业，促进台湾贸易，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了台湾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台湾防务也日益巩固。战后，清朝设立了海军衙门。1885年，英国入侵缅甸，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抗议无效，隔年被迫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缅甸为英国所有。

此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1872年，日本强迫清朝藩国琉球改属日本，清朝拒不承认，中日交恶。1894年7月25日，日舰袭击中国船舰，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成龙须岛登陆，占荣成。随即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南帮炮台进行抄袭。30日，南帮炮台陷落。2月1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此后，日军水陆配合，攻击刘公岛和港内北洋舰队。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等先后自杀殉国。17日，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覆灭。最后以清军落败而告终。

清政府于1895年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失去藩属国朝鲜。洋务派李鸿章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也宣告自强运动最终失败。

《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光绪帝痛定思痛，他极力支持维新派变法以图强。

1898年，光绪帝与梁启超、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发动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新政在政治方面：开放言路，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在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经济方面：设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筑路采矿；全国设邮政局通邮；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设立新式学堂、译书局、报馆等。但是戊戌变法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痛恨和反对，他们准备乘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时举行政变，以废黜光绪帝。帝党得知后，企图拉拢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救护光绪帝，结果却被袁世凯出卖。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随即杀害策划维新变法的“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通缉康有为和梁启超，罢免维新官员，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变法前后只持续了103天，因此又称为“百日维新”。

1896年，清廷为联俄制日，签订《中俄密约》。列强在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此时在华北冀鲁地区爆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欲借此排外，暗中默许义和团，向十一国宣战。为保华中华南，东南各行省总督巡抚，不服从清廷对外宣战的敕命，发起东南自保，义和团事件引发西方列强的报复。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6月下旬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后，清军一再溃败。北京被联军占领，劫杀掳掠。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逃往西安，慈禧认为此祸乃义和团引起，遂颁布剿灭义和团的命令。最终义和团运动在清军与八国联军的联合剿杀下失败。1901年，清朝同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1904年，日俄两国在东北的利益冲突爆发日俄战争，进一步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清朝于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国势大坠，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种方法拯救中国，主要分成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改革路线。1901年，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立宪运动，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希望让光绪帝成为立宪君主。而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宪、建立清朝新军、废除科举、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对清廷的改革失望，他们主张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

孙文于1894年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兴中会；1904年，黄兴于长沙成立的华兴会；同年，蔡元培于上海成立光复会。1905年，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革命派联合旧有反清势力如三合会、洪门等，在华南地区发起了十次起事，并将势力渗入华中、华南的清朝新军。

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为改革方式发生争执，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廷也承诺实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代议会。在立宪派成员的请愿下，清廷宣布预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1908年11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

1911年5月，清廷组成由庆亲王奕劻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不过，该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很多转向于革命派合作。

同年5月，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廷急派新军入川镇压。10月，革命派于湖北发起武昌起义，南方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清廷任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内阁并统领清兵。袁世凯一方面于阳夏战争中向革命军施压，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形成南北议和的形势。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于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袁世凯迫使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政府，清朝灭亡。

清朝灭亡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清室成员得以继续住在紫禁城中，宫廷内尊号、待遇、年号保持不变，保留太监、侍卫、宫女，保留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依然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保持帝王气派，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国中之国，史称“逊清小朝廷”。

1917年6月，盘踞徐州的清朝将领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拥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史称丁巳复辟，但只持续12天而终。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但依旧被部分清朝遗老旧臣尊为皇帝，在北平什刹海、天津张园、静园等居住地内依然继续维持着的一个微型小朝廷，史称“后逊清小朝廷”。

主词条：清朝疆域、清朝行政区划、内地十八省、朝贡体系

1760年，平定准噶尔的清朝疆域达到极盛，东北与俄罗斯帝国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与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正北与沙俄分界萨彦岭、沙毕纳依岭、恰克图与额尔古纳河；西北与哈萨克汗国等西北藩属国分界萨彦岭、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高原；西南与印度莫卧儿帝国、尼泊尔、不丹等国分界喜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界相近，包含南坎、江心坡及缅甸北部等地；东与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与东海，与朝鲜王朝沿图们江、鸭绿江分界；清朝还领有台湾、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诸岛（时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肃等省设有土司，分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和长官司（长官为武职），与土府、土州、土县（长官为文职）。土司的长官以当地各族头人充任，可以世袭，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颁给印信，归所在地方之督抚、驻扎大臣管辖。宣慰等司的长官隶属于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隶属于吏部。雍正年间，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土司开始改行流官制，史称改土归流。光绪、宣统之际，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东部的宗也开始改土归流。

东北为清朝龙兴之地。入关后，以驻防八旗留守盛京沈阳，并严禁内地汉人出关耕种。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三个相当于行省的将军辖区：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之下设专城副都统分驻各城，并管理各城的临近地区。副都统下有总管统领各旗。在汉民聚居之处，置府、州、县、厅，如同内地。居于黑龙江、嫩江中上游的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锡伯等族，编入八旗，由布特哈总管、呼伦贝尔总管管辖。黑龙江、里江下游及库页岛的赫哲、费雅喀、库页、奇楞等渔猎部落则分设姓长、乡长，由三姓副都统管辖。1907年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为省。

清朝藩属国最多时有19个。早在皇太极、康熙时期就有朝鲜与琉球国。到乾隆时期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越南）、南掌（今老挝）、缅甸、暹罗（今泰国）、柬埔寨、兰芳共和国（今加里曼丹岛西部）以及吕宋、苏禄（于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群岛后相继消失）；南亚地区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与拉达克（归驻藏大臣管辖）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与干竺特等国。

18世纪中叶，中亚西部的政局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构，动荡的局势波及帕米尔高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在统一新疆后，再次将中原王朝的疆域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当清朝介入帕米尔地区后，在处理中亚事务时的政策取向，直接影响到中亚各国未来的命运以及该地区的政局。当时，中亚诸国的实力显然无法与清朝对抗，而清朝在西北边疆既要面对强邻俄国，又要强化蒙古的藩部地位。如何处理和卓后裔问题，消除内部的隐患，隔绝哈萨克、布鲁特各部，构建安全屏障成为清朝中亚政策的首要目标。在平准战争过程中及战后，哈萨克、布鲁特、浩罕汗国、塔什干、巴达克山等政权、部族均向清朝臣服，期望清朝的中亚政策能够惠及自身。在帕米尔以西构建郡县制、分封制等统治构想破灭后，清朝最终决定将中亚纳入藩部系统，与中亚各部族互不干涉，“永守边界”，保持睦邻友好。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议政王”与“议政大臣”集议诸事的一种议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皇帝指挥下议处军国大政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与八旗制度及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密切相联的。在清初权力很大，一旦决定事务连皇帝也不能改变，故而随着皇权的集中被逐步削弱。1791年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下谕将其撤销。

1631年，皇太极仿明制始设内三院。1644年五月初三，多尔衮进入北京后，谕“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与满官一体办事”。这样，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袭了明内阁等中央机构，原明官员也留任，与满官一体办事，中央政权机构迅速运转起来。军机处设立后，内阁的地位开始下降。

1677年，康熙帝设立南书房，起初是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1729年，雍正帝为及时处理西北军报始设军机房，1732年改称军机处。乾隆帝即位后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直至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内阁制，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内阁。由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内阁。然而，由于内阁成员中过半数为皇族或满人，又被称为“皇族内阁”。该内阁在辛亥革命后倒台，由袁世凯组成的新内阁所取代。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清朝最高执行机关，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入关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

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五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都察院。

清朝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名为都察院。都察院负责纠劾各级衙门、官吏之奸贪劣迹，条陈政治民生之得失利弊，参加九卿议奏事议，会同刑部、大理寺审办钦交大案及朝审、秋审，检查注销文书案卷和封驳事宜，以及稽察京师地方治安等事。其所属监察机构有：十五道、六科、宗室御史处、稽查内务府御史处、五城察院。其中的六科是清初仿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掌勘察官府公事。初为独立机构，至1723年始隶都察院。

主词条：科举制度、国子监、明清选官制度、博学鸿词科

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1647年，《大清律例》编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袭《明律》的内容。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并于1727年公布。但清朝最经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清廷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各种特订的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例”，维吾尔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强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

1907年修订法律馆“专以模范列强”为宗旨，制定大清新刑律草案。草案分总则、分则两编，刑种有主刑、从刑两类；并制定了有关国交、选举、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犯罪条款，确立了缓刑、假释的制度。在新刑律颁行前，修订法律馆删修大清律例，以《大清现行刑律》作为过渡，于1910年颁行。

主词条：督抚（清朝总督制度、巡抚）、提督、布政使、按察使、内地十八省、保甲制度、漕运总督、“冲繁疲难”

起初，清朝没有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与西方国家的交往，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1888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清朝“黄龙旗”）为大清国旗。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直到1911年，清政府定《巩金瓯》为正式国歌，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清前期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制是努尔哈赤在女真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旗设都统（固山额真），由中央八旗都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1650年，顺治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

从正黄、正白、镶黄上三旗的满、蒙族人中挑选组成亲军营，负责侍卫皇帝和宫廷，归领侍卫内大臣统辖。兵卫负责拱卫京师，主力有骁骑、前锋、护军、步军等营，还有选自各营、装备精良的士兵组成的健锐营、火器营、虎枪营、神机营等。

绿营兵，主要是清兵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兵种有马兵、步兵和水师。在各省者，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所统辖。

清中叶以后，又有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团练乡勇。后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各地地主团练武装迅速发展，曾国藩的湘军便应运而生。还有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等，这些地主团练武装后改编为练军与防军。

1651年，顺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设水师，此为清朝水师之始。内河防务以长江为主体，沿岸各设水师。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才有新建海军的动作。为建立船舰自制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下水。随后的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分别摧毁南洋舰队与北洋舰队，这也标志自强运动的失败。

清末新政时，袁世凯在华北组建新建陆军（即北洋军），张之洞在南方组建自强军。到清朝灭亡前夕，其陆军可以号称100万，但大概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并非所有新军均效忠清廷，部分暗中支持革命军。

主词条：清朝经济

清前期“康乾盛世”的国力强盛，主要体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取得较大幅度发展，特别是耕地面积扩大，人口增加和国库钱粮充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

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较发达。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雍正帝时期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清朝前期还多次豁免天下钱粮。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18世纪中叶，清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于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

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

清朝商业发达，集市贸易是最普遍的交易形式。城镇是商品的集散地、转运贸易的起落点和各地集市的联结点。城镇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与商业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清代的城镇市场有两种：一种是市镇集市，就是设置于市镇的集市；另一种就是城镇里的商业店铺，这是城镇里的经常性的和主要的商品市场。这一时期城镇市场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市镇集市有显著发展。市镇集市与农村集市的不同点在于，在市镇集市进行交易的，除了市镇四周的农民，主要是小商贩，其商品的购买者主要是城镇居民。这一时期市镇集市和农村集市同样有较快的发展。其次，这一时期城镇市场的繁荣还表现为商铺的行业和铺面数量的增多。各城镇所拥有的店铺行业并不相同，有的多达六七十种行业，有的只有十几种，一般多为二十几种。但总的来说，行业的数量和店铺数量日益增多是其发展趋势。如，明代山东临清城内拥有大小店铺五六百家，清朝时期到达千余家。这一时期，在某些较大的商业繁荣的城镇，还出现了一些专业街巷，甚至一街一行、一巷一行。新的商业城镇不断涌现，原有城镇的商业区不断扩大，是城镇市场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城镇市场，一般都是县级的商品市场中心，是本县各地集市的联结点和贸易中心，具有调剂本县产品余缺的功能。有些城镇市场，由于其规模较大或商品生产比较发达，或地处交通要冲，因此不仅是本县的商品市场中心，而且是一个地区的商品市场中心。有的则成为区域性市场，即一省或一个经济区的商品市场中心。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更加繁荣，在几大城市形成了区域性的商业中心。

此时，区域性市场逐渐形成。如北方的齐鲁市场中原（豫章）市场、燕北（京津）市场、潞泽市场、关中市场、辽东市场南方的岭南市场、江南市场、湖广市场、漳泉市场、江西市场，等。各个区域性市场都形成了一个或几个区域市场中心。如齐鲁市场的中心城市有济南、临清、青岛；关中市场的中心城市有西安、咸阳、南郑；中原市场的中心城市有开封洛阳、南阳等。齐鲁市场的中心城市之一临清，其商品市场既为本地居民手工业者和附近州县农民服务，也为鲁西和直隶东部部分州县服务，它是个以中转为主的商品市场。临清的粮食，每年销量达500-1000万石，是北方最大的粮食交易中心。临清又是南方棉织品、丝织品北销的中转站，西、陕西、辽东的布商从这里购货北销，山东、河南各州县布商也从这里购货，回到本地发卖，是北方最大的纺织品市场。

全国市场在清朝也已经形成。全国统一，社会基本安定，为全国市场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并为统一商业政策、统一税制、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实行提供了可靠条件。全国市场已经形成，其标志还表现在清代某些产品不仅形成了中心产地，而且这些中心产地的产品其市场已遍及全国，或者说某些商品已经有了全国市场。如明代苏州、杭州已成为丝及丝织品的生产中心，至清代，又出现了两个新的丝织业中心，即南京、广州，它们的产品遍布全国各个市场。时人称“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其产品“北溯淮泗，达汝洛，趋京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陇；西南道巴蜀，抵滇黔；南泛湖湘，越五岭，舟车四达，悉贸迁之所及耳”。而广州的丝织品，“金陵、苏杭皆不及”，人称“广丝甲于天下”。其他，如苏州、松江的布，佛山的铁器，景德镇的瓷器，台湾的糖，安徽、福建的茶等，都有了全国性的市场。三是由于区域性市场的发展，各区域性市场进一步联结起来，已形成了几个全国中心市场，即时人所谓的“四大聚”：“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除“四大聚”外，还有“天下商贾聚”的广州、南京、杭州、扬州、天津等城市。康、雍、乾三朝时期，商品生产发展，商业繁荣，商路广阔，已形成了由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组成的商业网。

同时，商业资本进入生产领域。随着商业的发展，形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

高利贷典当业的发展：康、雍、乾三朝时期，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业十分活跃。其计息方法，有以年计的，有月计的有以日计的而以月计者为名数。利息多为月息三分、五分，即借一两银子，月息三分或五分。虽有低于三分者，但很少，有的高达九分，还有加一（10%）加二（20%）加三（30%）者。据不完全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共有7355家当铺乾隆十八年（1753年）猛增至18308家，增加了将近一倍半。其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反映了这一时期高利贷典当业的发展相当迅速。还有一种特殊的高利贷，即清廷的生息银两，由国库拨出一定数量的银两交内务府或各镇、各省营运，以获得的利息解决低层官员的经济困难等。这种生息银两始于康熙朝，至乾隆朝则逐步收缩，嘉庆年间再度活跃，直至鸦片战争后仍然存在。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亲自批准借给两淮盐商100万银两年息为10%。雍正元年（1723年）拨出90万银两生息，月息“按一分生息”。这种生息银两与民间的高利贷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利息稍低一些而已。其月息为一分至三分不等，以一分、二分为多数。清廷将生息银两投放市场，扩大了高利贷资金和高利贷市场，推动了高利贷业的发展。

印局、钱庄和账局的出现：随着高利贷业的发展，一种专门经营高利贷的信用组织——印局出现了。约在明天启年间，北京已有关于印局的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两江地区已出现专放高利贷的组织印局。清代中期以后，各主要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印局。其利息较一般高利贷要高，多在月息三分至六分。明代晚期，白银与铜钱并用，因而出现了经营兑换业务的信用组织，开始是摆摊，称钱桌或钱摊，后来出现以门面经营，称钱庄、钱铺兑店。到清代，钱庄的职能逐渐扩大，除兑换业务外，还经营放债与存款钱庄盛行于江南，以汉口、上海为中心，绍兴帮的势力最强。与钱庄职能似的信用组织北方称之为“账局”。第一个账局是山西商人王廷荣出资金千万两在张家口开设的“祥发永”。山西商人在北京、张家口经营的账局最多，仅北京城鸦片战争前就有百余家账局，本银在一千数百万两。账局的借款对象，一为工商店铺，二为印局、典铺、钱铺，三为官吏和蒙古贵族。它为工商业融通资本，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票号的出现：虽然明代民间已有“会票”即汇票一类流通，但经营汇兑业务的信用组织票号的出现是在清代。由于票号多掌握在山西商人手里，因此又称“山西票号”。山西票号的分号，分布在全国90多个城镇，有400多庄，当时号称“汇通天下”。在银行出现以前，“全恃此以为汇兑”。票号的利息，存款一般为月息三至四厘，放款为月息七至八厘，较低的为五厘，较高的为一分。其服务对象为钱庄、当铺和一般的工商业者，并对清廷提供信用，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从票号资金来源、服务对象及其职能来看，基本上仍属于封建主义的生息资本，但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长途贩运和大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推动了全国性市场的出现，也为近代银行的出现，从人才、管理制度和经验的积累方面，提供了条件。

清朝货币大体上采银两与铜钱并用的银铜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贸易发达，白银大量从国外输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前，由于英国将大量鸦片销入中国，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铜钱才能换取白银。由于白银是百姓纳税的固定货币，这带动了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经济。使得曾经于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53年咸丰帝又发行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稳定清朝经济。

主词条：丁银、固定丁银、摊丁入亩、废除匠籍、养廉银、耗羡归公、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出旗为民

至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赋役制度，尽管屡经调整，但由于积弊已久，仍十分繁杂而混乱。康熙五十一年（1712），决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2462万余丁，丁银335万余两为定额，以后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银。雍正元年（1723）直隶总督李维钧请求将丁银摊入田粮中征收，得到朝廷的允许。以雍正元年逐步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赋税不均的情况，有利于调动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乾隆帝更是多次大规模地蠲免田赋和漕粮，以及各省的积欠，并于乾隆十年、三十五年（1770）、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1777）五次下令，分三年轮免各省的额赋和钱粮一年。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蠲免赋税的政策，尽管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所采取的缓和矛盾的措施，但相对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来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使他们得以安心于生产而免遭颠沛流离之苦。

平定三藩后，地丁银年收入二千六百万至二千八百余万两，留存地方支用约八百三十余万两外，再加其他收入，一年财政收入近三千万两。由于财政收入税制的确立和各项税法的日趋完善，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户部库存也日益充裕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及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增至七千八百万两，清朝的财政收入以进入最佳的鼎盛时期。（也有说法认为1777年接近8200万两，是为有清一代的最高纪录）嘉庆初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成为清朝财政的转折点。1804年平定白莲教之后，清朝又迎来了和平时期。在接下来的16年间，内地和边疆均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令人讶异的是，户部盈余量并没有因此发生反弹，在本周期的大部分年份，盈余量一直维持在2000—3000万两之间。

但是，一旦朝廷用兵边陲或平定内乱，军费急剧增加，其现金储备会大幅下降。但历次边陲用兵并未导致清政府提高田赋税率或新设捐税以增加国库收入。

主词条：更名田、一田二主

主词条：清朝文化

主词条：清代小说、《红楼梦》

清朝小说是中国古代创作和传播的高峰时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绿园的《歧路灯》和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吴敬梓（1701—1754）是清代小说家和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儒林外史》是我国著名古典长篇小说。全书以整个封建社会为批判对象，以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为中心，通过对他们生活和心灵的描绘与剖析，勾画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众生相。

此外还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邦额的《夜谭随录》、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志怪鬼神小说。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

清朝末期，谴责小说的登场，给这个时期的小说增添了光彩。代表作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谴责小说进一点扩大了题材的范围，描写以官场为主，而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清代小说中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形象，展示了社会生活的万千气象。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匡超人、马二先生等。和明代小说比较起来，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更接近于生活，缩短了和读者的距离。

主词条：清代诗、清词

清诗是唐宋之后又一个重要时期，流派纷呈，诗学主张也多样，有其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是富有反抗精神的。最著名的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称“江左三大家”。生活于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张问陶，他的七言律绝，佳句络绎。张问陶也好谈“性灵”，赞成袁枚论诗主张，可以算是“性灵派”的诗人，张问陶与袁枚、赵翼并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被成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产生于戊戌变法前后，其代表有黄遵宪的诗，其余如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

清词号称“中兴”，仅顺康两朝，词人就达到2500多人、词作60000余首，远超前面任何一个朝代，尤其是相较于词学衰微的元、明两代。到了康熙时期，清词第一次展示了其骄人的创作成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在唐五代、两宋词外别立一坛。出现王士禛、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厉鹗、纳兰性德等重要词人。朱彝尊、陈维崧和纳兰性德，他们在整个词史上的地位虽评价各异，褒贬不一，但其康熙词坛大家”的地位，几无人撼动，尤其是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其“学南宋，尚醇雅”的理论，引领有清一代词坛创作风气之先。清词进入鼎盛时期。清末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并称“晚清四词人”。综观清词的显著成就，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作者多；第二，立论高；第三，功夫细。

主词条：长生殿、桃花扇

中国戏曲发展至清代乾隆年间，地方戏似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蓬勃发展。昆腔经过魏良辅，李玉等剧作家的改进，执剧坛牛耳者已明显归于昆曲大宗。经过“花雅之争”，雅部昆曲最终衰落下来。

京剧之名始见于1876年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系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而成。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

清初定鼎燕京后的清廷承袭明制，设立教坊作为承应清宫朝会和宴享音乐的机构，在形式上把汉族传统的清乐也用作清宫筵宴侑食的音乐。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在音乐上把满族民间跳蟒式的习俗作为民族传统保持下来，这种满族的民间歌舞发展成为清宫燕乐中最重要的筵宴乐舞，从而使清宫燕乐具有鲜明的满族色彩。清宫燕乐由清乐、队舞乐、蒙古乐、瓦尔喀部乐、朝鲜国俳乐、回部乐、番子乐、廓尔喀部乐、缅甸国乐和安南国乐十个乐部构成。在表演场合的用乐性质上，清宫燕乐的十个乐部又可分为典礼性和表演性两部分。清初宫廷中依然有使用一些女乐进行表演，清代宫廷内正式不再有女乐表演是在乾隆年间。女乐在宫廷中演奏三弦、二弦、筝、琵琶、提琴、 胡拨、押琴、八角鼓、札板、云锣等乐器。清廷始仿明宫廷的太平清乐乐队，设立了清乐乐队，后教坊更名为和声署，清乐的演奏由和声署负责。清代宫廷宴会最常出现三种舞蹈，庆隆舞、世德舞和德胜舞。世德舞是宴宗室用的，德胜舞主要用于凯旋筵宴。大宴用庆隆舞，又分表现皇帝武功的扬烈舞和文治的喜起舞两部。南音说唱在清代中叶已形成，唱词为七言韵文，唱腔分为“本腔”、“扬州腔”和“梅花腔”，并依不同的唱腔采用和流布区域而有“地水南音”等的分支与别称。清代乾隆年间，广州的歌妓在文人墨客的帮助下，在木鱼歌、龙舟歌的基础上，吸收了潮帮唱的潮曲及扬州帮唱的南词，逐渐形成新的曲种。清末的天津时调主要在船夫、搬运工人、手工业者、人力车夫中传唱，后来经过文人和歌妓们的改编革新，形成了时调。

主词条：桐城派

清代的画坛由文人画占主导地位，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更多画家追求笔墨情趣，在艺术形式上翻新出奇，并涌现出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清初朱耷、石涛的山水花鸟画，中期的“扬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吴昌硕的仕女花鸟画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均对后人有很大影响。

主词条：明清篆刻

清代金石学盛行，以及历代金石文物的大量出土，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些文物和古代文字的搜集、研究、著述和流播，因而扩大了篆刻家的视野。清代篆刻流派之多也为前所未有，代表人物有：赵之谦、吴昌硕、厉良玉、齐白石等。

主词条：考据学、乾嘉学派

在学术上，清朝时期最兴盛的是考据学。考据学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考证方法大同小异。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又前进一步。

主词条：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颜元、曾国藩

主词条：西学东渐、海国图志、资政新篇

主词条：章学诚、续三通、清三通、明史

在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对古史的考订、补撰以及金石史料的搜集蔚成风气，出现各种史学著作。惠栋有《后汉书补注》24卷；钱大昕有《两汉书辨疑》40卷、《三国志辨疑》3卷、《后汉书补表》8卷、《补续汉书艺文志》2卷、《嘉定金石文字记》4卷；梁玉绳有《史记志疑》36卷；崔述有《考信录》一书；杭世骏有《史记考证》《三国志补注》《补晋书传赞》《北齐书疏证》《经史质疑》等；谢启昆有《西魏书》24卷；沈钦韩有《左传补注》12卷、《左氏地理补注》12卷、《两汉书疏证》74卷等；雷学淇有《考定竹书纪年》14卷；洪亮吉有《四史发伏》12卷、《三国疆域志》2卷、《东晋疆域志》4卷、《十六国疆域志》16卷、《西夏国志》16卷等；毕沅组织编撰《续资治通鉴》等。史学考订、补辑工作，是对中国历代史书的一次全面清理和总结，为后人治史开拓了道路，最有成就者当推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人。王鸣盛除《十七史商榷》外另有《蛾术编》，属以考证为主的学术著作，以论经义、史地、小学为主，旁及制度、名物、人物、文字、诗文、碑刻等，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说地》《说制》《说人》《说物》四类38卷尤为精辟；钱大昕除《廿二史考异》外还参与过《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等官书的纂修。对于史学之又一贡献是在元史学，有《元史氏族表》3卷、《元史艺文志》4卷，他有志于重修一部元史，已成《元史稿》100卷，不幸散佚；赵翼除《廿二史劄记》外尚有《皇朝武功纪盛》4卷、《陔余丛考》43卷、《詹曝杂记》6卷。

在官修本朝史和边疆底定的形势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研究撰写本朝史和边疆史的学者，他们的学术成就对晚清学术风气有重要影响。赵翼的《皇朝武功纪盛》，即以纪事本末的体裁，记述了圣祖、高宗两朝平定三藩平定朔漠，平定准噶尔及平定缅甸、两金川台湾、廓尔喀等重大史事，颇有史料价值；蒋良骐以供奉史馆之便，编写《东华录》32卷，记清代前期五帝六朝史事，取材以实录、题本为主，因其成书在清廷修改实录之前，故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原始资料；陆耀辑撰有《皇朝藩部要略》18卷《西域释地》1卷《西陲要略》4卷及《新疆识略》等；徐松博极群书，因事戍伊犁，“自出关以来，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有所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写成《西域水道记》5卷。以上既为清朝的当代史，又与边疆的巩固与开发有关，由此形成史学研究注重当代史和边疆史的特点。

在史学理论方面，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贡献。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其学说要点：一是将史籍分为“著述”和“比类”两部分。他说：“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所谓著述，即指自成一家的独断之学；所谓比类，即指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纂辑。基于这种见解，他赞成著述成家，提倡撰写通史二是标举“史意”，提倡“史德”。所谓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图和宗旨，所谓史德，即在刘知几史学“三长’（才、学、识）理论基础上，再倡“史德”之说。三是史学总体观念。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这是将不同的史籍视为相互联系的总体来看待，统称为“史”。正是在这种总体观的指导下，他特别重视州县方志的编纂，因而导在州县建立志科，为修国史积累资料。其次是修志实践。章学诚未入过国史馆，其一生的修史实践主要是在地方志的纂修上，经他纂修的有《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在修志活动中章学诚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如志乃史体，应国史所取材，重视史表的作用，史书应该有图，方志应该立“三书”之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以解决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等等。这是他在修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还高扬“六经皆史”之说，不趋从于考据学风，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主词条：清代文字狱

清初和中期，统治者屡兴文字狱。柳诒征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清朝诸例文字狱中，有名的有康熙时期的南山案、雍正时期的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等。

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中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有《钦定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其中大型综合性农书《钦定授时通考》，是1737年由乾隆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

主词条：王锡阐、梅文鼎、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

主词条：靳辅、于成龙、陈潢

主词条：畅春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颐和园、布达拉宫、雍和宫、清东陵、清西陵、样式雷

清朝皇帝热爱修建园林，数三山五园最为著名。北京西郊的圆明园也是十分奢华，圆明园拥有150多座精美的宫殿、台阁、宝塔等建筑。前后经历一百五十余年，耗费白银约二亿两。改建之外，除在紧东邻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并入了万春园。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嘉庆对绮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文物被劫掠。

清朝末年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了坡度，降低了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京张铁路是中国人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修成的。

通过《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可以看出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这一过程，既让满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同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同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华”最大化，做出了贡献。中国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发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回应等事实，既彰显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这两份首尾呼应的历史性文献，构成了嗣后中国政府表达国家主权和领土诉求的主要法理依据。

作为统治族群和八旗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满人尤其被视为国家根本、朝廷柱石。满洲将士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后平三藩、灭回部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故终清一代，“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根本”）是清朝的既定国策。清朝时期，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享有一下几类特权：

首崇满洲政策和给旗人寄养的特权，使满人的风俗从骑射民族的勤俭朴实变为奢华糜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首崇满洲”之国策也随之寿终正寝。

科举优待

清政府尊崇儒学，按历代汉族王朝传统开设科举，从中选拔士人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另外科举考试中还制定了满不点元、旗人不列鼎甲等防止旗人参加科举考试与汉人竞争的优待政策，在此政策下，终清一朝，除开朝满汉分榜时期有两位满人状元外，状元这一最高殊荣全部给了汉人。

重用汉官

清朝为夺取和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除起用范文程等人外，在入关过程中先后招降了前明汉族重臣还有洪承畴，将领吴三桂、李成栋、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后因其叛乱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个主要的藩王，被称为平三藩。带兵收复台湾的施琅也是汉族前明军官。

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甲午战争后清廷实行新式练军，亦以汉族官兵为主。其中如袁世凯、留学普鲁士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冯国璋、留学日本的王士珍，和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并成为后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剃发易服

满族在关外已然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对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

清兵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一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后才剪辫。

清朝对内蒙古实行特殊管理。一方面以联姻来笼络蒙古各部首领，以宗室女外嫁各部首领及其子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分而治之的“扎萨克制”，亦即盟旗制度。

按照这种制度，原蒙古各部称为盟，是内蒙古地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旗设旗长，即“札萨克”，为世袭之职位。旗下设佐、什，受旗长管制。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清廷中央直接任命。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当时主要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对清廷中央负责，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

清朝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其奴隶主们统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为清廷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维护了蒙古地区安定局面。

清朝对西藏管辖的举措是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

清朝初年，五世达赖来京朝贺，顺治帝隆重接待并正式册封他为“达赖喇嘛”；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以册印；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1727年，雍正帝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乾隆年间。清廷陆续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的平等地位，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清廷在西藏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

清朝还设置了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此乃清王朝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并承担赋役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但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

康雍乾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

清代是历史上回族反抗统治者最频繁的一个朝代，回民起义“从清朝初年继续到它的覆灭的那一天，方告停止”。回族人反抗清朝，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清朝推行歧视回族的法律法规，是引发回族起而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政府对穆斯林，由歧视而压迫，清律上有若干条文，对穆斯林之犯罪者，特别加重处罪。”“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回族）的严厉的法律，使得回族人在一些情况下所受处罚比同类案件中的汉族人要重得多”。

清廷一方面“回人久隶编，即与百姓元异”，“回岂非民乎”针对普通百姓的法律均可适用于回族，另一方面又诬称“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办理不足示惩”。实际生活中，官府欺压回民的事屡见不鲜，一些汉族士大夫也颇有感慨，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只要是争讼斗殴，无论曲直，都是抑压回民。

主词条：理藩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

主词条：西学东渐、东学西渐、中国礼仪之争、鸦片贸易

主词条：雅克萨之战、《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东北军民抗击沙俄入侵之战、外东北

主词条：朝鲜王朝、江户时代、贡榜王朝、锁国令

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很多，它反映了清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首先是元旦的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是元旦，又称元日、新年。新年元旦的庆祝活动一般要持续数日，清人的记载多为“交贺三日”、“三五日乃止”、“自元日至上元无虚日”之类的语言。大致来说，初一至初五是新年元旦的高潮。元旦风俗丰富多采，是大型的综合性节日。上元节往往要持续数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从十四日到十六日，欢庆三天，南方的时间要长些，一般是四五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也有些贫瘠地区，只是一两天。清明与端午清代的清明节是一个较大的节日，全国普遍举行。此外，清代还有填仓、龙头、春社、文昌会、花朝、三月“上巳”、浴佛、天贶、重阳等重要岁时节日。

宗族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受到朝廷欢迎。宗族为更好地行使权力，管好族人，往往请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则批准祠规，承认祠堂族长的审判权、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过清朝并不是予以宗族法规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处死族人问题上，乾隆帝认为是“乡曲之累”，采取反对态度。清代的宗族，多修有族谱，族谱又称家谱、家乘、宗谱等。雍正朝以后，清朝在聚族而居的福建、广东、江西等省曾大规模地推行族正制。

清代的学校与科举，大体上沿用了明代的制度，内容上有所损益，措施上更为周密。清代由政府管辖的学校，共有两级，即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指京师的国子监，包括附属于国子监的算学、八旗官学。另外，还有中央政府为皇室贵族设立的宗学、觉罗学等。地方官学主要指府、州、县学，这些学校只有规模大小的区分，而无程度等级的差异。除此而外，社会上还有书院、社学、私塾等，这些虽不包括在正规的学校制度内，但在培养人才、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代时期，服饰皆以满族的旗装为主，旗装外轮廓成长方形，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其造型完整严谨，形象庄严肃穆。

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末，已达到三亿以上，道光时突破四亿。

主词条：清朝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