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清朝的鼎盛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

康乾盛世或称康雍乾盛世，康乾之治。关于康乾盛世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帝也宣称：“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此外，除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此有专门论述之外，当时官员使用“盛世”一词也较多，如：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全境后，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帝：“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

“盛世”、“全盛”等词汇经常在清朝臣民之口出现，并在乾隆时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盛世”意识。“康乾盛世”的这种历史记忆逐渐成形，也被文人学士广泛接受，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20世纪以前，对康乾时代的评价主要是在这种传统的变易史观下展开的。首先是康熙、乾隆等皇帝对盛世这种政治局面的追求和标榜。到乾隆时期，财富积累，军功强大，特别是以平准战争的胜利、统一天山南北为标志，清朝强盛一面展现得更加充分，盛世一词也更是经常被皇帝、大臣们反复提起，“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现 在巴达克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效，捧檄前驱，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很容易被盈庭称颂，广为流传，成为一种统一的政治话语。盛世意识由此逐渐形成。这个时期形成了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学派，他们对嘉道时期国家衰落迹象非常担忧，把康乾时代当做改革时代颓势的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洪亮吉曾说：“我国家膺图百年，僻地三万，东西视日，过无雷咸镜之方；南北建斗，逾黎母呼孙之外。广于唐汉，远过殷周。”又如龚自珍，虽然一再批判清朝的腐朽和衰落，但对康乾时期强盛与富足不乏赞美，“惟时纯庙久临御，宇宙瑰富如成康。”较早使用“康乾盛世”一词的是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同时代的清史专家萧一山却对康雍乾三朝赞誉有加。康乾盛世因为在乾隆帝时期走向顶峰，亦有人称为乾隆盛世。

1644年，明朝灭亡后，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兵占领了北京，取代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开始。随后，清军南下，削平南明诸政权、农民军、三藩等势力，逐步统一全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玄烨继位，年号康熙。康熙帝即位时，经过明末政治腐败、农民战争及清军入关的统一战争，黄河流域，大江南北，农业生产及社会生活都遭到严重破坏。顺治朝时，一边进行战争。边恢复生产。至大规模战争结束，而农业生产还远未恢复因此，全面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的正常生活，是一项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国内形势如此，外患已悄悄降临到中国的大门前，甚至已侵入内地。当年清军入关之时，凶恶的沙俄殖民军已入侵到中国的黑龙江沿岸。到处建立起军事据点，屠杀和掠夺东北边通各民族。在南方.西方殖民强盗纷至沓来，如葡萄牙、荷兰等捷足先登，侵占澳门等地。还有西班牙、英法等西方殖民者正向东南沿海地区渗透。

清初，历经大乱之后，招募流亡或敢失的农民归农、开垦土地，是恢复经济的首要任务。康熙初年，朝廷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农业生产上来，严令各省全面推行垦荒政策，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农业生产，使之尽快得到发展。康熙元年（1662年），四辅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指令，要求从次年开始，各省荒地在5年内全部开垦，到规定期限进行清查如发现省内荒地尚多，自总督、巡抚以下官员分别给予处分。辅政大臣的目的，是通过行政手段，督促各省大小官员把垦荒列为当务之急，期于5年内大见成效。因为各省情况不一，又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如云贵两省是受战争残破的重灾区，允许该省垦荒不立年限。起科年限，一般都以3年为期个别地区还可放宽，如河南南阳府和汝州等地区，定为5年后起科。各地开垦荒地多少，随时上报户部，记录在案。

康熙亲政后就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康熙五十年（1711年），清廷下诏永不加丁税即人口税，只收田租，但有人说此举只是恢复明朝旧制。康熙还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引进外来农作物，使得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在六次南巡期间，康熙考察民情习俗，亲自监督河工。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到乾隆年间平定新疆，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仅次于元。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史称“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达到历史顶峰。康熙时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

在中央，清初还保留辅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康熙设立南书房，实际上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雍正时设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也是“跪受笔录”。乾隆时期直接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三代帝王更是充分利用秘密访查、秘折上奏等方式以秘治秘、秘密治理力求最大限度的加强社会控制。

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康乾时期的政治制度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且没有出现地方督抚叛乱的情况，即便是遭受列强侵略，国家并无分裂，可以看出康乾时期制定的政治制度是成效的。

后金时期，缴获明朝的大批枪炮弹药武装军队，统治者还命令归顺的汉军官兵“准备”一定数量的火炮，以加强攻坚力量，并演练出新的战法，到了皇太极时，命令军队建造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帝有感于火器的威力巨大，遂正式成立火器营。设鸟枪护军参领16人，鸟枪骁骑参领24人，分别作为统领官。在清军与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的战役中，清军就是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噶尔丹的“驼城”战术而取得重大胜利的。随行的传教士张诚有以下记载：“每个火枪手营地前，放着八门火炮，我们曾带到尼布楚去的炮也是这种，其中有两门较大的野战炮，从外表看，做工精细，上面还镀有金色；还有两门小型臼炮，共计有六十四门小型野战炮，八门壮观的中型炮和八门迫击炮。”

康乾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最高的年份达到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余万两。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长。1682年财政收入为3110万两，1685年为3123万两，1724年达到3092.6万两，1791年达到4359万两；此外，国库存银也在不断增加，1673年存银2136万两，1691年激增到3185万两，1791年增至4737万两，1725年增至4000万两，1730年增至6218万两，1763年增至4706万两，1777年达到8182万两。

大规模蠲免钱粮，康熙、乾隆两朝曾五次全免全国农业钱粮近3亿两白银。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

明末清初时人类处于小冰期并受到太阳活动的影响，全球粮食作物产量普遍减少，有些地区甚至“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但是由于明代徐光启引进的新大陆高产作物甘薯的广泛种植，农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证，这段时间也成为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

而以后，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 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

随着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粮食产量也大幅度提高。康乾时期粮食总产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从1665年的1163.7亿市斤增加至1795年的2576亿市斤，其中18世纪增速尤为明显，粮食总产量实现了翻番。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稻谷和小麦产量变化特点相同，17世纪缓慢增长而18世纪有所回落。人均粮食产量从1665年的1183斤/人增加至1700年的1245斤/人，但18世纪则有所下降，从1700年的1245斤/人下降至1795年的867斤/人；人均稻谷和小麦产量从1665年的794斤/人增加至1700年的835斤/人，但从1700年的835斤/人下降至1795年的582斤/人。这主要是18世纪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因此人均粮食产量反而呈现回落趋势。

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

清朝粮食产量比明朝万历时期增长了一倍之多，全国粮食产量则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于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为10：1。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中后期，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江西景德镇在清代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朝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康熙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清朝跟日本、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马尼拉以及欧洲也有贸易来往。甚至中国还做转手生意，把从欧洲进口的布匹出口转销日本。在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中国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

清朝统治者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济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实际上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 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清帝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 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乾隆时期鸿讲学术，然而他的开博学鸿词科不过粉饰太平，由于限制过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词科。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

清初的文人学者，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的文士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摹写山水为主。

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

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

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戏剧最明显特征是“花、雅之争”。所谓“花部”。也称为“乱弹”，是当时人们对各种地方戏剧的概括性称谓。所谓“雅部”，就是指以昆曲形式演出的传奇和杂剧。昆曲在明嘉靖年间到清康欧末年一直是戏剧舞台的主流，占据着统治地位，到了乾隆朝，这种戏剧由于仅为封建贵族和宫廷服务，因而日益脱离现实，远离广大的人民群众，以至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与是曲衰落相对应，花部却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质朴爽朗的音乐和表演，简明易晓的唱词和宾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并且在民间艺人的栽培下，终于在乾隆末叶以后逐渐走向与雅部并驾齐驱:正如有人指出:“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随着雅部即昆曲的衰落，文人的传奇和杂剧创作也趋近尾声，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作家有蒋士铨和杨潮观。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还将许多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于是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康乾盛世时期绘画也大发展，人物画的成就也最为突出。同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扬州，掀起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形成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对近现代的花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乾时期，清政府对天文学有相当程度的重视，从顺治到乾隆期间命传教士制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仪器如赤道经纬、黄道经纬、简平仪等，同时有相关天文学术著作出现，亦改善和编制了较为先进的历法。

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也从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国传播，康熙年间的学者戴震就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传教士南怀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绍各种工程技术的作品外，亦著有《验气图说》和《形性理推》等对中国的物理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并在一定程度下让一些学者启迪进而研究光学，例如在康熙年间写有《镜史》一书的孙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纪前期写有《镜镜詅痴》的郑复光；在对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学者、匠师和科学家如黄履庄、黄履、孙玄球等对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制，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了中国的物理实验和机械制造的发展。

康熙年间有不少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如张诚和白晋等向中国传授西方医学，并且被容许在入职朝廷、建立试验室传授解剖学知识。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用满文翻译人体解剖学方面的著作并名之为《钦定格体全录》，巴多明和白晋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译出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著作，并且在北京传播相关知识。西方传入的医学知识和理论亦引起了中国医学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刘献廷研究过人物图说等西方医学著作，乾隆年间著有《医林改错》的医学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视解剖学：“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清初蒙古分四大部。其中准噶尔汗国与沙俄友好，其可汗噶尔丹灭领叶尔羌汗国与青海和硕特，又占领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时期首先派萨布素于雅克萨战役驱除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队，与沙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以确立东北疆界并获得沙俄的中立。接着于1690年至1697年间乌兰布通之战与三征噶尔丹使噶尔丹战死，创立多伦会盟以保护喀尔喀蒙古，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

雍正时期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29年雍正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钟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

乾隆时期西北准噶尔诸子争位。乾隆帝乘机于1755年派降将阿睦尔撒纳为引导，以定北将军班第率军平定准噶尔，攻下伊犁。而后阿睦尔撒纳想要成为新准噶尔之主，由于没有获得乾隆帝支持而叛变。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后于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准噶尔亡，其族惨遭灭绝。然而在天山南路，脱离准噶尔统治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称大小和卓之乱。其领袖布拉尼敦与霍集占占据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意图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轻军渡沙漠围攻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反被包围于黑水营。隔年清将富德率军解围，兆惠与富德最终攻灭大小和卓，并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各国成为藩属国。

青藏地区的和硕特汗国协助黄教达赖五世击败红教统一全藏，之后分裂成青海与西藏和硕特。达赖六世时，藏区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结嘉错管理，他联合准噶尔对抗西藏和硕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杀桑结嘉错并废除达赖六世。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杀拉藏汗，并且占领拉萨。清军与准军多次交战，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达赖七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

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钟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占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

乾隆末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国两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与海兰察领兵入藏，平定廓尔喀，不丹与哲孟雄（今锡金）亦为藩属国，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

雍正时期，雍正帝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

乾隆初年派张广泗平定贵州苗民之乱，随后清军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县）动乱，史称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间发生大金川之战，清军于此吃尽苦头。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大小金川的诺木与僧桑格均叛，清将温福战死，阿桂历经多次作战，直到1776年方平定。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克山、爱乌罕（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乾隆时期对周边小国不断扩张，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宗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王。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帝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好处，于是于1685年颁布了《展海令》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一政策致使去长崎的唐船骤增三、四倍以上。同年，日本政府则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勒令运回货物。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不得不驶回中国，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者自行减少。

日本人翻译了康熙《圣谕》，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康熙的训渝《十六条》，以《圣渝广训》书名刊行，1788年并附以雍正对十六条训渝的敷衍释文於书后再次出版。称该训渝“实为万世不易的金言”，对雍正亦称为“希世仁君”。

康熙时期组织两次雅克萨之战，驱逐沙俄侵略军，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来华学习中国文化。俄罗斯人主要想学喇嘛教经典，因为在沙俄新拓展的东方领土上，很多民众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人来华，还想学习满汉文字，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对于俄国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并将这些留学生安置在国子监中，派专人教他们。由于这种方式学期不长，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定期派人来中国学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国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作为交换，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

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双方在恰克图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俄罗斯派4名传教士到北京传播东正教，并派6名学生来华学习满、汉语言，每10年轮换一届，俄罗斯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开始正规起来。雍正帝对这些远道而来的留学生十分重视，不仅将他们安置在北京东江米巷（后改名东交民巷）的“俄罗斯馆”内，还在教育上设立专门的满族助教来教育他们。当时的满洲助教是胡什图汉，汉族助教是陈宪祖，二人专门负责俄国官生的教学事务。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每月给俄国留学生银钱、米和日常生活器物，甚至在其学成归国之际发放路费。自此之后，在150年里，沙俄一共派了14批传教士团、共155人次的僧俗人员，其中除了神职人员外，还有医生、画师、植物学家、天文学家和专职留学生，共60多人。

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朝勘察了东北边境多条河流的河源，抑制了沙俄在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侵扰野心；而且在蒙古地区和西北新疆地区抑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因为俄国窝藏中方罪犯加上俄人在边境抢劫，乾隆曾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清朝对俄国进行了贸易制裁，外禁皮毛输入，内禁茶叶输出，使俄国至少损失了五百万卢布。

康熙帝还派间谍出访蒙古、中亚，收集各国情报，回国呈报，书中甚至很清楚记录了大北方战争和查理十二的事迹。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FernándezNavarrete）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尽管在康熙晚年发生过《南山集》案，但对反清思想，康熙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少著作例如僧函可的《千山诗集》、顾炎武“违碍之处触目皆是”的《顾炎武诗文集》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都陆续结集出版，同为晚明清初著名学者以及在其著作《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中激烈批判清朝统治者的黄宗羲，在康熙时代也逐渐称清朝为“国朝”和清朝的统治为“王道”，晚年的黄宗羲一改“太平有策莫轻题”之初衷，书中称清朝为“圣朝”、“国朝”，称康熙帝为“圣天子”，称清军为“王师”，甚或一改《明夷待访录》之用中性干支纪年而采用清朝正朔。以至有学者指出，进入康熙年间，江南大部分儒士态度逐渐转变，放弃了反清斗争并且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正如周学军在《明清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一文中，经过对江南知识分子对清态度变化的分析，从而指出到康熙朝以后，江南“大部分儒士则逐渐放弃了反清斗争，转而承认统治的合法性，民族斗争渐趋回归社会批判运动。

康乾时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导致巨大的人口压力，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更趋严峻。当时人们通过围湖造田和为围河造田，来开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害，毁塘、填沟、截河、占用河道造田、与水争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这不仅摧毁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设施，而且酿成了更大的生态灾难。还有因为种植方式的问题，正在引发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导致了乾隆年间出现大范围的江河湖堰淤塞。当时清人汪士铎也感慨到环境破坏带来的灾害。东南沿海一带，本就是地少人多，在人口剧增之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更趋严峻，开始重新走上明朝末期的发展老路。在富庶的江南平原地区，如杭嘉湖一带，也已经是生态崩溃。

康熙年间，黄河十年九灾，黄水所到之处，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当时的徐州籍状元李蟠写了一首《流民叹》。老百姓是“卖儿博一饱，欲食那得食?最苦是生离，死别亦顷刻。山东礼仪乡，宁死不为贼。青齐九点烟，忽化为鬼国!”而当官的呢：“百万发金钱，千艏资稼穑。司牧者谁子?充囊营货殖!”对此极不公平的现象，李蟠大声责问道：“谁实秉国钧?毋乃民之螣!”

康乾盛世对于上层社会生活来说是豪奢。而对底层的人民来说则是普遍贫困。当时的中国官员对于吃饭十分奢侈，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许多道荤菜，而大众则是吃糠咽菜。

马戛尔尼来访中国时，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

清史专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并对周思源作出了反驳，指出“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都是专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就不会有什么‘盛世’。”；亦指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认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同时指出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时间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在当时农业技术并无显著提高的水平下，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复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进了。这是广大农民的努力，也离不开清政府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励和默许移民等政策的结果。

在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在西方人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法国传教士乔治·安森在《耶稣会环球旅行记》中说：“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经济最富裕的国家，中国皇帝之崇高、官员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个欧洲人（刚到中国）会立刻感叹中国丝绸、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资丰沛，这些商品并不比在欧洲能买到的同类商品贵，但却是世界上能见到的色泽最为华美、做工最为考究的商品了。”

俄国传教士JohnBil在《从圣彼得堡到亚洲的旅行》中评价说：“除了保障生活温饱的必需品外，中国人也会有大量的生活结余，特别是水果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过于繁杂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中国还有大量的金矿、银矿、铜矿、铅矿以及铁矿。中国人比欧洲人更看重银的价值，银被看作与金等价，所以金有很好的出口优势。”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推崇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并盛赞乾隆皇帝。

18世纪，朝鲜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中国北方市集一片繁荣景象，因此在返回朝鲜后发起“北学中国”的运动。朝鲜使臣金昌业曾评价康熙年间：“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蔡济恭则认为：“问一世俱享六纪治平，而乾隆比康熙尤盛焉。即位之时，已为二十五岁，且即位回甲之年，传位于储嗣者，求之往牒，亦未之见也。”

民国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曾评价康乾盛世说：“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业，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喜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之规模，却种衰弱之肇因。”

李强、徐康宁、魏巍：康乾时期不足还表现 在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对康乾盛世褒贬不一，学者们对当时的人口问题、物价持续上涨、闭关自守、限制工商业发展、蔑视科学技术等均持有否定意见。

清初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

魏来朋《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马戛尔尼：“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马戛尔尼来中国以后，对中国各地进行观光游览，记录下来大量笔记。通过这些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以及人民生活。在觐见乾隆的路上，他发现沿路的小镇使得自己仿佛回到了英国的疆土之中。可见，当地或许不富裕，但也并不贫穷。而且，马戞尔尼在这里，夸奖了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很有素质。在江南，马戛尔尼还游览了扬州、杭州、常州等城市。使他感觉到扬州商业繁荣；杭州人民富裕；而常州虽然不如从前那么富裕了，但依然是一个很有情调的江南小城。马戛尔尼还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同时马戛尔尼也指出当时社会的混乱与不稳定，例如贫穷、饥荒、弃婴和民变、兵祸等，都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鲁迅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如“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易中天：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

陈明远：现 在对康乾盛世吹捧过头，实则不如明朝。“康乾”时期的社会比明代大大倒退。

马勇：康乾盛世只是政府的盛世。

许倬云：其实所谓盛世只是败坏的开始。这三个皇帝统治的时期已经将中国的资源挥霍净尽；清朝这一个看上去很兴旺的大帝国，其实有一半以上的岁月，是走向衰退，而不是稳定地维持一个大国的声威。

张宏杰：乾隆盛世是传统中国的巅峰，但光鲜的外表却掩盖不了内在的腐烂。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培养出来的民众只能做“奴隶”，自私、麻木、冷漠、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屈服于皇权淫威的官员们用贪腐侵蚀着帝国的肌体；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打断了士人的脊骨，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能站起来。

孔飞力：康乾盛世的表象下有着深刻危机，例如“人口压力”就是在康乾时代留下的。

王泛森：康乾时期的文化高压“使得人们不敢往容易触罪的方向去从事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而且无时不刻地在检讨自己，造成了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篡的现象”。

朱鸿：文字狱更是中国图书的噩梦。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时为维护清朝的统治，所进行的大量删减、篡改，是对图书进行的最大迫害。

佩雷菲特：在马戛尔尼看来，表象之下，衰败、贫困、闭锁、愚昧的现状随处可见。

杨师群：康乾盛世本质是没有前途的繁荣；中国的自娱自乐。

洪振快：康乾盛世中国人均GDP其实不高。

张鸣：康乾盛世，是个皇帝大于天的时代。满人的牛气皇帝，霸道得紧，把汉人士大夫有修齐治平之志，给拦腰斩断。